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作为记录历史瞬间的载体，摄影往往蕴含更大的信息量和更强的表达力。今天，破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在华摄影作品选。1938年，时任第三国际特工的大卫·柯鲁克被派往中国上海，不意这竟成为了柯鲁克与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羁绊一生的开始。柯鲁克的摄影技术或许并不精湛，单调的黑白两色也让人略感乏味，但值得回味的却是当时劳苦大众的炎凉百态，以及摄影者的那颗赤子之心。本文选自王烁、高初主编的《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一书，获编者授权破土转载图文，以飨读者。
（图片来源：pixabay）
1947年，柯鲁克夫妇从英国利物浦登上驶向中国的轮船时，谁也没预想要在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他们的计划是18 个月：大卫·柯鲁克希望通过报道当时中国解放区的生活成为一名记者，而伊莎白·柯鲁克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师从雷蒙德·福斯（Raymond Firth）念人类学博士，此次中国考察结束后将继续学业。
大卫·柯鲁克与伊莎白·柯鲁克，1948 年
此前，两人曾热烈地讨论要“回”中国，只是苦于负担不起旅费：中国对他们而言，早已并非仅存于一般西方人想象中的神秘而闭塞的土地，等待着两个未曾谋面的高鼻梁深眼窝。早在1938年，服务于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大卫正在西班牙执行特工任务，一天，他被召唤至平日接头的地方，然后被护送上一辆等在街对面的豪华轿车。轿车在黑夜的掩护下兜着圈子，轿车内两个身材魁梧的俄国人问他，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类似的特工工作？如果他家里经济困难，会有每月15英镑的特别津贴。大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倒不是因为钱，而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长征、延安的窑洞、毛泽东、朱德、飞夺泸定桥的二十多名英雄……这一切，在年轻的大卫的想象中不断上演，他要亲见这些神奇。
1938年的一个炎热夏日，怀揣十先令的大卫从上海登岸，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十先令，是大卫买好船票后为自己旅程所做的预算，一到上海，他就发现，这个预算将他抛入了破产的境地。幸好，甲板上的中国通告诉他在上海，肤色与信用之间的秘密：白人不付现金，只打白条，月底一批白条送到你面前时再结清。同时，薪水也由肤色、国籍、种族决定。大卫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文学教师，薪资金字塔的顶端是英国人、西欧人、北美人，南欧人次之，然后是白俄人，再然后是欧亚混血，最后，金字塔的底端，中国人。
圣约翰大学的文学教师是他的对外身份，他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一名托派记者。一边做着精神高度紧张的特工工作，一边享受着教书的乐趣和校园生活的便利，监视、教书、拍照，大卫与上海充分交融，也不断磨合。圣约翰大学里的学生不少来自富裕家庭，养尊处优。曾经有一位学生运动员贪恋校园里的种种快乐，迟迟不毕业。学期快结束时，这位学生拜访了大卫，临走时慷慨地送给老师一条真丝领带。大卫以前从未遇见这种情况，于是礼貌地表示感谢，认真地批改试卷，毫不留情地给了不及格。上海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一面让大卫感到愉悦，同时为普通民众的贫穷、乞丐的悲惨境遇、女性所受的压抑、以及这座城市的腐败、势利、种族不平等而震惊。
大卫·柯鲁克早年军装照
多年后，大卫回忆在上海度过的两年时光，最先跳入脑海的不是他的特工工作，而是他在这里接触到的人：不光是为了推进监视工作而不得不结识的人，还有出于个人兴趣和政治倾向而结识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政治动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方来，因为我年轻，渴望新的经历。”
特工特有的敏锐目光、工作需要及个人兴趣使大卫在上海期间留下了几百张照片。这些照片里有衣着光鲜的富人、学生，有即使在当年也已相当华美的外滩和充满了市井气息的街道，街上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和事：将一串串牙齿挂在自己摊位上当作商标的街头牙医，在其中可以花钱请到不同风格女艺人作陪的剧院，阳光下沉思的乞丐，供市民借阅的书报摊……而最多的拍摄对象，是一个个“苦力”，拉黄包车的苦力、当搬运工的苦力、苦力在吃饭、苦力在等活儿、苦力收工后在洗脚……大卫当年给照片写的说明中出现最多的词是coolie（苦力），也会有这样简洁、克制但充满同情的描述：“干着本应由汽车完成的活儿的男人们。”
1940年夏，与自己所属的特工组织失去联系后，大卫盼望看到上海这座“孤岛”之外的真正的中国，于是找了一份当时已迁往成都的南京大学教师的工作，前往抗战的大后方。在那里，决心献身革命，之前从未考虑过婚姻的大卫遇到了后来的妻子伊莎白。
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
上海
1938—1940
上海城市警察对从码头上岸的工人进行搜身，检查是否携带鸦片或武器——这个时期，针对日本人、中国伪政府官员、重庆代表的刺杀。
扛大米的码头工人
以人代车
拉着孩子们的黄包车
农村妇女正向代人写信的人口述生活近况，以寄给她在城里的亲戚。
街头卖面条（类似于通心粉）的摊贩。
街头医生
卖糖的男孩
卖草药的人展示自己的货物并与客人讨价还价。
挑蟹肉和龙虾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