暗夜行路《陈明忠回忆录》整理后记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生命经验中来？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一九八七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陈桑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二〇一一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 ……这些笑话都极其生动，无论当年总督府宣扬的模范村，还是赞助“台湾独立”论述、貌似学术化的“日据时代日语的普及是台湾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都得在笑声中遁形。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 小学操场旁边的雨豆树。当年陈明忠和同学在这棵树下练习相扑，拿了冈山地区比赛第一名。如今，该树已被列为“高雄县特定纪念树木三十六号”。（李娜提供）

陈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一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一九二〇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揭露殖民地现实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也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都提到了他们的村庄之“偏远”，赖丁旺的楠西村近山，不若台南市区以及海边或平原上的村庄，有地利有交易。陈桑自觉于殖民记忆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那是否只有城市或经济较好的乡村，以及地主阶层，才会对殖民时代有好感呢？

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三十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八～十四岁儿童百分之七十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进入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维持了所谓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据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一九三七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

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一九四五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 陈明忠，高雄中学二年级，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从雨豆树下走出的陈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

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体系，以及以儒家为底的道德伦理规训，完成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管控，却与日据时代的殖民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连贯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脑中有个‘警备总部’”。之后反体制运动和“解严”，也不曾动摇从日据时代确立的“知礼守法”和现代化价值。或也因此，虽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经验来建构“我族”的认同政治，不那么有效了，却不妨碍它以“多元文化”的名义，转为从官方到民间通吃的温情怀旧，或曰“殖民地乡愁”，如大热的《海角七号》里的日台之恋，如建成文物景点的金瓜石日本员工宿舍；也不妨碍国民党一样郑重其事地纪念乌山头水库和八田与一，不妨碍文化界热衷“跳舞时代”的各种“现代化初体验”。

从学界的戴国辉、许介麟到陈桑，都曾用了各种资料和譬喻来破解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神话，“小偷为了偷东西带了梯子来，离开时带不走，我们就该感谢他带来梯子吗？”但人们在意的似乎并非小偷的正义与否，而是这个梯子是否符合当下的审美。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日本殖民、国共内战、两岸分断 ……或者没那么要紧，只要“尊重多元记忆”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那么沿着殖民史观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对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思。我想陈桑可以略宽心的是，也有许多为社会变革投身乡镇、社区等具体实践的年轻人，“蓝绿”魔咒不能再捆绑他们，殖民地经验也得以被更清醒、有历史感地对待。

几次访谈之间，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陈桑在一个信封上默了一首诗给我看：

ふるさとは遠きにありて思ふもの

そして悲しくうたふもの

（所谓故乡，是唱着悲伤的歌、从远方想念的地方 ……）

“家没了，地没了，母亲走了 ……小时候的同学，这些年也一个个都走掉了。十几岁就离开家，故乡就一直是远远想着才有。回去，什么都没有。但五甲尾是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回忆即便有着强烈的现实战斗指向，也仍是个感性的力气活，不时让他陷入唏嘘激动。他也从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记，他记得许多日语诗与歌谣，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台中农学院的日本老师对他的影响；日语，更是他日后阅读马克思理论、获得中国大陆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样一种既有立场又坦然开放的殖民时代回忆，对于大陆理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和两岸文化差异，当大有帮助。大陆人多有“台湾人有日本情结”的印象—热衷于报道台湾政党斗争的媒体与有功焉—也同样难于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想到这里，如果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能拍成电影，不会逊于《稻草人》或《海角七号》的有趣有味，一定会引发两岸，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的兴趣吧。

二、坐牢算什么

二〇一三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了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铭文中写着：“一九四九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一千五百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一千一百余人。”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公开这段历史。有杂志报道：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中共鲜有的在“隐蔽的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惨史”指的是台湾一九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它当然不是“阴差阳错”地被开启的。“白色恐怖”之于大陆人，还不如被蓝绿政治捆绑的“二二八”更熟悉。陈桑说，大陆曾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说：“我是红的。”听者吓了一跳。

▲ 一九九七年陈明忠夫妇宴邀刚卸任“法务部长”回政治大学任教的马英九，感谢他当年协助安排保外就医。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少被提及，因为反共意识形态并非改变，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于“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一九九〇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合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