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来时路”——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建成的 ...

五、改革困境与对异化社会的解释权——精英们对异化社会的想象力

　　改革改到社会的中上层成员的头上之时，出现了“杀不出血路”的僵局，中上层社会成员有能力拒绝彻底的雇佣化地位，同时借机要求利润分红权，这肯定是设计师们所没有想到的。

　　至今为止，在高校和医院，无法实现对员工搞彻底的雇佣化，在国有银行中间也只是对一线员工搞了买断工龄和新进员工搞了劳务派遣制，其中上层职员却得到了分享利润的权力。不得不说，这样的结果，是捣毁了社会主义的同时，却建不成恰当的资本主义。这种状况，给人的异化观感，是双倍的，困境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中间的许多中上层成员，带着毛时代的成员资格记忆，在资本主义改革期间趁机“勒索到了”利润分红的权力。

　　一个在政府任职的亲戚曾经开玩笑说：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是改革收益最大的群体，同时，却是骂政府骂共产党最凶的群体，从毛泽东骂到邓小平。这个玩笑背后有真实的一面：在邓小平时代得到分红权的精英们，早已不认同毛时代的制度，但却无法把今天自身收入进行价值观方面的合法化;这群人不认同毛时代可以讲出经济上的道理，但不认同与邓时代却没有这样的道理可讲。冒险做一个类比的话：这大概与那位嫌车厢不够挤的司机差不多，对不合理利润的合法化需要一个李代桃僵的计谋——以给共产党拉仇恨的方式来转嫁乘客的怨气。邓小平1989年曾经对知识精英政治上的不认同，表达过强烈的不满，说十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言下之意很清楚：给了你们这么多的好处，却没有收获到政治上的认同作为回报，老邓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在学界之外，中国特色的改革到今天，资本家群体的崛起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现象。中国本土最强大的资本家群体兴起，实力雄厚同时也最具有政治抱负的资本家群体，不是产业资本，而是以房地产资本家群体为代表的投机金融资本的壮大，他们不仅改写了经济面貌，还大部分地改写了政治面貌。这一部分资本，近乎与一切社会群体都有矛盾，最为有趣和吸引人们长期围观的是：投机资本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任志强的大炮名声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在世界历史上，投机资本是没有祖国的，与此相对应，他们也不需要任何性质和程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房地产资本的兴起，追溯起来，应该算是1993年朱镕基“分税制改革”的非预期后果，此后，地方政府的财源主要锁定房地产相关产业，一切地方政府都有足够的冲动，把级差地租炒高并通过房地产转化为货币，与地产商和银行一起，共同瓜分级差地租的货币化收益。由此，在中国新生了一个房地产三头同盟：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这个三头同盟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中等阶级的经济感受：有房还是无房是一个中产阶级经济是否宽裕的决定性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居民的经济分层，与家庭的房产拥有状况呈现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有大炮之称的任志强，长期坚持房产应该大涨的预测或者主张，这是公然与中产阶级的居住成本感受直接对立，任志强的房价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投机资本的社会责任感高低的一种标志：老子永远不需要在乎你，这是连最基本的公共关系学都不想要了。地产商作为最强大的资本家群体，他们如何认识自己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利害关系，有着非同一般程度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人们自身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经济感受如何，与产业资本的兴起和壮大确有关系，但最主要的经济感受——你感到自己富裕还是贫穷——则是房地产资本规定的。又由于城市中产阶级比一般拥有更大份额的发言权，因此，这一群人的感受，在社会舆论中间会相应地被放大很多。

　　由于高价房地产不受政策调控的顽强上涨，结果，对社会财富有着强大的再分配功能——吸干大批中产阶级去支持少数暴富群体，把很多奋斗不已的小资白领上层挡在社会上层的门槛之外。朱镕基曾经想要做大做强中产阶级，结果，这一设想直接地被房地产三头同盟所葬送。而做大中产阶级的政策，很大一部分是以增加底层社会的开支数目为代价的：依托各种福利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有很多学者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很稳定，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迫切的需要是要建设一个橄榄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国的高价房地产直接葬送了这个前景，前述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倒丁字形”结构，还是“土字型”结构，都比“金字塔型”结构更为恶劣，更不要奢谈所谓橄榄型社会了，李强教授本人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紧张和较为严重的冲突。特色中国的阶级结构特点是中产阶级的最小化，这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成功人士比率，加大了候补中产阶级人士的不满意程度;同时，暴富群体对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不认同程度是很高的(如同任大炮自居“推墙党”所为)，结果，在社会的中上层共同合成了一种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质疑情绪。换句话说，中国民间对于美式民主的呼唤和对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质疑，大多数不是出于理性的分析，而是承载着政治上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在社会的最上层——如地产商任志强那里——体现的是投机资本与执政地位的不相容，在社会的中层则联系着哪怕万分努力都找不到出路的经济挫败感。

　　孔夫子有言：“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如果老百姓没有出路，统治阶级的地位就很难稳固了。因此，不管是穷困的农业时代，还是工业化业已完成的富裕时期，给多数人提供过得去的出路，都是绝对必须的。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感到没有出路，政治合法性是无法稳定地建立起来的，因此，社会的真实矛盾不管是来自经济基础方面，还是来自上层建筑方面，都会方便地迅速被引导到“仇恨”的政治学方面。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在合法性不足的时期，一切社会矛盾无论其来何自，都很易于获得一个政治性的不满意指向。经济上感到毫无出路的人数过多，在认识上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政治学的解释权和异化表达方式，这其实就是特色中国的状况——一切经济剥夺和矛盾都会获得其合适的政治表达方式。地产商任志强的推墙言论，还能够得到许多白领阶层“房奴”们的认同，这是有着理论和认识方面的逻辑理由的。

　　在学界和资本家这两大精英群体之外，政府官员的重要性毋庸低估。爱说话的官员们，往往影响要大一些，今天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就教会了人们很多东西。楼继伟坚持了“向底线竞争”的方略——始终认为应该尽可能压低底层社会成员的工资成本，他作为政府官员，竟然公开宣称劳动法对劳动者保护过多。更有甚者，对于医疗产业化的改革中间，所出现的利润最大化带来的医保经费“无底洞”，楼继伟部长开出的药方是——要求底层社会成员承担更多的开支数目——甚至公开发文要退休人员缴纳医保。楼继伟部长的看问题方式，深刻地体现了改革僵局——无法剥夺医疗产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和从业人员分红权的情况下，只能够在增加民众开支方面想办法，他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对社会中上层成员的利润分红权说三道四——这似乎是无法得罪的群体，但是他知道医保经费是怎样都填不满“利润最大化”的“欲壑”的，底层可以随便得罪而不至于有什么恶果。聪明的楼部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执政智慧：谁能够得罪、谁不能够得罪，问题在于：如果底层社会成员具有无限的支付能力，那就不成问题了，楼部长的建议不失为一种有落实可能的设想。楼部长一边痛批劳动法，要求降低工资成本为利润让路;一边指望增加底层社会成员的开支数目，作为政府官员希望底层社会成员收入进一步降低的情况下还继续增加其开支，楼部长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公布这两个主张，这就使得他能够很好地充当坏人，并代表政府去担负起“收集全社会怨恨于一身”的使命。

　　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讨论历史资本主义时，用了几个这样几个鲜明有趣的题目：“万物商品化”“积累政治学”“作为鸦片的真理”，去分别梳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过程、政治特点和意识形态特征。在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中间，作为鸦片的真理是怎么样地经过理论变形，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体现的是中国精英阶层对于异化社会的期待和想象力。在第一阶段，异化的理论支撑主要是经济学承担的。就老田自己的系统学习过的经济学而言，中学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合理的剖析。等到改革一开始，于光远等人1979年就开始单独而片面地强调按劳分配和唯生产力论。按照某半文盲高官的说法，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样在政策宣传上就落实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了朱镕基进行国企改革的时候，就采取“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从于光远开始，马克思主义经经济学就开始了一种异化和变形，生产力或者资本积累获得了最优先的强调，到了朱镕基手上，已经公然出现了工资要为利润让路的政策呼吁和理论取向，如今楼继伟部长最关心的还是工资如何挤压了利润，要坚持从前一段“向底线竞争”的成功经验。所有这些，据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不得不让人感叹：马克思真的是这么说的么?真说了这些么?

　　中国特色的鸦片式真理，其主要特点曾经被毛老人家准确地预言过——“修正主义”——不断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符合其辩护需要。三十年来的事实证明，那种认定强化官员权力最终能够逼迫老百姓多干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展生产力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官员手上集中的权力却日益增加了，这个趋势在文革期间曾经被预言过。文革期间，小学语文课本还曾经有过这样的课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老人家和当时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倒是：小资白领的大多数今天也感到自己受剥夺而毫无出路;也就是说，今天的竞争性社会体制，把社会排斥的界限，大大提高到原先人们的预测之上了。

　　不得不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已经不堪重负了，为此，在经济学之外的另外一种解释权，日益流行起来，这是异化社会发展起来的第二种解释权，这种解释权倾向于把一切社会不公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联系起来做因果解释，说中国的而一切问题都在于政体的不民主。这样的说法有人愿意生产出来，本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很多人也愿意接受(也许契合了社会成员中间普遍存在的政治不认同情绪)。这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现象：就像是市场上受欢迎的商品一样，销路越好的商品，产量也越大。结果，我们就在自己这么短暂的阅读生涯中间，在充分地亲历了经济学的全盘异化之后，又看到政治学的再一次全盘异化。这样的政治学异化过程，似乎受到许多个方面的追捧和证成，在任大炮那里是体现了投机资本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矛盾，在楼继伟那里则体现官员们的理性选择——能够得罪谁和不能够得罪谁，在蕲春县那个特别执着于超载的司机那里是为非法利润找一个仇恨对象以减轻来自乘客的怨气和压力。自上而下，似乎都有热心人能够在这个政治学的异化过程中间找到足以赞成的理由。

　　不得不说，中国自由派人士公认的祖师爷——胡适，很多话还是很有点道理的，他说：真理是一张到处可以兑现的支票，今天，新型的鸦片式真理变成了对美式民主的无上褒扬，并据此对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做出诊断。这样一种可以兑现的支票，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间能够兑现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政治不认同的广泛存在，很多人乐意听到说谁谁的坏话。就这样，现实有一种广泛存在的情绪，结果却支持了一种到处都流行的意识形态学术。观察这样的情绪及其运行过程，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这不，刚刚有精英人士在官媒发文章说：我们草民都是社会坏风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在网络上就迅速地被向前推演了一大步，形成一个可乐的结论：这届政府还可以，但是，这届人民不太行。

　　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变形，大都来源于明智的精英们的理论创新，也许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知道要什么，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多么高明，能够超越芸芸众生的想象力去建设新理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拥有舆论优势和主导权，所以可以予取予求，从而在全社会推销一种可能最有利增进他们自身优势的经济和政治想象力。

　　两种理论异化特点，都有作为鸦片式真理的特色，虽然不能够真个治病，但起码可以麻醉神经、缓解痛苦。这对于那些缺乏主导权的草根来说，不管是政治学的异化还是经济学的异化，都损害了我们自己对于异化社会的观察和诊断，损害了我们寻求正常社会的想象力，要超越鸦片式真理的麻醉作用，所以，格外需要强调经验的认识指导作用，对异化的理论保持一点点必要的戒心，就变得重要起来了。老田算是系统学习过经济学理论的，到了五十多岁的“知天命”之年，忽然发现叔父“算生活账”的经验，对于认识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重大经济事项，更为有用和有效，这到底是认识上的进步还是退步?老田自己也有点分不清了。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初稿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