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张世英1972 黑格尔哲学本身并不曾构成1949年以来在中国哲学阵线上引发过的反响的论争之一，但他却常常是某种特定研究和重审的对象。毛泽东除了多次指出列宁对于《逻辑学》的阅读，还在《矛盾论》中明确提到过黑格尔：“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判斯大林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全盘否定，并强调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便更好地战胜它的必要性，强调读“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的必要性。 根据哲学阵线上的情况所引发的具体要求，黑格尔哲学在历史上始终受到关注。在1949年解放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某种颇为“经典”的新黑格尔主义，其主要代表之一就是贺麟，其主要特征始终在于：对于辩证法的革命本质的恐惧；对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强调；对于《逻辑学》的不感兴趣，以及对于《精神现象学》的重视，亦或者，对于《逻辑学》的结构及其概念顺序的好奇成癖。1949年后，对于黑格尔的讨论范围渐渐地被确立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使用问题；针对吧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变成单纯“机械结合”关系的那些人，另一种观点得到强有力的肯定：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矛盾应该被理解为其保守的一面和其革命的一面之间的矛盾，其唯心主义体系和其“合理内核”（而不是他的整个辩证法）之间的矛盾。辩证法一分为二。另一个被中国人提出的问题在于：黑格尔为对立统一法则所制定的下场；他没有看到这一法则构成了辩证法的核心，并且把他的“否定之否定”这一法则变成塑造其体系结构的中心因素，将其体系的发展机械地禁锢到“正题-反题-合题“这一枷锁之中。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对于他的部分作品的出版和再出版主要分两个阶段： （1）1956-1959 ：大跃进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多次呼吁大规模学习辩证法并掌握对于作为其内核的对立统一的运用。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前后，展开了第二场哲学大斗争，它所涉及的是思想和存在的同一，在这样的形势下，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张世英在1956年出版了《论黑格尔哲学》，接着在1959年又发表了名为《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重要研究；后者试图以系统的方式阐述并普及“西方哲学史上最晦涩难读的著作之一”，并为了响应马列主义重要作者的只是而继续研究并批判《逻辑学》的根本观点。 （2）1972-1975：第二阶段最突出的事件是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尤其是毛泽东关于学习中西哲学史和批判先验主义天才轮的指示。由此开始了批判林彪的第一阶段。从1973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多部西方哲学史，其中对于黑格尔的介绍占用了很大的篇幅。张世英在1972年的新作《黑格尔的哲学》（在本书中我们译出其中一章）一方面能被用作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明确地加入到与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斗争中，这些思想家为黑格尔保守的一面增添光彩，并对于历史进步的遗迹采取蒙昧主义的蔑视态度。 黑格尔在法国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德国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为止唯一存在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被创立的。 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生命力，不仅在历史上是很新的现象，而且经过了一番特殊历程，直到今天，这一历程都只能令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模糊不清，同时也对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再次得到展现造成困难。 在我们来看，科耶夫（Kojève）在三十年代开设的学术讨论会标志着对黑格尔的参照开始以某种非纯学院的方式参与到时代的意识形态忧虑中，从这一刻开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黑格尔形象，这一形象经过三十多年才开始摆脱——并且这远远没有完成。 科耶夫所探讨的仅仅是《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的哲学，它从自我意识之分裂这一唯心主义角度被理解，并被束缚于从感性直接上升到绝对知识的暗喻之中，而这一暗喻的核心在于主奴辩证法。这是因为与他者交锋的形式主义具有身处危险和死亡气氛中的诗意效果：这一黑格尔在马尔罗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中，甚至于在超现实主义者中博取到了听众。巴塔耶（Bataille）和布勒东（Breton）都会承认科耶夫对他们的影响。 二战之后，受到伊波利特（Hypolyte）翻译和论述的有力支持，这一片面形象的影响力上升到了以萨特为代表的群众层面。“为他人的存在”这一悲观的理论（他人是地狱）从中汲取灵感。至于精神分析学这边，拉康本人（且不论他与超现实主义者的深交）在其早期作品中发现了建构想象性（l’Imaginaire）理论的方式：自恋和好斗都属于主奴关系的对称机制。 简单地说，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现了塑造某种激烈的浪漫唯心主义的方式，这种唯心主义将情感主题再次置于世界经验的中心，并且，通过其煽情的手法，它简直可以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效应在世界各地所引发的巨大历史喧嚣媲美。在被十月革命、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像暴风雨一样重塑过的那些意识形式的关注之下，青年黑格尔——对1789年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做出总结的那个黑格尔——被当作围攻武器，用来对付那些国立学院中腐朽的实证主义，对付法国后康德主义者可悲的老生常谈，对付极端党派“思想家们”的非宗教人道主义。 黑格尔在法国的意义，首先并尤其在于用悲怆唯心主义来反对科学唯心主义。从这一意义上，他的侵入对时代所作出隐秘的见证，并且在最深层的主观理想中用遭受唾弃的作家和第三国际的职业革命家这一双重形象（以解放全世界为事业的暴力而又机密的人）来替代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的那种有点像二级地方政府长官般的佩戴着勋章的善良形象。 就此而言，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汇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的。从主观的角度讲，那个时代的黑格尔主义者寄希望于革命并且憎恨资产阶级秩序。布勒东和萨特最终都不得不走上这一必经之路：与共产主义者的结伴同行。然而，由于他们和马尔罗在同等程度上是浪漫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与此同时无法完全忍受这种结伴的心理后果。以最具代表性的萨特为例（他并且还步入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现实变得暧昧不清的时代），上述矛盾的处境引发了一项巨大的工程（这一工程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先驱，尤其是在德国），将马克思主义本身纳入主观唯心主义。这一次，黑格尔通过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颠覆卷土重来，就像是一部要将辩证唯物主义撞得脚朝天的机器。这就是被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始末，其中心范畴是异化，其命运取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篇关键文章：《1844年手稿》。在这里，科耶夫的课程还是能发挥作用，因为他强调将主奴辩证法进行到底之后所能的生成的劳动范畴，这一范畴是焦点，它能从表面上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自我意识的各种化身焊接在一起。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但这已经是在青年卢卡奇之后，在科尔施（Korsch）之后），萨特以同样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尊奉为我们文化的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并再次强行使它适应于一个与自身毫不相干的起始概念：我思的透明性。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是在共产党知识分子（他们满足于一种于勒•盖德（Jules Guesde）式的科学主义）的封闭圈子之外，在法国市场上唯一能找到的马克思，同时也是唯一的黑格尔。 无论是那个马克思还是那个黑格尔，都是假的，前者被简化为后者，而后者则与自身的一部分相分离，那一部分恰恰为前者开辟了道路，那一部分是《大逻辑》。 一旦历史前景发生了深刻改变，反对意见也开始出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效应步入尾声，当苏俄革命的拥护者遭到严酷的打击，当法国共产党显而易见地投入到了布尔乔亚及沙文主义修正中（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经历具有决定性），当中国无产阶级的严酷力量不断发展，当每个人都被迫就国家解放战争明确立场时，知识分子们不得另找地盘并为自己组织不同的思想。革命的“同路人”死于饥荒。伴随着他一起失效的是各种意识哲学所带来的保证，这些哲学曾经的任务是在一场富有魅力的革命的注视之下保存投身事业和保全自我的双重关系。 一时之间孤立无助的知识分子被迫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来认同，并从这一再次认同出发重新定义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一个任务导致了对于知识和知识性的绝对崇尚，亦即结构主义运动。第二个任务，经过一场猛烈的颠覆，将马克思不是视作一个以他人和劳动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家，而是变成一个研究社会结构的学者。在两个任务中，他们都大张声势低与黑格尔一刀两断。 如大家所知，是阿尔都塞将靶子集中到之前被唯心化的马克思主义上，贬低《1844年手稿》时的青年马克思，并将黑格尔变成绝对的反面教材，甚至于作出这样的定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这一点能够说明一切问题。 这一肃清工作在那个年代（1963-66年）曾有过积极的效应，它远远地得到以当时的教条形式与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国人的支持。阿尔都塞令马克思主义重新获得某种严厉和斩钉截铁的态度，使它从主观主义的传统中脱离出来，并将它作为实证知识重新扶上台。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黑格尔，由于其片面的形象，成为众矢之的，并由此受到提防：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萨特都对《大逻辑》中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熟视无睹。以至于马克思，由于被调整到结构主义概念中，他在科学上有多受益，就在阶级历史性上有多大的损失。五十年代的黑格尔化马克思是一个思辨形象，但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六十年代的反黑格尔的马克思是一个学者，但注定只能被用于学术讨论会。或者，用哲学的话来集中体现这一非此即彼：黑格尔式的马克思属于唯心辩证法，反黑格尔的马克思属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 文化大革命和六八年五月风暴在大众范围内令人们懂得的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注入真实的革命运动，我们所需要的完全不是在国内的思想传统之间摇摆（介于持我思理论的笛卡尔、萨特，和持机械论的笛卡尔、阿尔都塞）。在风暴的考验下，阿尔都塞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由于与法国共产党的“科学和技术革命”相勾结，较之萨特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威胁。这一点从它们在紧急关头作出的选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尔都塞最终站在了瓦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这一边，而萨特，无论如何站在了“毛主义者”这一边。
1970年，萨特与波伏娃上街售卖“无产阶级左派”的《人民事业报》，抗议法国当局逮捕编辑人员 今天在法国绝对有必要建立列宁1921年（并且是针对托洛茨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全心全意呼吁的东西：“一种由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友人所组成的社会”，并且他为这个社会规定了“鼓吹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重大的任务。 当我们看到以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为首的那些欢快的“新哲学家”企图为这一切画上完美的句号，那么我们就对上述必要的迫切性看得很清楚了。 在本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对于令某种马克思主义适应我们思想界的需要起到了唯心主义中介的作用。接踵而至的是权力无限的科学主义传统的反攻：站到讲坛上的是博士们的非政治性马克思，黑格尔则消失于辛酸的幕后。 毛主义的目的在于与这种轮换和这种规避决裂。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新哲学家们跑来将黑格尔主义变成幽灵，变成国家的理性怪物。这种做法，由于他们对辩证法所怀有的憎恨，拉进了他们和阿尔都塞的距离，不同之处在于，阿尔都塞想要通过这一阴影的效果为马克思带来更大的光辉，而其他人的目的则在于将再次被画上等号的马克思和黑格尔归入思想大家的范围，这些思想大家被视作一切罪恶之源。 由此，与30年代开始的进程完全相反，这一次是为了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不服并让我们承认它的丑恶，人们才再一次操纵我们哲学核心思想这个谜：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的相互印证和分裂。 其实，必须一切从零开始，并最终认清：从哲学角度来讲，马克思既不是黑格尔的他者也不是他的同一。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分化者。他同时确定了后者不可逆转的效力（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他的全盘谬误（唯心主义系统）。 黑格尔仍然是一场无休止的冲突的焦点。因为只有对他内在分裂的深入理解才能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思考中同时防止我们走上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偏道和科学主义-学院派的偏道，并最终防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单纯的憎恨。 再现黑格尔的内在分歧不是徒劳的，因为好战的资产阶级哲学总是以排除他或者以全盘接受他的名义而取得进展，它们的企图不在于忽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占领它并遏制它。 为此，我们还需要将发言权交还给被堵住了嘴的黑格尔，最根本的黑格尔，列宁曾狂热地对他作注解，马克思曾宣称对于他的阅读决定着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他是《逻辑学》中的黑格尔。 我们正努力，我们才刚开始。 1977年11月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