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来时路”——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建成的 ...

　　【编者按】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师生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医患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干部群众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几乎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间，所经历的每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异化和对立。在这种深度异化的社会里，没有多少人过得轻松，能够轻易挣脱各种异化链条的束缚。老田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探讨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几乎每年的春节和清明，回到故乡的同学们都会聚一聚，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聚很容易把过去带回来。昨晚与初中毕业班的同学，又聚了一次，张同学买单，足感盛情。

　　今天确实不同于过去，今天的年青人尤其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当年，在师生关系方面的变异，始终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校验视角。从这一点点自身的体验出发，可以窥见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一、在故乡体会到异化社会的无远弗届

　　早上从酒店出发，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异化社会的强烈滋味。

　　县城的长途汽车站搬迁到很远的地方，新旧车站之间有了转接车，早先转接车会按时间规定，及时发车，几次乘坐的感觉是乘客不太多，挺松的。这一次回乡的情形完全两样了，因为转接车属于垄断，哪怕是到了车上难于站人的拥挤程度，司机和售票员仍然不满意，一直敦促乘客继续配合，尽可能多上人。老田当时的感觉是：车上已经足够拥挤，人已经很难站正了，身体重心没有办法安放得很妥帖。老田双手抓稳之后，就开始认真倾听各种政治智慧的表现，静看乘客们和司机的你来我往。

　　司机和售票员的这种做法——在一辆车的空间里塞进去尽可能多的乘客，显然有经济上的道理，在转接同样数量乘客并获取同样数量的票款时，司机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和驱动汽车的油料耗费，都会最小化。在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反面，乘客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乘客的等待时间和不舒适感受都被最大化了。一个方面是经济效益的急剧提升，另外一个方面是乘客的怨气渐长，矛盾和冲突就这样在异化社会里无处不在。最有才的还得算司机，他在乘客群情讻讻谴责之时，不慌不忙地做出引导性发言说：是政府把车站改到那么远的，又不是我们搞的。司机发言之后，还真有几个乘客响应，说政府完全是故意这么弄，毫无必要把长途车站搬那么远。

　　司机的智慧很值得称道：他在把自己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把怨气引导到了共产党或者政府身上去;在给共产党拉仇恨的同时把自己的非法利润洗白，据以塞住悠悠众口。不仅很多大贪官和大奸商都是这么干的——给每一份经济领域产生的怨言找一个政治场域的仇恨对象，学界还有专职的自由派教授和专家们长年累月干这个活儿，这些人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一切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现象说成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带来的，现在，贫困县的汽车司机也能够活学活用了。

　　昨天晚上，吃饭时跟老班主任陈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毛主席时代说要阶级斗争天天讲，其实那个时候社会挺和谐的，每一种人生都需要亲身经历的重要社会关系，都是相当的和谐。象当时的师生关系，就跟今天完全两样。这些年生活在武汉，师生关系的异化严重程度，耳闻目睹的真不少，特别是所谓重点学校的师生关系异化程度尤为严重。有同学告诉我，教师节给老师送礼，有送对装情侣表的，结果他自己准备的礼物档次大大不够，这也许算是社会富裕程度上升的体现;还听说过，有相当地位的学生家长动用全部社会关系找老师麻烦，不获全胜不罢休的。就老田的记忆而言，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的师生关系，今天已经绝迹了，硬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说点毛时代不好的坏话的话，只能够想得起有些老师脾气比较急躁，偶然有骂学生的，普遍的感受和记忆是：老师就跟自己的家长一样，都是很真诚地关心学生的。等到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是老田已经上高中了，这才真正首次体会到师生关系的直接对立和冲突。

　　在恢复高考之后不几年，对教育系统开始进行升学率考核，乡村非重点高中提升升学率，往往不得不以减少参加高考人数来达成考核目标。结果，有三个毕业班的高中，真正通过预考最后得以参加高考的人数，往往不足二十人，也就是说，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毕业生无缘高考。许多学生从小学读了十多年书到高中毕业，即便是无法考上大学，就多数学生的意愿而言还是期待有这样一段经历，参加一次高考的;而从升学率考核出发，多数学生的这个意愿不得不被忽视，正是经由这样的考核指标，教师却被逼与多数学生意愿直接对立起来。几十年之后回顾，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多数学生与老师的意愿直接对立的事件，想来不是多数老师的本心。

　　非唯教育系统如此，从此后各种重大改革举措一路反思过来，高考考核所引发的的师生对立，其实具有典型意义，是此后所有改革措施设计的方法论起点。整个社会的运作，不再要求建设一种为多数人服务的精神，而是以专业水准考评为依据，来设计整个社会的制度运作，是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的建设起点，但却不是终点。

　　1983年胡耀邦亲笔批示，对浙江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进行大力度宣传，作为改革的标兵来推广。据人民日报总编辑穆青回忆，对步鑫生的宣传力度，只有雷锋和焦裕禄可与之相比。这个人的全部管理经验，就是把被管理者的就业机会和利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同时，还把不听话的工会主席撤职以垄断全部管理权力。胡耀邦确立的步鑫生宣传，虽然只是一个具体的案例，但是在多个方面颠覆了从前的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规则。劳动者从此只能够作为劳动工具来加以衡量和对待，管理者的奇谋密计被视为企业效益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财富的看法不再提起)。对异化劳动制度的重建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颠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仅是步鑫生，几乎每一个改革标兵的宣传，都包括“对下夺权”的内容(劳动者回归到工具地位，在管理链条中间丧失一切权力)，都包括意识形态颠覆的内容(权力或者掌权者被说成是创造财富或者效益的唯一源泉)，就这样，人们对于异化的接受才逐步地习以为常起来。

　　胡耀邦所设计的改革，在宣传上说是要终结“大锅饭养懒汉”。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设想：通过增强官员手上的权力，让权力能够更大程度地操控人们的命运，这样，就能够逼迫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借此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设想的反面，毛时代的单位制对于员工就业和工资的保护，有害于干部对于下属的操控，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坏制度，文革甚至让底层民众有了组织起来对抗权力操控的可能，那就更是走极端了，按照小平先生的著名理解：各种增强底层对抗权力操控的制度，就是不利于提升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死路。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部设想就是如何合理地增强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及其对劳动者的挟制作用，并把这个看作是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效益的关键措施，实施结果怎么样呢?在这个决定实施十二年之后，1996-1997年统计数据显示：连续两年国企盈利企业的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不管怎么说，这个增进企业效益的设想，虽然被事实证明落空了，但是，从此开始，权力与人们的生存感受相对立的政治实践却建立起来，并逐步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今天到处了体验到各种尖锐的对立，师生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医患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干部群众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几乎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间，所经历的每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异化和对立。在深度异化的中特社会里，没有多少人过的轻松，能够轻易挣脱各种异化链条的束缚。记得2008年在山西长治县张庄村，老支书王金红告诉我说：今天中国除非特别有权、特别有钱的人，都活得很累;一般有权和一般有钱的人，都还活不松快。

　　今天回想起来，有些事儿真的是十分诡异：毛时代强调阶级斗争，但绝大多数社会关系是比较和谐的，至少比今天好很多;邓小平时代强调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到后来发展到声称要建设和谐社会，但是，人与人关系的主要品类，都严重异化了。综合的后果是：绝大多数人感觉到活的不松快，就算是发了财的同学，也认真谋求如何把自己顺利地从商务锁链中间解放出来。

二、社会流动的大门对底层民众的开放性

　　在回武汉车上，老婆有点感概，说今天的社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多曾经的农村青年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不过，因为这是个大时代，一代青年人赶上了，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是时代机遇更重要，今天的青年人要达到同样的成绩，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整个社会又回到了“拼爹”的时代。前些时网络上有一个帖子，说出生于1962-1972年之间的中国人，是最幸运的一代人，说这群人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是不要学费的，作业负担也是最轻的;上了大学不仅毫无学费负担、毕业之后还都有工作分配。个人只支付极低的教育成本，同时，社会上层空间却以较高的开放程度接纳了这代人中间的部分幸运者，不得不说，这是难于复制的两大时代条件。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一大群人在就业和居住地方面的变换，其实是时代转变的代表性群体。从故乡到他乡，由他乡回故乡，地理空间和时代年轮的转换，对比尤其剧烈。老田生在农村，很多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多为农家子弟，今天往往已经跳出农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工作，就自己的位置和成就而言，应该算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农村的初中毕业班，近半同学在最近的几十年发展中间，成功地挣脱了底层，通过各种方式流动到了社会的中上层。这在世界历史的工业化时代，也应该算是一个奇迹：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数量成功地挣脱了底层状态，这显然也是社会发展过程最终惠及全体民众的证据。

　　综合起来是一句话：从社会底层奋斗上去的努力过程中间，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代人，需要个人自己支付的金钱成本和努力成本最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社会流动的大门，对我们这批同学的开放性是最高的。纵向比较：不管是与前一代人相比和后一代人相比的话，个人付出的社会流动成本都是最小的，社会流动的大门所设立的通过障碍也是最少的。今天回顾我们这一批乡下出生的穷二代，能够支付得起社会流动成本：是因为我们是在毛时代体制下受教育;同时却是在邓时代的阶级社会建设之初、各种社会流动藩篱尚未扎紧的时期，就通过了大门和参加工作的。毛时代的低成本，邓时代上层社会规模的巨幅扩张，没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想必同学们要取得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可能性就要低很多吧，或者要取得今天同样的成绩，需要付出的努力也要多出很多吧。

　　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自己没有付出的成本，到底是谁付的呢?2010年，老田回故乡的时候，特意访问了高中的班主任(也是物理老师)黄老师，他粗略讲了自己一生的收入状况。黄老师1970年代农业学大寨鼎盛时期参加工作，最初是在改河工地上当施工员，指导上万民工开挖新河道，月薪24元。后来到高中教书，月工资29元，后来调高到34元。到了1980年代末期，工资提到90元左右，老师们都觉得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等到朱镕基再次给公务员加工资的时候，1993年前后老师工资提高到300多，黄老师说当时同事们中间都讨论钱这么多、要怎么用。

　　前一辈人为后一辈人的成长，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也是毛时代阶级斗争很缓和的原因之一。如何解释这个成本，把今天的成本支付状况绝对化之后，就获得了一个解释毛时代的方法。在主流经济学界和自由派的历史回溯中间，必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毛主席时代如何剥夺农民、剥夺工人等等。之所以长期抓住这样的主题不轻易放过，当然是为了说明今天的资本主义好，过去的社会主义糟，正好可以为官方的“不走老路”做注脚。去年九月份在清华大学的学术会议期间，剪刀差和剥夺农民问题又有人提出来说，王绍光教授有一个评论说：说毛时代剥夺工人农民干部等等，从收入不高看都有依据，全社会到处都是“被剥夺者”，但到处都找不到“剥夺者”。

　　以老田自己为例，上小学每学期只交0.5元书本费，初中每学期3元，高中每学期5元，高中复读班每学期10-20元左右。正是在这个期间，老师的待遇都不高，小学老师是民办教师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拿农民一样的收入。初中和高中老师的月工资都很低，老师的低工资与学生的低学费负担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毛时代除了学费负担极低之外，各种“非学费负担”也大幅度减少，老田所在的乡初中，还开办了高中班以减少学生就学的距离，马华初中还有派出去的教学点——还在太阳山设有初中教学点，让附近几个大队的学生可以就近上学。

　　今天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的最新变化是：得益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小学和初中的学费已经免除了。高中普遍地集中到了县城，老田的母校横车高中被撤，原址变成了一所中心小学。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开始大规模集中，这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与学校的平均距离拉长了很多，二是学费之外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高中阶段的学费负担则不轻，还往往需要在县城租房由长辈陪读。通常情况下，如果父母不出外打工了话，供养一个小孩上学上完义务教育阶段，都是有困难的。

　　回忆起来，当时每个校园里头的空地，不是如今天一般种花种草，而是种菜。种菜在宣传中间被说成是要附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学工学农，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方面，老师需要通过自给自足来降低一部分老师(也包括学生)的生活成本，老师的低工资和学校在空地上种菜，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共时性事件。在所有的人类动机中间，最具有说服力的动机是经济方面的动机，因此，今天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是相当的牛。

　　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校园空地不再种菜了，这个时候学生个人支付的学费就开始急剧上升了，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学费提供老师的全部生活成本。当然，如果学生家长不直接负担的话，那就需要曲线支付：把必须的老师生活成本提高幅度转嫁给财政，而财政收入增加的唯一出路只能够通过增加民众的税负平均数，这还需要加上税收征管过程所发生的额外成本。

　　大学期间老田只需要上交书本费，一分钱学费都没有，这与今天动辄过万元的学费相比，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不过在生活支助方面，已经开始了改革，取消了助学金，改为贷款。在武汉四年大学读下来合计借贷款860元(年发放11个月每月20元，毕业年发放10个月，在数量上相当于从前的甲等助学金)，因为是来自农村的贫困生身份，在毕业时给予全部蠲免，无需归还。

　　平民社会与贵族社会，遭遇到的问题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贵族社会，平民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得不到相同的份额;而在一个平民社会里，贵族阶层起来造反，因为他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顺理成章地，在强调合作机制的平民社会中间，有优势的群体的不满意，是一个随时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毛时代的阶级斗争，或者反复辟话题，从根本上而言，需要应对就是贵族造反趋势及其追求不相同份额的意愿。不过，从老田访问黄老师的回顾看，他似乎没有那种贵族怨气和怨言，看起来，黄老师本人也是起自草根，不认为自己是“当然贵族”并应该获得不相同的份额。毛老人家到1976年，直到临终前，依然强调“不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多人不斗行吗”，这可能是针对官场高层表现出来的强烈贵族造反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