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喧嚣

 

走进彭安杰（万事达卡总裁）。彭安杰出生在距孟买几小时车程的军营—基尔凯埃，父亲是位军人，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学士，印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之后就职于雀巢和百事可乐公司，成绩辉煌。2010年，被任命为万事达纽约总部CEO。

他是财富500强里面为数不多的完全在印度完成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人。

在彭安杰的领导下，公司发展平稳，盈利额逐年上升。2009年，万事达卡总收入51亿美元，净赚15亿美元；2013年，收入84亿美元，净赚31亿美元。同时，与过去五年相比，公司股票猛增330%。

彭安杰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和回报：去年，他的个人收入超过1300万美元，成了商业新闻界的“宠儿”，受到《财富》杂志的高度赞扬，被《首席执行官》杂志称为“最大财富创造者”。

他创新能力强。至少，商业媒体这样称赞：彭安杰“双倍利用科技”，“建有内部创新机构”，引进万事达卡非接触点（一种新型的无线支付体系）。

他最具创新的是将眼光投向世界25亿“无银行账户”居民身上。正如《财富》杂志所说：重要的是，彭安杰意识到“公司的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还需数十年才能用上电子钱包的世界地区。”一大批商业领导者都看好世界贫困地区的无限商机，而彭安杰无疑走在这只队伍的前列。

《财富》报道并没有提到彭安杰在“无银行账户”地区投资的资金来源。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资金不是来自他领导的公司，也不是万事达卡股东，更不是自己日益鼓起的腰包。资金的真正来源是世界最大的慈善组织—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2014年，盖茨基金会宣布向万事达卡无偿拨款1100万美元用于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建立金融包容“实验室”。该项拨款持续三年，万事达卡之后表示，如果公司盈利有余，可能愿意为该地区的金融发展买单。

从经济学角度看，万事达卡的经营使这笔善款变得十分理智：在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存在风险，很难保证成功。正如万事达卡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来自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公司触及“商业界可能无法到达的新市场”。

与其说是善款或者股权投资，不如说是万事达卡从天而降的礼物，这笔捐款是盖茨基金会对世界最富有公司的最新捐款。比尔盖茨基金会不只和盈利公司合作，无论是因不交纳企业税而臭名昭著的英国沃达丰公司，还是美国学乐有限公司这种有名的教育公司，它都无偿提供成本资助。

给予世界最富有企业越来越多的资助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现象是：私人慈善家的能力和影响力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世界性慈善组织。

盖茨基金会每年捐出的善款有420亿美元，其中30亿美元用于企业资助，乍一看，这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捐款有隐藏成本。

以对世卫组织的捐款为例，2013年，盖茨基金会给予世卫生组织超过3亿美元的捐款，是当年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最大笔捐款。盖茨基金会每年花在世界发展上的费用几乎和世卫组织全部的经营预算一样多，这还不包括其他慈善项目。

基金会希望付出有所回报。正如劳里·加勒特2012年在一篇《外交》杂志文章中所说，“盖茨基金会工作人员随意审查之前，几乎没有宣布世卫组织建立的政策提议和规范标准。”一些人认为这是正面发展。盖茨基金会注重结果的做事风格经常受到赞扬。曾发起过“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且饱受争议的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式曾称赞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是历史上“最有功劳的利他主义者”。

问题是几乎找不到证据支持这样伟大的断言。一方面，盖茨基金会确实为全球健康领域做过一些好事，但同时，不管辛格和其他人观点如何，基金会确实没有将钱花在全球最大的健康威胁上。

直到最近，盖茨甚至还不是几十年目标的支持者，自世卫组织1978年阿尔玛-阿尔塔宣言以来，就建立了加强基本健康医疗系统和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目标。正如2009年世界领先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们所说，盖茨基金会唯一“有效的”捐款远远“没有反映最贫困地区人们承受的疾病负担”。

盖茨基金会也已积极要求美国的跨国公司在非洲国家获得更有力的立足之地，比如孟山都公司（美国著名农业生化公司），此举让达瑞尔·雷这些有心者感到担忧，达瑞尔·雷是田纳西大学基地的一名农业专家，他担心基金会介入小农户会产生经济影响。

我们需要知道农民现有生产水平，然后帮助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适当的技术提高产量，慢慢达到更高的产量率，而不是说服他们年年购买他们买不起但还是得买的来自孟山都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产品，比如杂交种子事件。

对此事的指责随之而来：201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的长子霍华德·巴菲特在《60分钟》杂志上说，盖茨基金会对杂交种子的盲目乐观主义是在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别再想着把美国的方法照搬过去。”

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牛津大学健康经济学家大卫·斯图克勒和他的同事们这样说过，“全球健康事业由一些私人捐赠者掌握，他们秘密决定。相关事宜和处理方式的决定能力也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最终还是要听从他们的自身利益。”

 

“企业慈善”一词似乎注定永远要带双引号：说起这个词，许多激进人士都无法掩饰自己的蔑视情绪。在他们眼里，向非盈利单位慈善捐助公司利益或者资源就是“企业慈善”的说法，是一种粉饰，是公司赢取公众支持，树立公司形象的噱头。

但该定义漏掉了企业慈善的发展过程。越来越多的企业慈善不是指做慈善的企业。公司的确为慈善事业做过贡献，但没想象中的多。2002年，《哈佛商业评论》中有文章指出，过去十五年里，美国公司所做慈善的比例利润下降50%。近来，《斯莱特》杂志报告表示，2012年企业慈善的税前利润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1%暴跌至仅有的0.8%。

今天的企业慈善指的是盖茨基金会这样向公司捐款的私人的、免税的捐赠者。

盖茨基金会不是唯一一家向万事达卡这样的盈利企业捐款的慈善基金会。其他机构，如福特基金会，也直接捐款给盈利企业，尤其是媒体公司，而英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维康信托基金经常捐款的对象是制药公司。

但是，盖茨基金会向企业捐赠的速度和规模上升之快甚至让一些在慈善方面最富想法的专家都没觉察出异样。为明白盖茨基金会向万事达卡这种公司捐款的新颖性，最好先了解什么叫捐款，什么不叫捐款。

捐款不是投资。这些年，盖茨基金会一直面临同样的抱怨，因为它总向那么几家公司捐款，并未改变想要改善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但这次的做法不同。万事达卡捐款也不是一个股权投资，是为了帮助减少公司开销，弥补世界最富有公司在新市场的开销成本。无论盈利多少，公司都没有义务偿还捐款。

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只是捐款而已。对受捐助公司而言，它们是免费品，对美国纳税者而言，它们是在消耗公款。

慈善基金会资助盈利企业一事立刻得到大肆宣扬，万事达卡开新闻发布会庆祝来自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奇怪的是没引起注意。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慈善界的哲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

《波士顿评论》杂志上最近出现一系列分析慈善基金会力量和透明度文章，读后发人深思。

2013年论坛上，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科学家罗伯·莱西写了一篇重要文章，标题是“基金会是做什么的？”，迄今为止，他已对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提出很多真知灼见的观点。莱西指出，小规模的慈善捐款确实能到达低收入者手中，但绝大多数的捐款流向满负盛名的大学母校，富人们经常出入的文化机构，和那些只集财不散财的宗教机构。

慈善基金会“生来就阔绰”，莱西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像盖茨基金会这样无需负解释责任的慈善组织能民主化吗？

国家最新学者，像艾森伯格，斯坦利·卡茨，戴安•拉维奇和里克·科恩，对莱西的文章作出深思熟虑的回应。

他们的评论让我们能够穿过慈善管理的地形进行一场短暂之旅，瞥见几乎无人监督管理的“西部荒原”部分。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拉维奇这样评论：用于公共教育的善款在“三大新巨兽”的掌握之下，即盖茨基金会，布罗德基金会和沃尔特家族基金会。

她说，这些实体企业的政策方案和资助模式非常统一，想法单一，将资金集体投向学生考试成绩与教师报酬挂钩的学校、增加线上特许学校，降低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

著名慈善事业学者艾森伯格呼吁对基金会的规模进行立法限制：捐款最高限额定到100亿美元或150亿美元。开放社会所和查克·费尼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前任管理人员加拉·拉马切乔治．索罗斯说，这么少的钱事实上只能以滴捐的方式惠及世界贫苦人民，我们需要考虑是否普遍减税。

奇怪的是，十四个受访者没有一人质疑莱西随口作出的评论，中间他这样说道；“当然，基金会必须把他们的善款直接用于公益慈善或者按税收的说法，用在501(c)(3)（国内税收代码）规定的非盈利性组织上。”莱西又补充，“实际上，只要承诺不将利益分给所有者，美国的任何组织能够成为非营利组织，所以公益慈善规则根本没有界限。”

他说的对，非盈利的定义极其广泛，近乎无边无际。但是，基金会必须只能向慈善机构捐款的说法不对。他们能够无偿资助满足基金会慈善任务的盈利企业，这是—项非常宽容的标准，像盖茨这样的捐赠者正以新颖而空前的方式阐释该标准。

人们一直不明白基金会向公司捐款的势头是怎样开始的。2012年，迈克尔·麦尔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福特基金会向《洛杉矶时报》捐款104万美元帮其扩大报道而作的宣言。迈尔写道，“竟然还有为扩充盈利机构报道而捐款的事儿，我闻所未闻。”

但之前是有先例的。2010年，盖茨基金会向美国新闻广播公司无偿捐赠150万美元，2011年，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捐款超过110万美元作为“国家教育峰会的资助资金”。次年，盖茨基金会又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捐赠100万美元，这次的理由更无厘头，名为“告知并吸纳社区”。除此之外，2012年其他盈利媒体公司也收到盖茨基金会的捐款，比如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广播公司—联视，其母公司是联视通讯，该公司2014年的收入高达26亿美元。

按惯例，很少出现向盈利机构捐款的情况，但这已成为过去。盖茨基金会向世界盈利公司捐款的次数已达几十次，这些企业包括《共同核心标准》（美国各州政府发起的制定全国统一课程标准）中的准受益者。

老师和父母普遍担心的是盖茨的捐款会帮助培生集团（教育出版物出版社）和微软公司这样的私有企业从紧紧束缚老师和学生的考试行业获利。

慈善机构赢利是违法的。2013年，培生慈善基金会因滥用善款帮助母公司培生集团增加收入，纽约司法部长史树德办公室与该慈善组织达成770万美元的协议，但之前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将钱直接交给母公司非常合情合理的。

诚然，一直以来，盖茨基金会捐出过很多类似款项。学者出版社是一家类似于培生集团的盈利出版社，已经收到盖茨基金会60多万美元的捐款。2011年11月收到4463541美元的捐款用来支持“教师”实施数学的《共同核心标准》。

我们不明白这为什么会算作慈善。学者出版社没有从扩印《共同核心标准》规定的教科书和考试材料中获利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2014年，在一场表扬数字教育部门绩效的新闻发布会上，学者出版社自己说：“2014年，公司账目收入达18.2亿美元，与去年17.9亿美元的收入相比，略有增长。利润额增长可观.......学者出版社也希望数字教育产品的销量继续上升.......”

调查中，一位名叫克里斯·威廉姆斯的盖茨基金会的新闻工作者回应说，完成慈善目标不妨碍增加收入的活动......如果受捐助者不是公益慈善组织，就会产生费用责任，基金会竭尽所能建立了监管程序，监督捐款只用于慈善目的。威廉姆斯所说的程序指的是美国国税局（IRS）规定，要求捐赠者确保向盈利企业的捐款必须是为了慈善目的，而不是个人收益。

但是，他的保证被盖茨其他的捐款不攻自破，比如2012年向美国最大在线家教公司之一的家教网（Tutor.com）提供一项817468美元的捐款，这笔钱会花在创造一个针对初高中教师数学培训的“灵活”专业发展计划上。

虽然家教网网页清楚说明该软件已经注册商标，而且邀请学校“报价”，但对捐款的新闻报道从未质疑过向私人的家教软件捐款是否违反国税局对基金会捐款必须只能用于慈善目的的规定。

很多新兴的教育企业确实对基金会感激不尽。另举一例，声称“教育界脸书”的教育网站BetterLesson 股份有限公司为老师免费提供网络课堂方案，但是向学校收取服务费。该公司已经收到盖茨基金会350万美元的无偿拨款，实践证明，BetterLesson对教师来说确实是很好用的工具。

但是该公司也收取额外服务费，这本该是纳税人资助的公共教育机构所收的成本费。在大家对公立学校教育资源不断减少而日益不满之际，在美国极度贫困不断增加之时，没有其他科技创业公司值得盖茨无偿资助吗？

法律可能不会禁止向盈利公司捐款，但是501(c)(3) 规定清楚表明，私人慈善基金会禁止“为私人利益组织或经营。”为获得免税资格，基金会必须参与慈善活动，“净收入中没有一部分属于任何私人股东或个人”。

显而易见，盖茨基金会许多善款的直接受益者是私人企业、公司管理团队以及公司股东。问题是，即使违反国家国税局对个人收益的规定，但这重要吗？一方面，比起非盈利组织，盈利企业收到的捐款少之又少，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捐出的330亿美元中绝大部分是给了非盈利机构。

另一方面，它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是先例的问题。如果对学者出版社和万事达卡的无偿拨款是善款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给高盛公司（美国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或新闻集团（美国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或孟山都公司（美国著名农业生化公司）免税捐款呢？

盖茨基金会曾坚持认为，私人企业应该在全球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定期无偿资助有意向教育、医疗和扶贫方面发展的商业公司。几年前，像万事达卡这样高赢利企业收到慈善捐款还是件令人奇怪的事儿呢。

但是，基金会的角色正在发生快速转变。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对慈善本应资助的对象不可思议，比如受资助的竟然是穷人，无家可归者，外来避难者，靠粮补生活者，因高昂医药费而家破者，而不是拿纳税人钱打赌穷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张信用卡的跨国公司。

管理学者和投资者用“慈善资本主义”和“共享价值”这样的词语拥护对公司无偿捐款的潮流，借亚当·斯密之名宣称市场扩展是一个自然的慈善过程，有利于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向富有公司提供免税捐款不应被质疑，而应衷心欢迎。

企业为替收到的慈善捐款辩护，总裁们满怀激情地将观点指向盈利活动和非盈利之间的“模糊”界线。

“世界的变化正在创造平台，让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政府、盈利企业和学会之间更真诚的交流。”收到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后，万事达卡的副主席 尔特·麦克尼对媒体说道，“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都在这个平台之上。”

达沃斯的精英—全球峰会上过分自信的TED演讲者声称一场新的、市场驱动的、盈利性慈善事业“革命般”的兴起将结束贫穷，这样的花言巧语不是头一次听到。20世纪中期，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发表评论；“对国家有益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反之亦然。”，人们纷纷赞成私人企业必定会报答社会。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嘲笑威尔逊是放荡不羁的自大狂总裁，事实上，当时威尔逊发此评论的语气带有遗憾，因为在此之前听说自己任命为美国国防部部长。问及在商业领导者和当选官员之间如何抉择时，他说，“这些年来，我认为对国家有益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反之亦然。”

今天，我们在TED演讲者身上已看不到这种谦逊，他们这群人自称革命者，夸张地模仿威尔逊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合并，宣称对下一代在线教育科技创新公司有益的东西显然会对美国学生和全世界学生有益。

与常说的创造财富不同，大型跨国公司在投资自己资金时越来越不担心金融风险，甚至在利用公共部门和慈善基金的资助获得颇丰收益时也是。像万事达卡这样的公司不管是收到慈善还是分发慈善，都一样自信和自足。

但是，具有挑战性的新的公司慈善需求者不会单独削弱大型慈善资助者在教育、健康和世界贫困领域设计辩论词或制定像WHO这样的机构政策时无与伦比的能力。

100年前，安德鲁·卡耐基在他的第一篇“财富”文章中说私人慈善将解决贫富问题，当时遭到了强烈指责。达特茅斯学院的一名神学家威廉·朱厄特·塔克评论说，“我想不出比试图让慈善来管理正义更大的错误了。”

今天的慈善家们共享卡内基的财富福音。要想揭开正义和平等的面纱，左翼必须驳倒慈善在解决世界最棘手问题上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