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撰会”教科书问题解读日本的保守结构 小森阳一 陈多友 逍遥 整理翻译 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主编、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文部科学省审查阶段被提出了137处修改意见，但是，通过编委们在不违背所谓学术良心的前提下进行修改之后，它“最终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并且与世人见面。正如大众传媒所指出的：该教科书对忤逆了“近邻诸国条目”的有关行文进行了修正。——所谓“近邻诸国条目”是教科书审查的一项基准。它规定：在处理与临近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近代历史事象之际，出于国际理解的目的，必须有所顾及。 然而，这样一来，该教科书就像被剪去了枝叶的树木一样，主干部分一目了然。简而言之，其特征有两个：一个是美化日本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是由掌握陆海二军统帅权的天皇（作为主体）领导的，然而，这样的天皇却要被免除战争责任，并且，象征天皇制将在21世纪获得重新定义。这又构成该教科书的另一个特征。
“编撰会”历史教科书的前言部分有这样一个栏目——“何谓历史学习？”。这个栏目中有如下叙述：“让我们放弃将善恶镶嵌于历史之中、将其当作以现在的道德标准裁判过去的法庭的做法吧！”、“学习历史就是要学习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就过去的事实进行思考的”。 现在的中学生们在学习历史之际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白生存于现在的自己应该从如何度过未来的视角对过去的事实进行正确的判断。但是，如果站到上述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上看问题，中学生们首先就应该停止思考。因为该教科书所主张的就是“放弃思想，将自己的感情移植到过去的人身上”。 另外，该教科书的结尾部分，又以《学习历史》为题作了如下补述：
仅从单纯的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假如失败于大东亚战争的日本人已经失去了自信、其创伤仍未被抚平的话，那么日本人只有重新发动一场等同于大东亚战争的战争，并取得胜利，才能恢复信心，才能治愈战败的创伤。因此，可以说该教科书根底里埋藏着的就是一种潜在性的“好战史观”、“煽战史观”。 与这种“编撰会”及其活动密切相关的势力，基本上是日本的右派·保守势力，当前，他们仍然不得不站在维护日美安保体制的立场上。因此，在他们身上存在着根源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扬言“决不接受东京裁判史观”，在某些场合煽动反美情绪；而在另一方面，却又断言日本必须追随美国。 就是说，他们虽然批判胜者裁判败者的东京裁判史观，而实际上该教科书对美国所做的批判仅止于GHQ（联合军总司令部）在占领日本期间“将大东亚战争是罪恶战争的认识强加给了日本人”这一点上。另一方面，例如关于美军是如何通过无差别空袭、投放原子弹等方式使“日本人失去了信心”的问题，他们在以《思考战争和现代》为标题开辟的三个专栏——《战争的悲剧》、《纳粹屠杀犹太人》、《反复不断的国家犯罪》——中的第一个栏目《战争的悲剧》中就此作了阐述。因此，作为其最终结果，关于《旧金山和约》以后的日美安保体制，根本没有形成任何问题。可以说《编撰会》及其呼吁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的、一贯支持这种运动的势力所存在的最大矛盾就在于此。 所以，他们不可能做出与美国再度展开类似于大东亚战争的较量的抉择。那么，第二种抉择应该是什么呢？那就是伙同美国进行同样的战争，参与进去并获取胜利，以此恢复日本人的自信。 这种势力集团的动向与小泉纯一郎当选总理大臣之后的动态有关联。小泉内阁一诞生，立即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对宪法第九条的重新解释，而且，假如得手的话，还要修改宪法。这种动向与极力主张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的动态有关。 即，在冷战格局崩溃之后，美国扮演着“世界宪兵”的角色。在亚洲依附于美国，与之结成从属于前者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并在如此框架中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以恢复自信，这就是前述保守势力的大方向。毋庸讳言，在泡沫经济时代，他们也曾有过在经济上战胜美国的幻想，但是现在，这种幻想破灭了。 这样，假如自卫队参加以美国为盟主的诸如战争之类的军事活动的话，那么就要扩大迄今为止的PKO（联合国维和活动）、海外派遣活动的架构。为此就要使新指针（日美合作防卫指针）相关法案进一步实质化；就要响应布什政权的相应要求。即正如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在发言中所指出的：“新指针是最低限，而不是上限。” 假如自卫队参加美国的军事行动，其指挥权势必成为问题。究竟自卫队是不是真正的、防卫日本的军事力量呢？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也就是说，自卫队显然只能成为美国亚洲战略中供人驱使的一个棋子。1990年代，以冲绳为中心的美军基地问题、因美军驻扎日本所引发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已经引起种种非议，而且，这些议论现在仍在继续。假如扩大自卫队军事活动框架的话，那么这些问题会以更为鲜明的方式遭到国民的批判。对此日本的保守势力也必须估计到。 而且，假如自卫队参加实际上的军事活动，势必会出现伤亡。就此问题他们也必须事先做出解决对策。具体地说，当自卫队与美国一道进行军事活动并且出现伤亡时，人们应该如何定义这种伤亡？应该如何凭吊死者？ 假如自卫队与美国一起参加同一场战争，他们势必沦为美国亚洲战略中受人操纵的棋子，死者也是为美国而死。这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请裕仁天皇登场。即，有必要以天皇的名义将在美国亚洲战略中阵亡的 “日本人”定义为“为了日本、为了日本人而死”，并给予他们自卫队员的荣誉和死的荣光。 正因为如此，小泉内阁一边把集体自卫权的行使问题挂在嘴上，一边自另起炉灶之日起便公开叫嚷以正式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而且，为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取得胜利，他此前也是以端出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方式从日本遗族会前会长桥本龙太郎身上攫取了总裁选票，情形就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泉在与《新历史教科书》问题处于互动关系之中的、以正式身分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尽管遭到了来自中国、韩国的批判，但仍然不愿做出让步。 面对这种事态，我们可以说：30余年前三岛由纪夫在《文化防卫论》中所提到的在整个历史框架中建构“作为主体概念的天皇”的设想，正是“编撰会”《新历史教科书》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三岛在《文化防卫论》的结尾部分写道：
如果答应这种要求的话，就真地要把日本变成能够与美国一起进行同样战争的国家。有鉴于此，如果一直全盘否定从前的侵略战争，就不可能涌现出为国捐躯的人。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姑息手段对其进行肯定性的描述，而且必须请明仁天皇以天皇的身份登场，再一次把“菊花与刀的荣誉”赐予军队。这样看来，他们的最终构想是重新定义天皇制。 这一点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实际上是被怎样叙述的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有关天皇的叙述。有关这方面的批判性言论中，有一种“乃皇国史观之复活”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种论调真地“脱靶”了。必须指出：这部新历史教科书完全是根据截然不同的皇国史观逻辑编写的。 回顾一下何谓皇国史观我们就会发现：归纳皇国史观的文献是成书于1937年的《国体本义》，其出发点是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语》。它以可称得上是宣扬天皇享有统帅权的第一部国家级文献。其中叙述道：“天皇应该处于统帅陆海二军的状况下，此乃天皇亲政的形态。因此，将军队完全委于身为天皇家臣的征夷大将军（即幕府将军）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从史的角度来看，自源赖朝于1192年开设镰仓幕府直至江户幕府崩溃（其中应除去后醍醐天皇亲政的“建武中兴”时期）这一大段历史都是错误的。因此，《国体本义》中所叙述的国体史就成了“大化革新”、“建武中兴”和“明治维新以降”这几段断断续续的历史了。由于日本的历史是所谓的“没有历史记载的历史”，因此，皇国史观的历史教育只有凭籍替代物予以实现了。即要记住自神武天皇之后的历代天皇的名字，相应的历史教育才能成立。
相形之下，这次 “编撰会” 的历史教科书完全站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上。为什么这样说？该历史教科书经审查被提出了137处修改意见，其中有108处是近代以后部分。这些全是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或宣称发动战争乃迫不得已之类的评价，即捏造历史的部分。事实上，如此美化近代侵略战争的同时彻底地回避有关近代天皇的问题，正是该教科书的特征。有关明治天皇的登场，它仅仅提到明治宪法的制定及后来成为近代日本人人格骨骼的《教育敕语》的颁布等问题，而且，关于后者仅仅是以加注释介绍其全文的形式浅尝辄止。关于昭和天皇，该教科书只提及他镇压“二·二六事件”、接受《波兹坦宣言》等所谓的“圣断” 言行，而且在最后的栏目里以《昭和天皇——与国民共同经历的生涯》为题作了一些叙述，仅此而已。 这样一来，如下构图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之于近代、之于《军人敕语》惟有天皇被视作可以统帅陆海二军的大元帅。因此从法理上说，所有的战争行为的责任都在天皇。可是，该教科书一边彻底地掩盖这一点，一边美化侵略战争。基于这种原因，“编撰会”历史教科书中就难以出现有关天皇的叙述了。即，近代的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作为握有统帅权的大元帅对其所推行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应负起的一切责任都从历史记载中被删除掉，他们的罪责也被开脱了。 这种《新历史教科书》中出台的天皇制的重新定义被描述成为：自近代开始以降，即明治宪法时代以来，日本实行的是“象征天皇制”，天皇不具备直接的权力，唯一的权威是“文化性权威”。正因为如此，例如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编撰会”却引用了己方势力理应最为厌恶的《麦克阿瑟回忆录》，借麦氏之口说：“昭和天皇显然想把不应归咎于天皇的责任承揽到自己身上，他那充满勇气的态度令我感动到骨髓都在震撼。”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到他们的最大着眼点了吧？相形之下，近代以前的天皇，都被说成在国家濒临危机之时，常常扮演主要角色，积极地与幕府合作，共商国是。至此，所谓的“日本是超越权限的天皇国家”的一贯制历史观便暴露出来。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等势力肯定现行宪法第一至第八条中所规定的象征天皇制，并试图据此重新树立“作为超越权力的权威的天皇”地位，这一点已经表露于《新历史教科书》之中。 那么，为什么要编撰《新历史教科书》，并主张改变一直以来由学校决定历史教科书采用方式的做法，而由教育委员会直接决定呢？！难道迄今为止从未实现过大同团结的右翼保守势力已经完成了“旨在实现大同团结的‘草根运动’（自下而上的基础性群众运动—译者注）”？！ 其中的原因在于：日本保守势力主张民族主义、试图煽动国民情绪之时，立即碰到了日美安保体制的矛盾。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把体制转型到21世纪形态上来，那么日本保守势力的统治将面临危机。也就是说，如果一味地坚持日美安保体制，与美国保持着合作关系，那么，当日本成为美国亚洲战略中的一个棋子而进行战争的时候，怎样才能培养出愿意豁出性命的青年呢？——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以克服日美安保体制矛盾的意识形态。
①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②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其背景问题和如何看待现在的世界动向问题是互为关联的。纵观1990年代初冷战格局崩溃时期所发生的海湾战争和90年代末围绕科索沃问题发生的南斯拉夫空袭这两场大型战争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海湾战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对伊拉克单方面行使的军事打击。不过，这时它仍是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然而，南斯拉夫空袭则是完全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等组织的存在，由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单边决策进行的，而且空袭一方还声称自己是以“人权和正义的名誉”发动空袭并予以制裁。 这根本谈不上是战争。惨遭毒手的南斯拉夫毫无还手之力。这与从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冷战格局崩溃后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标准的新秩序，如果哪个国家或地区不符合美国标准，那么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其发动军事制裁。基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说在美国与北约能够压制的地政学意义上的地域，一种可称之为独裁体制的秩序早在90年代就已经形成。 然而，在亚洲有中国、朝鲜等国家，而且还与俄罗斯相比邻。在这种地域环境中，前述军事独裁体制尚未确立。在如此情境下，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的保守势力：日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经济上，包括IMF（国际基金组织）体制在内的、操纵套投（利用金融派生商品等复杂手段，不顾行情上扬或下迭，拼命追求利益的投机基金）的大资本集团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幻想市场正在合理地变动，肆意吹嘘市场原理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建构惟有自己绝对只赚不亏的制度。总而言之，在经济上一种惟有一部分人赚钱、可称之为贵族政治的体制正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机能。亚洲已经完全卷进了这个IMF体制。众所周知，韩国的经济已经被置于它的管理之下。 这样一来，在所谓的全球化——即美国标准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中能够获得利益的人，日复一日地演变成从属于美国、北约的一类了。然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 这个体制的实质是：包括日本那些被裁减掉的人员在内，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民今后都将蒙受损失。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 相对于这种体制，业已蒙受损失的、从而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势力大有人在。已经成为这种势力思想核心、支柱的是原教旨主义及其与此相关联的民族主义。人们本来应该构建起一套可以与美国基准的全球化相抗衡的对抗逻辑或者说抗衡方案，但是如今仍未形成世界规模的、多边地域达成共识的抗衡机制。正如在上次威尼斯高峰会上人们所清楚地看到的，惟有英国、欧盟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也就是说与美国主导型的新秩序对垒的构架正在逐渐形成。但是，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却完全地追随着美国。当然在非上述地区，除了原教旨主义和与其相关的民族主义之外，人们没有其他可以依据的基准。 日本虽然没有在亚洲格局中结成类似于欧盟的联合体，但是，在整个90年代，作为国民性的现实，日本已经显露出因听任美国基准的全球化而使为数众多的人蒙受损失的情形。而且这种状况今后仍有可能持续下去，这是难以阻挡的趋势。如果这样放任自流的话，国民的感情、情绪也许会全面地陷入反美的民族主义危险之中。这一点已经在冲绳问题上暴露出来。 因此，针对这种不满情绪从国民的各个阶层发生的现实，有必要找到一种富于包容性（托盘式）的意识形态，它可以使人们感到如今的保守势力原本制造出来的矛盾并不是什么矛盾。 迄今为止，日本的民粹主义是以反共民粹主义方式“合理地”追随着美国的。然而，由于冷战格局已经崩溃，其反共要素已消失殆尽；毋宁说它极有可能变成具有敢与美国对决性质的民粹主义。另外一个问题是：保守势力政策上的矛盾之所以已经被合理化，是因为通过与麦克阿瑟的交涉，象征天皇制成立了。作为一种逻辑这使得昭和天皇得以苟延残喘至今，而且没有被当作战争罪人受到制裁，裕仁的战争责任全盘开脱了。结果“国体得以护持保存下来”。当然，这种结论是由东京裁判的结果支撑着的，所以“编撰会”主张“东京裁判史观荒诞不经”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支撑如此“得以护持了国体”观点的逻辑是“靖国逻辑”。即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都为昭和天皇继续活下去发挥过作用。假如从这个论调出发看问题，那么因战争而死去的所有人的个别性死亡都可以消解掉，通过以整体的形式悉数供奉于靖国神社，他们便有了为护持国体而捐躯的意味。 然而，昭和天皇死后，这个逻辑到了其儿子明仁天皇身上就不再适用。明仁天皇背后没有一个死者。因此，该怎样重新利用在战后裕仁天皇制中发挥机能作用的靖国天皇制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赋予今后将会死去的日本军人、即自卫队员以“菊花与刀的荣誉”，作为能够行使此任的主体，明仁天皇理所当然地就要被抬出来。
为此，日本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所以“编撰会”的“新公民教科书”就在最临近陈述安保条约内容的栏目里提出了安保条约与宪法第九条的问题，大谈集体自卫权。如此教科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预先读懂了小泉政权，反之亦然。如果该教科书被采用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支撑小泉政权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修正宪法路线的教材。即现在的日本保守势力所采用的战后政策在根本上存在着矛盾，要想把这些政策化为所谓的“没有矛盾的东西”，就必须给旨在打圆场的象征天皇制重新下定义。 这个问题与小泉纯一郎、石原慎太郎之流的大众煽动型的民粹主义政治家们颇受青睐这一当前的国民情绪感情问题有密切关联。这是为什么呢？ 假如日本恪守追随美国的姿态，而且紧跟布什政权以中国为敌的政策走的话，那么，日本在亚洲显然要陷于孤立。如果像小泉政权那样紧紧追随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乃至经济政策，那就的确算得上违背国家利益。仅凭这种现实政策，日本根本没有可能从眼前的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比如说增加就业机会等。这样一来，在如今的“伴随着痛苦的改革”过程中“被强加痛苦”的人们就无法找到“摆脱痛苦的道路”，只得暂时被束之高阁。而对现实政策吃不准、摸不透，不知道如何生存是好，心存狐疑的人将会成为国民中的大多数。 从逻辑上讲这些人怎样才能摆脱痛苦难当的困境呢？我想他们惟有直面小泉型政治、毅然扛起反叛大旗。如此面对矛盾实属无奈。相形之下，保守势力为了不使上述情形发生，也只有将国民的情绪情感的锋芒引向别的地方。而且对人们而言从逻辑上直面矛盾是相当严峻的事情。为了实践这一步，需要花费极大的力量。在这种状况下，保守势力试图阻止国民对政府揭起反叛大旗的处方就是这个“编撰会”教科书。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编撰会”教科书首先试图让人们停止对现状的思考。而且，他们还试图营造出一种犬儒主义的氛围，警告人们：就现实政治、政策等“再思考也无济于事”！还有，“编撰会”的藤冈信胜等人在政治上是变节者，同时他们也是信奉“无论你怎样振振有辞仍是查无实据”的政治虚无主义者。这种虚无主义态度确实存在于这股潮流的深处。“编撰会教科书”的这种思考停顿、犬儒主义、虚无主义一旦形成正三角形，那么进入其正中央的必定是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如此情绪情感结构在如今的日本正迅速地形成。可以说这种民粹主义才是新型的日本式原理主义。他们企图再一次利用以天皇为中心、把死者之死的意味充填于其内部的形式，一边挖掘“作为近代天皇教象征的靖国”的可利用价值，一边重新建造保守势力的意识形态和统治体制。 那么，小泉何以胆敢在“伴随着痛苦的改革”中主张采用削弱中小企业的政策呢？迄今为止，先是与中小企业经营者团体KSD过从甚密的孝雄议员铺定了“编撰会教科书”的路线，而且它已成为政府首肯的路线，对各个地域的教育委员会都起到了重大影响，相关的陈情、决议大量地增加起来。然而在小山因KSD嫌疑被捕后，上述势力却成了被削弱的对象。如此政治过程与“编撰会教科书”的出台过程紧密相关，所以“编撰会”运动也是一场“污秽的运动”。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近代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右翼保守势力的大同团结运动何以会出现呢？如今日本的小泉型政治，换言之，审定并通过“编撰会教科书”的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全面追随美国、试图基本上脱离亚洲的路线；是一种“所费不多”便可消除他者的路线；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与新右翼渐趋勾结起来的结构。另一方面，这又会形成一种“散财”路线与一贯制的保守势力相结合的奇妙现象。这样一来，国家显然会在政治经济外交层面上从国民生活中退出。 在这种情境下，国家有可能过于咄咄逼人的情形只能发生在教育领域，让“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首先有人已经设定了这么一种国家逼近现场的机制：教育委员会通过学校的校长们以上意下达的形式使“日之丸”、“君之代”贯彻到底。这样一来，任何人都无法从根本上去动摇它。而且，在教育三法的修改问题上，如果采用“编撰会教科书”的话，那么教师是否按照它们开展教学便成了实践学习指导要领这一环节中的主要问题。因此“编撰会”等势力主张教育委员会应该采用“新教科书”，并且为此展开了“自上而下的草根运动”。这样，“日之丸”、“君之代”就可以通过教育委员会从国家彻底地渗透到最基层的学校。在这种体制运转过程中，紧接着另外一场试图把教育内容也彻底地委与教育委员会决策的自上而下的运动也展开了。所以我们正在开展反对“编撰会”的运动，极力阻止这种倒行逆施。 连教育内容都要成为国家形态的东西，而且它还要通过“学习指导要领”彻底地贯彻给教师，如果有教师胆敢违背，就将其逐出岗位。为此国家必须行使校长职务命令的权利。这种做法是日教组与文部省在村山政权时期联手施政结果的结构化产物，是破坏工会的总攻战。让这种攻击策略以机构的形态发挥机能作用的情形已经暴露在教育领域。 如何击退这样过分进入教育现场的国家呢？可以说这个问题早在教科书斗争中就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种斗争不是把教育问题一手委与教职员工会。其意义在于使其成为各个领域的市民运动而得以展开；教职员工会运动在“共产党系·社会党系”，进而在其内部都已分化为“左派·右派”，没有形成统一的斗争态势。在如此情境中，“教科书斗争”应该扬长避短。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各种领域已经绽放出希望的萌芽，这是极为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绕教育问题我们与国家之间展开的斗争，将是教职员工会运动的专项任务；相对于以前的“55年体制”时期，斗争的状况将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我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胜利。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