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在矛盾

今天讲的题目是《“大写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辩证冲突》，其实这也在我写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一书里涉及到。这本书写于1998年，2000年在美国出版，国内山东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了第一版。之后还有不少与此问题相关的新论著发表，我也比较关心，但同时我因要做其他工作，并没对后现代主义跟历史学的关系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几个出版社要我再写一些这方面问题的书，我一直踌躇着，不太愿意写，也没敢写。原因就是不想让读者拿到我的一本新书，比如《后现代史学简论》之类的，到手一看内容和以前的那本差不多，我是想避免这种情况。我知道当今学术界是有一些学者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尽量避免。进入电脑时代有些东西复制起来很容易，但我还是不想那么做。我更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用一句比较普通的话来讲就是我不想炒冷饭炒得太多。

今天讲的是我的一个想法，不一定很成熟。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这个冲击的状况现在是什么样的，碰到的问题又是什么样的？题目好像耸人听闻一点，如果讲得不好希望大家不要失望。我们要讲如何冲击、冲击以后的状况以及后续的发展，首先还是要了解一下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史学冲击的背景。我用 “大写历史”这个词，其实里边也没有特别大的学问，就是英文里的“History”。原来这个词也不是常用的，因为“history”是大写还是小写区分不是很严格。我最近看到期刊网上有一篇署名是我的文章叫做《“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这并不是我写的，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摘抄以后放在了上面。其实探求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的差别正是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的一个工作，小写历史跟历史叙述有重合的地方，但还不完全一样。我现在就谈它们的关系，然后再讲为什么现在大写历史要被提出来跟小写历史做一个区分。

这个区分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后现代主义或当代的思想家看来，大写历史跟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对历史的观察有很大关系。甚至有人说，所谓大写历史就是启蒙运动历史观的一个反映。这里边的特征有三：第一，历史是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二，历史的总方向是进步、向上的，是往前发展的；第三，历史是有意义的，或者具体来说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第三点跟前两点有关联。也就是，为什么单个的、看起来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会有意义呢？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那自然就在说历史不是无始无终的。历史既有起点又有归宿，我们现在正处在当中往前发展。历史每一步的演进甚至退步都可以说成是波浪式发展，整个方向是往前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历史总体方向是往上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好。尽管当中会有波折，但每一个波折都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不是偶然发生的。

从根源来说，这样一种信念与犹太基督教传统有很大关系，我简单讲一讲。大家都熟悉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提出相对论，同时他的宗教观念也很强，是一个比较虔诚的犹太教信徒，他就说到上帝不是在掷骰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1900年尼采被人称为是疯子，因为他说上帝死了。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有一个从头到尾的过程，头从亚当夏娃、上帝造人来，尾向千年王国去。上帝造人花了六天，第七天休息。上帝的一天等于人类的一千年，所以人类历史共有七千年，在最后一千年千年王国到来。大家已经看到有一些邪教宣称千年王国可能会提前到来，前几年美国就有一个邪教想让人们预先进入天国，它的信众基本上都喝毒药自杀了。那么千年王国到来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进身其中？这就有一个选民和弃民的问题了，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影响之大使得兰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历史的每一个关头都能看到上帝之手，也就是历史的每一个过程都是有意义的。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或者另外用比较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元”、“后设”、“形而上”的历史。历史学家是在研究比有关具体问题的描述更重要、更大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这个发展规律就是我刚才说的三点。历史进步观念虽然看起来非常世俗，但其实跟犹太基督教的观念有关，因为千年王国自然比世俗的王国好。因此缘故，历史是向前进的。

这么一来启蒙运动不就变成一个本非世俗主义的了么？大家都知道启蒙思想家是非常反对天主教教会的，这里也有一个辩证关系。原因在于，生活在西方文化里已很习惯的人们，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基督教教会在西方世界中应该说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大家如果研究中世纪史可以看到。就现在而言，在西欧甚至包括东欧人们所见到、受益到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机构，除政府机构外，基本上都跟原来的教会有关。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还有学校的功能。我来这里，看到这个时候正好有很多学生穿学位服拍毕业照。你知道这种衣服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僧侣服。西方建立大学一开始是为了培养教士，所以他们穿僧侣的衣服。再有，那个时候人们如果遇有什么问题就去找教士忏悔，得到教士的指点，现在遇到问题则有咨询中心、热线电话之类可以求助。医院也是这样，在黑死病之下，欧洲人口至少丧失了25%，有些地区甚至是40%，黑死病蔓延的时候，宗教人士死的最多，因为他们帮助那些病人，最后自己受传染。生死婚嫁都得通过教会，所以现在看来，医院、学校、咨询中心等等都发挥着当年教会的作用。

在漫长的中世纪发展当中教会的作用如此之大，如果人人都对它有依赖的话，那么它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大到可以指挥所有人的程度。如果你们去研究世界史就一定要研究基督教后面的背景，比如一个天主教教徒，他去教堂其实不是去研究《圣经》，甚至研究天主教根本就不一定要有一本《圣经》。原因在于一个天主教教徒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就可以了，好的信仰和好的工作。也就是说，教会和教父对教徒有绝对权威，教父是被称为“Father”的，听从他的教诲，跟从他做弥撒。教徒不仅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教会，还要无偿为教会做很多工作。从这可以看出教会权力在不断膨胀，这也是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教会还一直被人诟病的原因。因此很多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想通过借助开明君主的力量来制衡教会的权力。然而受过基督教文化影响一千多年的西方人要摆脱这个思想观念是很困难的，所以启蒙运动思想家其实是把犹太基督教的思想观给倒过来，就像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倒过来一样，成为一种世俗化的表现。这里有一本书，讲到基督教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我昨天也已说过，如果一本书能够在二十年之后还有人看而且再版，那这本书绝对是经典。书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写的，翻译过来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为什么用“城”这个词呢？因为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思想家之一圣·奥古斯丁写过《上帝之城》一书，他把千年王国到来时的天域描绘为一个城，那就是上帝之城。其实也是很形象的，因为城是有护城河、城门的，人们可以进去也可能被拦在外面，跟中国的城有相像的地方。

18世纪之后西方历史学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的，就是不把大写历史跟小写历史区分开来，认为两者是有机结合的。因为刚才概括的那三点历史观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历史没有必要做大小写的区分。但是现在有人开始做出区分了，为什么要区分，过一会儿要讲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是虔诚的教徒，但是他们批评启蒙运动历史观或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并不是完全基于他们对基督教的厌恶，而是出于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讲一下大写历史跟小写历史的区别。大写历史一般讲的是历史规律论，刚才概括的三点很明显都是有关历史规律论的。历史有没有起点和终点，历史的过程是进步还是退步，历史有没有意义，这都是历史规律论，也就是大写历史想要处理的问题。而小写历史要解决的是在具体写历史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原来是不考虑的，后现代主义开始把它提了出来。这其实是历史认识论问题，或被台湾的一些翻译称作历史认知论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历史知识、历史认知是怎么获得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是自己的东西，有多少是客观的东西？有多少是反映过来的，有多少是撷取的？在撷取当中个人的主观因素占多少？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历史学家，我在刚刚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学历史一定要注意两个摄（设）力。现在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我当时听了感觉非常有道理。我就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讲历史认识的问题：一个是摄影的摄，也就是概括、归纳史料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建设的设，就是在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很多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很自然地讲这样的话，博士读三年或是四年，第一年修课，第二年搜集材料，第三年整理材料然后把它写出来，一般说来都是这样，给写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在说到建设的设力的时候，以史料说话，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个人的主观因素越少越好。但现在怎么写成了问题，写了之后跟自己想写的东西有没有关系，写作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

在18世纪前后的时候，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传统之外的历史学研究，也没有遇到这种冲突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是为了扬善惩恶，不是非常客观的，其实这里边的问题很大。但至少我认为有一点，就是18、19世纪以前所有文化里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那么天真。很著名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周的时候周王势力衰弱了，他被诸侯叫过去，史家写的时候为了掩饰他权威的丧失，就说他狩猎于哪里，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交待事实，另一方面也要做点手脚让事实变得有些不一样。以前孔子说过董狐直笔，什么意思呢？董狐写得很省略，他把非肇事者写成肇事者，一个赵盾，还有一个赵穿，其实是赵穿杀了人，但他却说赵盾弑君。因为他感觉这是赵盾的问题，赵盾没有把弟弟管教好。所以孔子竟然这么评论，说董狐才是真正的直笔。现在来看事实已经完全歪曲了，应该是赵穿杀人，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中国历史学家从古时起就在事实跟叙述之间看到了问题，明白两者间本来就有一股张力的。他们只是在调和，虽然也想求真，但是也知道这个真一定要跟现实有所关联，比如说能够劝善惩恶，所以这里面有些地方其实比18世纪之后到20世纪初年的西方历史学更加有思辨性。由历史规律论提供的整个历史的发展观念，被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写作历史可以以小见大，小东西很自然就会融入到大的过程当中，因为历史是有意义的。或者选择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进行研究，比如研究战争，我想这里男生多一点，男生可能对战争史比较感兴趣。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研究战争基本上都在研究战争的起源，且大家争论的也是起源，而对战争的过程研究得比较少，教科书就不写战争以后是怎么发展的了。如果还有第二个热点的话就是战争的后续，当中的过程不那么重要。因为以历史一线发展的观点来看，过程似乎已经被规定下来了。这些单个事件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被连接起来的，毫无疑问整个包含在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以这里边就没有任何冲突。

现在讲一下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基本界定，这个“后”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写《后现代与历史学》时也说从现代到后现代，那么这个说法已经含有一种顺序发展的问题了。其实有不少思想家认为后现代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省，因此它也可以说成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后现代思想家也存在分歧，那个詹姆逊，他的书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我并不认为他懂中文，他也不是一个汉学家。但不管怎么样詹姆逊基本上就把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后现代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类。另一类是从思想范畴来谈，很多人并不认为所谓后现代指的是另一种历史阶段，而是其对现代性的抵抗。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是有机的、自然的、逻辑的发展，所以可以把后现代划为现代主义里面。如果用卡尔·波普的说法来阐述现代主义的话，就是一个论题的建立必定要能够证伪。因此一个思想能够建立起来，一定要有它的对立面。就像我们说一本书出版之后，被人骂也好被人赞也好，至少这本书还是让人觉得有所启发，并不是看了一眼马上就过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能够流行一定是有人喜欢它还有人不喜欢它，这样的东西才能够起来。当然有人喜欢多一点有人喜欢少一点，而且各个时代也有所不同。再举个例子像海登·怀特，大家都认为他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但是要私下跟他谈的话他会说自己其实是非常现代主义的。因为他所借助的几个修辞学类型基本上都是现代主义思想家从现代主义文论里边发展出来的东西，借喻、比喻等等都不是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再打一个比方，后现代主义其实跟女性主义或说女权主义有一样的尴尬境遇，在座的女生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们一定都带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思想，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很少。同样，当代像海登·怀特等被人称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其实真正愿意承认的非常少。像上个比方，如果想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那么在中国现有的场景里面，也许就是表示自己是同性恋，根本不想结婚，以前传统妇女应该做的事现在都不做了，从不穿裙子和高跟鞋。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也经常跟那种连一个蚊子都不想打的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海登·怀特耳垂上一边一个小耳环，很多人还认为他是同性恋，其实他不是。不管是极端的环境主义者还是其他，都带了很多不必要的装饰。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标榜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女孩子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不要对别人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喜欢女权主义。

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其实也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今天讲得比较抽象一点，我稍微讲一下历史背景。这其实跟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这是一种文化性的探索，很多人都说后现代主义中很多新的极端的文化现象都跟六十年代西方的那场激进的学生运动有关系。所以我现在一直找机会呼吁，我的法语还不行，应该有人去研究六十年代西方的左翼学生运动跟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跟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虽然西方现在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承认，但其实两者间很多地方是有关系的，因为都是激进的。我在刚出版的那本《全球史学史》里边就隐约谈到了这个问题。1968年的5月是非常关键的，从布拉格到纽约再到巴黎，有很多学生起义。大体上讲这跟越战有关系，但是从更大范围来看却是人们对整个西方的文明历史有一种不满和怀疑，也就是开始对启蒙运动和历史进步观念反思。这个反思表明，文明、科技是发展的，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不少问题。举个例子像瑞士，大家都知道那里银行家很多，说明这个地方非常富裕，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么富裕的地方还有从事一种职业的人很多，就是心理咨询员。就是说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的富裕能否给予人们快乐和幸福？这完全是两码事，大家现在都已经承认。你们年轻可能还不觉得，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可能会体会到有的时候喜欢的东西或者说能够使自己快乐的东西不完全是物质上的。年轻的时候如果一年赚了三万块钱，还想要能赚到七八万或更多就好了。但其实等真赚到七八万的时候，你会感到生活上的改变不一定是非常大的，钱赚得多了以后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个一定要体会了之后才明白。

时间观念的问题也是这样，有小的时间观念和大的时间观念之分。大的时间观念就是刚才说的一线发展的西方文明走在历史前面，而其他国家是落后的。小的时间观念对一个人生活方面也有很大冲击，但如果是一个农民，这个时间对他来说可能不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天气好去做几个小时，明天可能不想去了，只要知道哪种作物在哪个季节应该种下去就可以，但晚一两天、一两个小时、一两分钟是根本没有关系的。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建立了工厂制度，像三班倒、打卡之类的，那整个对人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其实现代社会迄今一共也就建立了那么四百年左右，这四百年对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好是坏现在还不知道，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是从现在来看，至少有一个地方应引起重视，就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生殖能力都在退化。我有一次讲为什么孔子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原因就是在古代原始的农业文明里，如果给女性很大压力，她的生育能力就会减弱。这一点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样一来代价是非常大的，一半人口会变成生育的工具。但是对文明初期来说，人类的繁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生育率像现在这样低的话，又没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那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不能成功的。想想看如果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的话，什么女权的东西她都是不可能考虑的，养孩子都来不及。所以这有好的一面也有另外一面，要看物质环境的变化。现在几乎是生一个活一个，所以女性有很大闲暇，可以做其他事情，甚至都可以不要孩子。但我们是学历史的，有时候要从历史的观念来看待问题。当然不是说一定要非常保守，但是至少可以讲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几千年里确实支撑了中国文明的发展。那么现代社会的启蒙运动的这种观念能不能支撑中国社会也发展一两千年，我不知道，我是有所怀疑的。现在沿海一带发展非常快，那里一直是中国的粮仓，但现在很多粮田都变成了水泥地、马路、高速公路。可以想象，以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一定会被另外一个更落后的地区所取代，中国的劳工现在已经比较贵了。资本主义是很无情的，它很快就会把店或者厂开到其他地方去。那么这些工业园区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可以说几十年之内这个事情就可能发生。那这些问题既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都是对现代性的一个反思或反省。现代社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的地方很多，但是坏的地方现在也能看到。中国人现在也已经看到很多好的和不好的地方，比如开车，开它干嘛？我们小时候数星星，现在很多地方星空是看不见的，因为污染。蓝天都没有，以前有很多很漂亮的诗歌来歌颂我们祖国的蓝天，现在天都不蓝了。这个现象其实人们已经看到了，但还是蜂拥的去买车。我一直跟西方人说你们不要认为中国人买车不好，污染环境之类的，你们开了二三十年、七八十年甚至好几代，中国人现在就想开一次，能说他们不能开吗？其实我说的这个比他们更加后现代，因为每个人都有愿望，这是我们的时代，现在有钱了，车也便宜，我们要买要开，尝尝味道，没什么不好，但这肯定是在比较滑稽地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后现代主义很多都不是后现代的，这就是历史的变化。

现代化理论其实也有几个发展阶段，一开始现代化理论是想建立一个正统的模式。英美最好，德国、法国小农经济太多，德国民主化转型不够，造成它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也有很大问题，它的现代性是扭曲了的，导致军国主义兴盛起来，日本很多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日本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能够发展起像英美这么正统的现代化，即平和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要检讨的问题。后来发展到了第二阶段，其实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发表之前还有一本书，讲的大致是专制政治里面的社会发展问题，这也是后现代里的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代表了一个转折。用东亚四小龙的发展为例，也包括日本，原来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是跟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作者做了观察后认为不一定，因为亚洲这些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推动经济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指定哪些地方发展哪些地方不发展。那么现在最好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的模式，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市场规律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行政力量的干预也是非常大的。至少从现在来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走得比其他地方快。我这次来到飞机场的时候，碰到一个英国人，他就谈到中国。他要到威海去建厂，是医疗器械方面的企业，他就说真是非常非常敬佩中国能在威海投入这么多亿来发展，他也提到他们企业的领导人和当地政府有良好关系，山东省委亲自批准，所以要钱有钱。他还说一下拿这么多地建这么多厂房在英国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要自由，以前都认为民主制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好动力，西方各国就是这样。如果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教科书里就谈到了，法国、英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了能够发展而要求改变现状争取政治权力。这是经济先发展的西方模式，认为要适应经济发展必然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这样才能够突破旧有专制体制达到新的发展。但是现代化后来的发展就证明这种模式并不是绝对的，在一个比较专制、比较强权的政体下面，经济照样能够发展，而且人民也得到很多好处。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的一个基本方面，他们看到西方现代化里边的很多问题，同时又提出了很多反省。在这之后有几次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从美国这方面来看，战争惨烈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认识的人死在越南战场上，不是小学同学，就是中学朋友，或说是亲戚的什么朋友，反正总有认识的人死在战场上。当时美国是编号抽签，不管什么学历，抽到谁谁就得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学生不想去打，因为人死得太多。再就是战争拖延了这么久，人们对战争本身的正义性就产生怀疑，战争的正义性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要不要输出文明，西方的文明比其他地方的好多少？美国的反战运动正好跟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尽管《独立宣言》上说人人生而平等，但人们发现自己国家里还有不少人得不到应有的人权保障，怎么能用这种文明去塑造另外一种文明？这种怀疑反映在历史观念上，就是说西方文明不是唯一的衡量文明发展的尺度。那么大家就开始探索大写历史的问题了，开始总结为什么人们会这么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着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有人会说，有一批西方人带有侵略性，但另外一批西方人是非常虔诚的，想来帮助非西方人。英国有一个散文家兼诗人就写过一首诗，就说到白种人的负担，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如何解决白种人的负担，他们的负担就是要拯救全人类。在冷战背景下，西方人的教育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我在美国跟他们说，我们当时说要打倒美帝国主义，而他们就在宣传把共产主义击溃，其实这里的思维逻辑有很多地方非常相像。但是西方国家在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会发生改变。六十年代学生运动被发动起来了，有很多学校的学生占领了学校的办公楼，他们在美国大学的校长办公楼上树起越共的旗帜。这是在表态美国没有资格来教训越南人，从而把西方文明强加在他们头上，西方文明并不比其他文明好，越南人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这个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历史思想里的一个基本特质，源于人们对现代性的很多争议。

当然在认识论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语言学的发展。这个我想大家比较熟悉，不在这里多说。语言是不是透明的？刚才说到了这个问题，像法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就经常说这个事情。他说历史是通过自己来说话的，里边没有个人，自己只是串串史料而已，后来很多人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海登·怀特有一个很重大的概念，就说从情节的设置这一点来讲，历史跟文学一样重要。一些人对他的观点有新的发展，说人们写历史的时候表示因果关系的词使用得特别多，尽管我们现在不大用“因为”，但“所以”还是经常用的。因为所以一个序列出来了，因果关系也就出来了。后现代主义最仇恨的就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学看起来只要编排事件就可以，不像科学可以证伪。但是编排的问题就很复杂了，比如在讨论一次大战起源的时候，是先讲德国还是先讲法国，是先讲巴尔干地区还是先讲奥匈帝国，是先讲刺杀事件还是先讲外交里边的博弈。我最近学了很多新的字眼——博弈，非常漂亮的一个词，尽管古文里就有，但是现在突然变得非常流行。再如印度人以前要学自己的国史，就得看英国人写的书。大家知道印度原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有很多民族，地方语言有两百多种，哪里有人会写印度史。非洲也是这样，非洲本身就是强加给他们的，要写什么坦桑尼亚史、刚果史之类的，更荒谬。非洲很多国家地图都是直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怎么能有这么直的边界，完全是西方人强加的殖民地遗产。有一个英国人叫穆勒，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书成为关于印度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更雷人的地方，是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印度。他甚至说东印度公司搜集的材料比亲自去印度搜集那些所谓的口述史料要有价值得多，看一看东印度公司搜集的史料，就可以写一部印度史，你说雷人不雷人。

这种观念使得历史变成启蒙运动或现代主义的大写历史观对现代性反思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正表现在历史叙述上面。历史叙述是要考虑到人和物当中一些复杂关系的，就是说历史学家在叙述中本身有一个求真的目的之外，还会遇到很多其他的困难。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就像兰克说只想如实直书，看起来是非常谦虚的一句话，但背后想想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傲慢的。现在谁敢说能够如实直书？兰克有本事这样说，而且轻描淡写地说他只要如实直书，就是把它写出来。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管博士生还是硕士生写论文的时候不要跟老师说材料都收集好了，还有一个月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现在历史叙述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大写历史本身的基础开始受到怀疑。历史认识（认知）论的问题又抬上来了，如果连一个小的问题写的时候都不能如实直书，那何况要勾勒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呢？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态度就是，根本不要谈什么历史规律。我认识一个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他是拉美史专家、纽约大学的教授。他就有一篇文章，我最近看了，写得还是很好的。作为一个历史学会主席，他观察到原来研究战争，战争起源是一个热点，但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这个现象已经没有了。因果律放弃后代替它的是对一个很小的文化现象的很漂亮的叙述，就是新文化史。

明天我还要跟各位讨论这个问题，新文化史其实是历史叙述跟大写历史冲突之下的一个妥协物。因为西方人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会走向哪里，他们看到非西方地区的兴起对自己原来的历史观和历史本身的冲击。他们的历史将来会怎么样，如何跟非西方的历史汇合起来，还是不汇合永远冲突下去？所以亨廷顿的那本《文明的冲突》其实是很悲观的，他后来的一本书也是很悲观的。他讲到美国的政策，美国吸收那么多异类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他们进来以后对美国人的认同感造成威胁。这些书我认为都是对整个历史走向的一个非常大的思考，但是新文化史不考虑这个问题。很自然而然地，人们如果认为历史是有意义的，那即使讲一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也能够像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光辉那样，把整个历史的意义显露出来。然而现在太阳的光辉已经没有了，就讲小问题，这个时候怎么评判研究做得好还是不好呢？原来以小见大，这是本事，现在大的理论不要了，就做小问题，甚至都不想以小见小。小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能够使书写得好？这时文学性就进来了，历史写得漂亮了，可读性强了。后现代主义强调在理论上面历史学跟文学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实践层面，一旦把大写历史的根基摧毁之后，那故事情节就进来了。你想《奶酪和蛆虫》这本书，情节好，写得漂亮，否则谁都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这个现象很有趣，主人公是一个受过一般教育的半开化的流放者，他竟然在外边宣传伽利略他们的新的宇宙观，后来被关进宗教裁判所，审判时还在那里辩论，用他那些可怜的浅薄的认知跟他们去辩。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卡洛·金斯伯格的文字写得很漂亮。还有一本新文化史的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也一样，讲的是一个女的在她丈夫离开她参军之后居然接受了另一个冒充她丈夫的人，还跟他生活在一起，又卷入一场官司。有的村民说那个冒充的丈夫就是她原来的丈夫，有的说不是，然后大家听这个女的也就是他的妻子的说法。作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认为这个女的不可能不知道丈夫是假的，但她为什么会接受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这几本很有名的新文化史的书在出版时都是受到很多争议的，因为像《马丁·盖尔归来》的作者就承认其实档案没有揭示真相，她是根据审判记录来写，但审判记录里面那个女的不可能交待得特别详细，比如讲自己以为丈夫死了，想有个依靠，或者有性的需要，这种事情都不写。那么很多人就说，作者把这些猜测的东西都放进去了，这就不是历史了，历史不应该这么做。但作者说根据所掌握的史料观察，这个女的惟有如此，尽管她是一个中世纪妇女，但是跟我们现代妇女没什么两样。很多人又说这不对，这是以今度昔，用现在21世纪女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中世纪妇女，有很多争议的。但不管怎么样戴维斯最近好像要担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她本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新文化史家之一。

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史学研究的变化，我再讲讲这个变化的内在矛盾。有关大写历史的方面，那个艾克斯·蒙德其实现在可能比海登·怀特更有创意，他有一个比方我很喜欢用，在我的书里也提到过。说可以把西方的历史学比喻为一棵大树，原来研究的是树干，树干是观察的主要对象，树干的发展就是历史的走向，也就是以小见大。现在整个西方文化的秋风已经起来了，秋风萧瑟落叶缤纷，树叶都凋零了。史家明明看出树干来了，却视而不见，只去研究一片片树叶，对树干没有兴趣了。这是关于西方历史学变化的一个很好的比方，说明人们的历史意识存有内在矛盾。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像孔子等都知道写出来的与自己最想表达的不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他说董狐是真正懂历史的人。因为当时特事特书，不能用很多字纸的，如果讲赵穿先杀人赵盾想包庇这话就太多了。编年史只写一两句话，而认为赵盾是幕后黑手至少是一家之言。这至少能看出孔子他们并不是那么天真，倒显得西方人天真。西方后现代史家想攻破的所谓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在中国古人眼里本来就是个稻草而已，它本来就是启蒙运动两百年来树立起的一个范式。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学研究里边有很多个人主观想象的因素。那么人们就不写历史了，可能吗？我有个比方，各位知道新闻有一些是假的，但是一直喜欢看电视剧、根本就认为电视剧跟新闻是一模一样的人，在座的有吗？几乎没有吧，人们没有那么天真，虽然也知道新闻里边有虚假成分，但是跟看电视剧还是不一样。反过来说电视剧也反映了很多现实生活问题，但没有一个人说就是喜欢看电视剧，新闻从来不看，自己所知道的世界全是通过电视剧得到的。这是一种内在矛盾，后现代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观点，似乎要把历史学整个退回去。海登·怀特有一个看法，他的看法其实有自身的背景，他认为西方近代历史学就是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这种类型的历史学最好把它去掉，这也是他的理论的出发点。但是总体来说历史记忆还是需要的，就像美国CNN，它的创始人特纳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当他要推出CNN的时候，很多人说他疯了。人们认为没有一个电视频道只靠播新闻就能吸引观众的，但播出之后，CNN现在很成功。台湾有四个专播新闻的频道，大陆现在也有，CCTV专门有新闻台。这就说明人们对这种即使有点虚假的真实的感觉还是跟电视剧不一样，不是说不要电视剧，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规律论，后现代主义要摧毁这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历史规律论。这也有一个需求的问题，历史学本身在近代化、专业化之后已经跟社会公众有很多隔阂，但如果把历史学变成新文化史的研究，那等于是和看小说一样了。昨天已经讲过了，跟社会学、人类学相比本来历史学的特征正好是能提供一个长时段的观察和分析，甚至对未来做一些猜测，最好还是有点根据的猜测。现在这个工作被历史学家放弃了，但市场还有需要，所以改由其他领域的人来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还有一些生物学家都在做，如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未来学作为一个学科很发达，当年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很多著作，这种长时段的观察一直有人在做，而且还能够吸引人，还有很多人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全球史的兴起其实也是迎合了这种趋向，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历史学家现在在整个新的世界秩序开始慢慢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全球化已经形成大趋势之后，他们的作用又开始突显出来。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一方面要强调后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很多观念都已经内化了，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一点。研究一次大战的起源、法国革命的起源、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等等，这种书现在越来越少，这是对因果律的放弃。但是还有很多历史学者仍在孜孜不倦地查阅档案，而且如果一个人的文章都用档案史料的话，不管在中国的《历史研究》还是在美国或者西方的其他刊物上面，这篇文章的采用率要比不用档案的高得多，应该还是这样。只是现在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宣称自己就是如实直书，这一段的历史就在自己手里。而且大家都很愿意讲理论架构，自己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怎样来揭示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大家其实已经知道历史研究的限制，像2009年刚刚卸任的历史学会主席，是个女的，她就编了一本书叫《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语言不透明，但其实这个问题在孔子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一定的理论表述。语言不透明、不清楚以及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历史写作，但是不能不写，如果那样历史学又回到了过去。另外还有一个新的现象是历史学跟社会科学又重新结合了起来，原来是从社会科学、经济学转移到文学、人类学，现在返回来了，重新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历史进程。但这个还是刚刚起步，二十年之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有人还会进一步研究一些事件的起源、结果和意义的问题。尽管现在还没有，但是大家也都很明显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少人已经开始写书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现代性之后，有一个文化史和语言学的转向，转向之后人们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