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来时路”——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建成的 ...

三、穷人的社会主义及其异化后果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1955年访问中国后，产生一个强烈的观感：“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一个外国人穿过中国的大平原时，他看到这种特殊的情况不禁感到惶惑：没有拖拉机，牲畜不多，树木很少，很多的人，他们的影子无边地反映在大地上。目前，除了改变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提高农业生产。首先，他们把自己从压迫、剥削、饥饿、物质上的欠缺和愚昧中解放了出来。由于他们得到了自由，生产已经提高了。但是，为了使生产更进一步地提高，必须使生产合理化，建立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这样，如果他们提高了生产，那是由于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了。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无保留的赞扬。你们曾和我讲过某些官僚主义者的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也有些有钱人从中捣乱。你们曾经告诉我有些地方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有些地方不顾劳动者的意愿而限制了集体化的发展。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你们都不断地在揭发和纠正。这些错误并不能影响那主要之点，即：友爱变成了生产的原动力。今天，中国还是贫困的，而使我们深刻感动的，就是那些贫穷人们的互助。”(载1955-11-02《人民日报》第3版)

　　也许，在萨特看来，黄老师、陈老师还有我们从小学开始，所亲历的一大批老师，这种师生关系都属于“贫穷人们的互助”性质，所以，老师们能够以极高的服务热情和敬业精神，领极低的工资来教导穷人的孩子们。

　　1960年萨特出版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书中说匮乏与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是历史运动的核心。匮乏，首先是生活资料的匾乏，是阶级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匮乏，人与人之间相互威胁，不能共存，因此在建立在匮乏的基础上的社会中，工人阶级也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集团。萨特这个著名的看法，明显与他1955年在中国的旅行感受有着一致性，他是不是把中国的贫穷和极高的匮乏程度，还看作是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内在必然性，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间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使得竞争体制对人们的损害和代价过大，同时收益却很小，这也许是萨特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属于“格外需要”的原因所在：“你们走向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你们也许会说：这在到处都是一样。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社会主义化的客观必要性也没有这样的鲜明显著。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为反对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最终目的，对于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假使不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如何能够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呢?假使不以严格的计划经济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又如何能够提高生产呢?”

　　也许可以说，在人均资源或者产出过少的时候，竞争性的社会机制带来的代价过大，但成就却很有限，为此，必须追求一个全面合作的社会机制。合作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上层人士的收入压低，从而把下层人士的开支数目降下来，下降到能够负担得起的水准上。文革后期，把农村小学教育的低成本普及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普遍化，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医疗革命”成果，这是否意味着两项事业的普及要以剥夺社会上层成员为依托呢?

　　在必需品还不充裕的毛时代，得益于那种全面协作的社会制度，许多穷人家的小孩依然能够在热心老师的照料下，系统地学习和成长，不能够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同时，也得益于老师们的低工资和艰苦朴素，最终能够让整个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低于大量穷困人口的负担水平，这样，一大批农家子弟才得以完成初等教育。

　　经济学家最喜欢处理的数字，是绝对数的增长，例如GDP数字或者人均收入数字的绝对上升，这样的数字简明而且进行对比解释。相对数字的重要性，也不容低估，人们总是以有限的收入去应付各项必需的开支，对人们生存经验而言这更重要。我的一位叔父对我说过，1970年代生产队里，一个劳动力一年能够做330-350个工，年收入200元左右，但是养生送死的开支大体上能够应付，谈不上富裕，但肯定不是过不去。今天在农村即便是年收入过万，但是，人情往来，学费医药费，应付不了，所以，只要是有可能，就必须出去打工。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种植业亩平绝对收入数字上升时期的土地大量抛荒，我的叔父能够很好地解释。

　　根据我叔父的生存经验，一个劳动力年收入200元还能够应付几乎全部开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时上大队小学一学期只需书本费0.5元，看一次感冒才0.05元，连乡村中间的人情往来也因为移风易俗而急剧下降，小队里红白喜事的份子钱一次1.5-2.0元，没有这些具体开支数目的下降，穷人的窘境是无法超越的。老田1970年代已经开始记事，当时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是，也真的没有经济匮乏引致的各种压迫或者压力。农村还算是一个能够呆得住人的地方，今天，人们种田的年收入数字远高于1970年代，但乡村却不再是可以让人安身立命之所了，有人说农民工是“建设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这是否说的过分了，只有打工者自己去细细体味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让穷人能够免于极端匮乏的窘境和相关的经济压迫，在于把家庭的日常开支降低到与低收入相适应的程度。这种极度降低穷开支压力的和谐体制建设过程，应该说，不仅是资本难于接受，就是公有制社会里的专业官僚也难于接受的，所以，降低穷人开支数目的过程，注定是一个要与官僚体制进行斗争的过程。在毛时代，给遍布全国农村的穷人提供基本教育和医疗的事业，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功的，而是经历过一次大范围的失败之后，才能够较好地落实的。1955年前后，在合作化进程中间，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努力，就已经在各地农村的带头人那里开始了，但都没有能够普遍推广。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官场倒是热心推广了各种农民需要的服务事业，例如河南七里营公社就搞过“十七包”——对农民需要的各种公益服务采取正规化手段来强行推广，医疗就是采取建立正式的医院并雇佣吃商品粮的医生执业，结果是：技术水平极低的服务却以官办机构的高成本运行，结果是农民养不起也不愿意养，最后，就是陈云和刘少奇等人1962年主持的“退够”——把这些机构统统砍掉，然后恢复私人医生执业，据《蕲春县志》记载也是这个样子演变的。这一次的失败是有理论意义的：管理机构的眼光始终无法脱离正规化，至于与农民的低收入和普遍需要结合起来，去看待医疗机构的创新特点，对不起得很，那没有任何合法性。这其实就是1965年毛泽东的“626骂街”(往往被拔高称为“626指示”)的事实针对性所在，为什么广大农民一无医二无药的状态会长期化呢?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并不愿意思考，卫生部的老爷们也是如此。

　　等到文革运动起来，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各级管理机构被彻底冲垮了，普及小学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才成为现实。在乡村普及小学教育，是山东的两个小学教师侯老师和王老师建议的，当时称为“侯王建议”，他们建议把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不再采取财政负担一切费用的公办学校那种昂贵的办学方式，这个建议于1968年11月间在人民日报讨论一段时间之后，各地风起云涌开始响应，由此，在一个极为穷困的中国农村，提前普及了小学教育，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在蕲春县，大约是以老田的年龄为界，比老田年纪大的乡亲中间，文盲是多数，比老田年龄小的同乡中间，识字的是多数。后来看何东昌领衔主编、代表教育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一书发现，对于这个普及小学教育的过程，教育部的老爷们持完全负面的评价。合作医疗事业的普及，也具有同样的内在逻辑，1968年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覃祥官创造了低成本合作医疗经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推动了合作医疗在农村的大面积普及。这件事虽然办成了，也受到海外的高度评价，但邓小平先生在1975年依然反对覃祥官的经验，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1980年代出版、黄树则领衔主编的、代表卫生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一书，对于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全盘否定的。邓小平的看问题方式，与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官方观点完全一致，还有大跃进时期高成本办事业的方法，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看起来是一种难于超越的官方眼光局限：只要是让这些老爷们掌权，他们就反对各种低成本普及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方法。这样一来，穷人只有两种选择：大多数人选择放弃、少数人玩命苦撑。

　　至少从经验眼光看来，教育革命或者医疗卫生革命的高调可以不唱，但是，要实现跟穷人收入接轨的低学费和低医药费，就像老田曾经经历的那样——五毛钱上半年小学、五分钱治一次感冒，确实需要经历过两次否定：第一次否定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逻辑，第二次是否定官僚们的正规化眼光，教育部和卫生部对于小学教育普及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否定，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反面证据——第二次否定是绝不可少的。回顾历史，在不能够大幅度增加民众收入时期，降低开支的制度建设过程，确实需要重建一种为多数人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一种制度运作的逻辑，首先是对市场利润最大化逻辑的否定，同时还是对于官僚惯习——正规化——的否定。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相反的两次否定：以毛时代为起点，第一次否定是恢复官僚们喜欢的正规化和高成本，第二次否定是恢复医疗的资本化经营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逻辑。经过这两次否定之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间，还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的事实：利润最大化逻辑被一切医疗从业人员所分润。一些做药品推广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真实的规则“做临床”——在医药推广过程中间，对于药品销售做出贡献的一切人等——诸如医院院长、处方医生乃至于药房的记账员，都参与利润分享过程;一位在宜昌做药品推广的朋友，说他们过分成功的医药营销措施曾经引起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认为医生开处方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专业知识，往往是他们这些医药代表说了算——什么药品的回扣更高就优先使用。

　　据老田的理解，这个“做临床”之所以普遍化——在药品营销过程中间必须让中低层雇员分润利益，肇因于传统的单位制内部的成员资格普遍化和实际上的政治平等;在纯正的私有制社会里面，雇员不可能向雇主要求利润分享权;在纯正的苏联式官僚垄断权力的机构里，下级的分红愿望也会受到相应的压抑。

　　在市场经济里面，原本一切好的制度都会异化，原本单位制内部的政治平等，在新时期结合了医患双方的信息绝对不平等和利润最大化逻辑之后，让人们看到了这将把异化推进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其实，公立医院改革过程所呈现的现象，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这意味着在各种有着专业技术知识的行业中间，在那些难于替代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人群里，进行把权力集中于官员、利润挤压工资成本的改革，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举凡一切政府和公营事业的改革，无不陷入这一类困境：长期无法摆脱成员尤其是高级成员的利润分享或权力野蛮扩张要求，让一切制度建设都付之流水，呈现出一种管束制度基本无效的准无政府状态。

　　很多人难于理解：为什么有些高官总是强调说“改革要杀开一条血路”，这到底是要杀谁?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间，“买断工龄”遭遇到老工人群体大规模上访的反抗之后，人们算是部分地领会到了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朱镕基基本上把老工人群体边缘化了，这一成功或许可以归结为体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易于找到替代群体——例如用农民工替代正式工。但是，这个改革思路推进到白领阶层的领域时，就很难找到农民工来替代了，最典型的就是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间，人们亲眼看到了政治平等和成员资格，会在怎样的程度上侵蚀企业利润并妨碍市场改革进程的规范化，问题倒是在于：这些难于剥夺的权利和资格，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严重困扰，不仅让医患关系严重异化，而且让改革改成了半拉子，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今天谁能够谁有胆量说一声：他有办法?

四、如何才能够有效地挣脱底层——穷人对异化社会的想象力

　　在工业化时代的今日中国，偏僻如蕲春县，农村都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劳动力生命再生产的低成本基地：一个人出生之后在老家度过青少年时代，成年之后进入城市打工，到了年老体力衰退时期再回到农村养老。《孟子》中间说“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那种状态，是特指战争时期对民众人力物力的过度抽取，而在今日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则变成了一种常态。农村居民为了获取打工收入应付日益增加的必须开支，付出的不仅仅劳动，还有很多其他无法用货币数量衡量的价值和牺牲，这恰好也是经济学家无法处理的事项。

　　农民工的处境很尴尬，有人说他们前面是“进不来的城市”，后面是“回不去的乡村”，心灵找不到故乡，无处安放。准此，今天的农村也日益陷入“高流动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间，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人生变得难于规划了。

　　在前年清明节的同学会中间，翁同学说：因为老师教得好所以出来了，要不然还在农村种田。这是一种认识社会流动和自己的方式，当然，在聚会场合也是一种对老师的肯定，在肯定老师的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翁同学的说法，还与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契合：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状况，不仅用于解释个体的社会流动过程，还用于论证社会制度的合理与否。

　　由于统计方面的困难，又由于受教育年限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许多经济学家就倾向于把两者视为同一回事：以人们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其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就应该进入社会的上层，这除了是一种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之外，还是一种把社会制度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方法。把社会制度的进步和公正与否，与人力资本存量是否得到了合理承认联系起来理解，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方法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辩护中间，刻意区分“贤选”和“特选”，这种分类方法是把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承认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突出出来，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选拔标准视为“反常和特殊”来看待，以此印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与公正。

　　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性作用，无需争论，但是，教育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社会化后果：人们不仅通过教育过程学会技术性的知识，还在读书学习中间实现个体的社会化——从自然的个体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角色并获得看世界的方法论。一个人刚刚出生，还只有动物的本能，一个人要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按照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的看法：在中世纪是要经过家庭和教会的熏陶，在现代社会则要经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

　　教育对人的世界观的异化，可能有一种难于摆脱的内在必然性，一位美国教育专家指出：在小孩第一次走进课堂学习字母拼写的时候，他就被隐晦地教会了如何划分两群人：一群是老师表扬和欣赏的，一群是老师批评和贬低的;小孩子就这样被教会了与他人竞争和相互排斥，并从中得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世界观。这样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对于资本主义事业而言，即便没有特别多的帮助作用，至少也不会过于妨碍其运作，但是，对于一个要求全面协作的社会主义体制而言，经过教育系统塑造的极度个人主义世界观，则是一种致命的损害。毛时代动不动就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的广泛存在，并非仅仅因为某些具体的坏人搞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是内在于教育规律的本身。对世界观问题特别敏锐的毛泽东，格外重视教育系统的社会化后果，及其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文革期间虽然大规模批判过“五分加绵羊”的标准，这种简单化的归纳，是否切中肯綮，仍然值得再追问。

　　今天，中国教育的异化，远非师生关系的异化，所能够概括和描述。整个教育体系，似乎被改造成为一种让底层幻想借以“挣脱底层”的高投入基地，极大地汲取了底层民众的财富，却不承诺给底层成员以最低限度的回报。北大校长甚至公开说：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卖猪肉都很正常，这是极端蔑视底层对教育高投入的合理期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使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阶层分析之后发现，中国的阶层分布情况，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的“倒丁字形”结构，演变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期的“土字形”结构。据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新出现的土字上方的一短横，代表着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社会上层对下的开放窗口，这一横主要集中在小店主等自营业领域，其他职业领域的机会，对底层社会成员的开放程度极低，向上流动的机会近乎关闭。

　　单位制解体之后，权力在人们的感受中间就显得无比疏远，经济体系对人们也显得是排斥性的，一句话，权力和经济的异化，使得人们不得不转而着眼于自身的条件。在“三岁贯女、莫我肯顾”之后，完全靠不了别人的时候，就只能够靠自己了，就是对于自身素质的唯一存想了，由此，极度强化了对于教育的迷信和投入意愿。就老田的经验眼光看来，底层在异化教育体系中间，呈现出严重的“非理性投入”倾向——对通用型教育投入过多，对实用型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综合的后果是：底层社会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极端恶劣，投入过多却几乎毫无产出，这是极端的不合算。从宏观后果看就是：底层社会成员承担了教育产业化的高成本，却无法透过教育方面的高投资去改变自身的命运。这就与老田和自己的同学们这代人，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当时是投入少收益多，今天却反过来，投入极多却收益极少。当然，这也是时代变化使然，今天中国的机会之窗，对底层开放程度，不及我们遭遇到的几十分之一。甚为诡异的是，一个社会把底层的境况极大地恶化之后，人们越是无法忍受底层境况，那么，愿意承担的“挣脱底层的成本”就越高，甚至到了不问支付的挣脱成本有无实际价值——只问耕耘不问收。

　　对于今天底层社会的年青人来说，糟糕的事情还在于：日益增高的教育成本，不仅仅加大了投入数量，关键是预期收益也越发难于预测了。这是人们对待“通用型教育”的过高投入，可以对照的是，专门技艺学习的意愿却极大地下降了。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看法：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在巨大的贬值风险，因此，最值得投入的就是通用型人力资本，这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吸引了那么多的家长和学生的缘故。也许可以说，没有底层社会成员对于高校教育的“非理性高投入”，就不存在朱镕基“高校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无节制扩招的任何发展契机。

　　在以大学教育为代表的通用型教育恶性膨胀的同时，对于各种增强自身能力的技艺方面的学习成本，人们支付意愿却日益低落。就老田所见所闻，今天农村愿意学习手艺诸如木匠、泥瓦匠手艺的年青人越来越少了，最后一波学手艺的热潮结束于1980年代(也即是打工开始兴旺的时候就终止了)。人生规划直接以获得短期收益为依托，这导致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相关的细分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近几年木匠和泥瓦匠的日收入数量，上升幅度巨大，我一个亲戚去年在西宁干木工活，连续五个月月收入过万。在人们愿意选择高投入的方向上，投入的产出变得不可靠了，在人们都不愿意投入的地方，结果却产生了意外的高收益。也就是说，底层社会成员，支付了教育产业化的高成本之后，在真正能够产生收益的技艺提升方面，却未能保持起码的投入意愿。

　　综合后果是明显的：底层社会成员出现一种“去技术化”过程——有效的人力资本存量均值趋于下降;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进幅度，与他们所承担的极高教育成本，完全不成比例。就全社会的资源利用而言，过高的大学教育投资，不仅对个人和家庭，其实对整个社会，都是严重的浪费。

　　这一部分经过大学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其实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而言无效的，最终却导致中高端就业市场上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结果，在太多候补成员都具备“门槛素质”的情况下，机会分配最后是按照“社会网络资本存量”进行分配的，因为青年人尚未走入社会，所积累的网络资本存量都很低，难于识别等级并进行合理区分，因此，家长在较长工作年限中间积累的网络资本存量级差就成为机会分配的合理标准，这就呈现出一种“拼爹”的效果——没有好爹就没有好的就业机会。按照西方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辩护理论：中国究竟是发展了一套“贤选”社会机制还是“特选”社会机制?

　　更为诡异的是：在社会上层成员中间，多半了解和接受机会分配的“拼爹”规则，较为清晰地认识到教育投入的真实投入产出比;而在底层社会成员中间，依然存有各种基于人力资本存量公平分配机会的幻想，今天，底层对大学生未来有高收益的幻想，是支撑教育高投入和高校产业化的原发性动力。哪一天如果没有了这一原发性动力，高校规模的急剧萎缩就会立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