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地区自从印度次大陆于1947年分裂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之后就一直争议不断。印度凭借军事占领，单方面制造的协议书以及拒不遵守印度对克什米尔人自决公投的承诺来宣示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主权。 印度军队一直使用武力手段占领克什米尔地区, 并且在长期与巴基斯坦支持的当地反叛武装作战的同时它们也镇压当地的示威行动，杀死无数的平民并且以武装（特殊力量）力量法案为幌子折磨审讯被怀疑为是武装分子的人。在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中（也许也正因为这段历史）， “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四处炫耀的勋章。全印度学生会（Akhil Bharatiya Vidyrathi Parishad ［ABVP］），作为民族义勇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的学生分支，和这种类似的事情一直有瓜葛。义勇团是印度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它一直与人民党站在一起并且为后者提供群众基础 （莫迪正是通过义勇团进入政治场域的）。当然，全印度学生会也因为2014年大选人民党的获胜以及莫迪对全印度学生会具有侵略性的撑印度反穆斯林的行为的许可（有时是明示，有时是默许）而越发大胆起来。 一群ABVP的积极分子认为诗朗诵活动冒犯了他们，然后他们把参与者包围了起来对着参与者大呼包括“印度母亲在召唤你们；准备好迎接子弹和头破血流 ” 在内的口号。作为回应，据称参与诗朗诵的学生回敬道 “粉碎印度！” 就在这个关头，尼赫鲁大学学生会主席Kanhaiya Kumar到达现场并试图平息双方。ABVP则将德里警察局的警察叫到了现场。人民党很迅速地用“使用反民族的口号”一项来指责尼赫鲁大学的左翼学生。在民族主义者的眼中，尼赫鲁大学一直是被低估的共产主义堡垒。尼赫鲁大学的学生会一直由印度多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学生分支主导。德里警察局（其负责人和人民党之间的交情众人皆知）迅速的建立了一份名单锁定学生积极分子。然而名单上的人似乎不全是参加诗朗诵活动的人；很多在名单上的人是平时在政治领域就很活跃的学生。 Kanhaiya Kumar是第一个被捕的人。政府引用了一项殖民时期英国人用来指控甘地的法律，指控Kumar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很明显羁押Kumar的证据是经过加工的，有人用一段爱国主义者经营的电台上的改造过视频的视频作为证据指控Kumar。那段视频里面被人事后加上了一段音轨，里面能听到有人喊‘巴基斯坦万岁’——但是据其他报道，诗朗诵活动现场从未有人喊过这个口号。 在他们对尼赫鲁大学学生的迫害中，人民党获得了媒体的广泛支持。后者不断地在公共平台上播放加工过的视频以激起狂热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在媒体开始针对经常在校园里发表煽动性言论的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Umar Khalid之后，整个状况变得非常糟糕。仅仅因为Umar Khalid这个名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Khalid在媒体报道中被塑造成一个圣战分子并捏造出他与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 污名化不仅来自于媒体，还来自于最高政府。这就解释了《印度》刊出的第一个头条: Rajnath Singh是印度内务部长，莫迪最亲近的盟友之一。他与RSS的联系以及他的极端言论都非常出名。针对尼赫鲁大学的镇压行动，他说道： “如果有人祭出反印度的口号和质疑民族团结稳定，这些人将不会得到宽恕。” Singh 同时宣称尼赫鲁大学的活动受到了Hafiz Saeed的支持。Saeed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宗教领袖，与虔诚军（LeT）有联系。虔诚军是一个在印度制造多起袭击事件的武装组织。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最后竟然是来自一个洋葱新闻式的推特账号发的帖子。当然，遵循人民党一贯狡辩的方式，尽管证据已被证伪，Singh还是拒绝收回他的言论。 关于公平正义的闹剧继续上演。当Kumar被带到德里最高法院进行保释听证时，在法庭外Kumar被一群右翼律师殴打，而德里警察只是站在一边看。律师们的攻击对象还包括前来报道这一事件真相的记者。在律师们的队伍中，有记者的镜头捕捉到了律师团中的人民党成员O.P Sharma攻击示威者的一幕。几天后，Kumar再一次遭到殴打，这一次就在法庭里面。门口的警察对于那名带深色墨镜的暴徒的进入羁押Kumar的房间的行为完全视而不见。对于Kumar的保释请求，法院一再推迟直到两周后才同意临时保释，前提条件是Kumar不再从事‘反民族’的行为。 保释协定本身听起来就像一个慷慨激昂的隐喻和超级民族主义情调的结合体。协定以引用一段宝莱坞的爱国歌曲开头，然后指出尼赫鲁大学的学生正被某种感染所折磨而这种感染需要在蔓延为瘟疫之前被治愈。另外两名尼大的学生现在还在监狱中。与此同时，藏在暴徒行为背后的律师和政客们依旧公开地宣扬他们的古怪理念以及在德里街头行走。因公众舆论的压力，有几个律师被逮捕，但是很快得到了保释。 镇压的背景 多数国内外媒体都在关注尼赫鲁大学事件的细节（谁喊了什么口号？什么时候保释？），但是细节实际上比起整个镇压行动的背景来说无足轻重。经济动荡是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系列的学生运动触及了人民党的政治构想。有两个事件为之后的尼赫鲁大学镇压埋下了伏笔。第一个事件是“占领UGC（管理公立大学奖学金发放的大学奖金委员会）”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尼赫鲁大学学生团体的支持。 2015年10月20号，UGC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宣布将终止发放奖学金。很多人指出这一举动应该与即将在内罗毕举行的WTO会议有关系。 印度一直在致力于通过将高等教育置于WTO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框架下将高等教育带入国际市场。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再区别对待国内国外教育机构。 通过削减国家公共大学研究生的经费，政府可以在服贸协定生效后也削减国际学校学生的奖学金。这是印度这个声称是民族主义的政府另一项将国内重要领域割让给国际市场的举动。 学生们以不同程度的抗议来回应这一削减，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次是对UCG办公室的物理占领行动。尽管很多抗议活动都由与主流左翼政党有联系的尼赫鲁大学学生领导，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抗议行动将德里和德里之外的许多学校的学生串联在了一起。许多平行的组织受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启发而聚在一起。对于这样的行动，德里警方以高压水炮和警棍应对，但是许多运动成功地挺过了警方的攻击。然而因为12月份的内罗毕WTO谈判的结果，运动的成效未被外界知晓。有一些发生在尼赫鲁大学镇压之前的事件更加悲剧： 1月17号，Rohith Vemula，一名活跃在贱民政治抗争中的博士生，因为不堪右翼团体、学校行政部门以及政客几个月以来的连续迫害而自杀。 “贱民”（达利特人）一词因为阿姆贝伽尔博士而被经常使用，它指的是印度种姓制度中“不可触及”的阶层。阿姆贝伽尔是一名令人起敬的反对种姓主义者和印度宪法起草人。Vemula曾经是共产主义学生组织的成员，但是对于这些组织对种姓问题的忽视而感到失望。之后他加入了中海得拉巴中央大学（HCU）的阿姆贝伽尔学生联合会（ASA）。ASA在组织对Yakub Memon就义纪念日活动时与人民党发生冲突。Memon在1993年被印度政府指控参与孟买爆炸事件。同Afzal Guru的案子一样， Memon的审讯和宣判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甚至一些印度情报官员都质疑整个审判结果的公正性。 由人民党支持的全印度学生会则开始对阿姆贝伽尔学生联合会进行持续的骚扰，骚扰在人民党高层Bandaru Dattatreya（时任劳工部长）指责教育部长是“种姓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之后达到高潮。教育部长则把责任推到海德拉巴大学行政阶层头上，后者之后把学生赶出宿舍并且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对于一群致力于挑战当下和作为历史遗产的社会排斥，这一制度性的打压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讽喻。Vemula在这之后选择自杀。他留下了一纸心酸但是尖锐的遗书。其中一段写到：“一个人的价值被化简到了最简单机械的身份和最有限的可能性上。被化简到一张选票，一个数字和一个物件上。但是他／她从来没有被当作一种思想意识对待过。“ 团结对抗民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德拉巴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两起事件中，麻烦总是始于人们开始质疑政治犯死刑被用来调动和酝酿公众的反伊斯兰情绪。在这两起事件中，这种质疑正合全印度学生会的胃口——他们可以以这个借口动用背后的政治关系打击“冒犯”他们的异议学生。 海德拉巴大学发生的事情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全印度学生会对贱民学生的攻击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印度民族主义的许诺的错误理解上。右翼印度团体一直在尝试通过兜售一个单一的印度作为多数族裔主导的身份认同以引导贱民阶层与穆斯林对抗。当然，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种姓主义，印度民族主义者只允许贱民阶层在团体内攀升到特定的地位，他们当然不会质疑种姓体制本身。 正如很多学者和活动家指出，印度民族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激进的贱民运动。贱民运动通过不断批判印度教思想来要求废除种姓制度。 贱民运动和左翼团体之间关系的历史也并不是一团和气。包括Vemula在内的许多贱民运动活动家，一直在批判左翼团体机械地用阶级分析来替代对种姓的关注以及高种姓对左翼团体的垄断把持。当然，许多左翼，特别是主流以外的左翼团体是同意这样的批判的。 最近海德拉巴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学生联合起来也许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一名被学校停课的海德拉巴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尼赫鲁大学学生的一个集会时强调了右翼对两所学校学生的镇压中的相似性。 德里，2月23日，许多尼赫鲁大学的学生同海德拉巴大学学生以及贱民运动积极分子一起抗议Vemula所遭受的不公以及要求法律上废除学校里的种姓歧视。在尼赫鲁大学校园内的一个运动演讲中，Umar Khalid引用了Vemula的遗言。Khalid说Vemula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穆斯林，是媒体故意标签化他的身份，而学生应该团结一致避免Vemula的悲剧再发生。这只是当下诸多团结的一个体现。在尼赫鲁大学的校志指出，在尼赫鲁事件发生的同时，德里以南的一家本田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也发动了罢工。这场激进的劳工运动是德里以南所谓的“劳工平稳”地带的最新一起罢工。一些罢工工人来到了尼赫鲁大学校园内参加抗议活动向学生讲述他们的罢工消息，表达了工人对于学生的支持以及加强学生工人联系的必要性。 当然，这个建立更广泛的团结的过程只是一个开端，现实中有很多信号显示要完成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在左翼内部，一些人认为主流的政党过于关注学生会主席Kanhaiya Kurma，并且采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来应对右翼的攻击，而不是想办法更全面地保护包括Umar Khlaid这样的参与者在内的防御机制。同时，一些贱民运动活动家感觉运动重心不应该被放在尼赫鲁大学并且左翼修正反种姓制度斗争的历史将会重演。 在街头上，镇压还在继续。2月24号，德里警方拘留了超过一百名参加纪念Rohith Vemula的烛光守夜的群众。结果Vemula的母亲也在被捕的人当中。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在警方的另一起对异议者进行镇压的行动中，一些在尼赫鲁大学事件中对于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记者也被讯问。 印度现在情况的恶化甚至引起了纽约时报专栏的关注。在2月23日的评论文章中，专栏编辑部表达出担忧“冲突 …或许会进一步使得议会的经济改革停滞”。 这里的“改革”更多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激起印度更广泛的反抗的休克疗法。但是似乎纽约时报把情况本末倒置了。在现实中，正是莫迪的经济平台的失效才激起了各种“危险的矛盾冲突”。 也许很多人现在只希望这种 “改良” 不要进一步 “前进”。但是真正的希望在于先进的社会力量更进一步的团结并且能够对抗莫迪的经济计划和他的反动的宗教民族主义。 这段时间确实是印度的恐怖时期，但是它里面仍然泛着希望之光。学生，社会主义者，工人，穆斯林和贱民都在承受着打击。但是他们认识到了互相的共通境遇并且一起开展反抗行动。印度的命运也许取决于这些运动中所产生的力量。 文章来源：Jacobin，翻译：无联，校对：伊丽傻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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