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革

说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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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岛去了，二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以贯之”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创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件事是阻其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两件事合起来就是一件事：走上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党员们普遍认可其第一件事，因为他们需要借用工农革命带来的执政合法性；他们反对第二件事，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毛主席思想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而是“邓小平理论”描绘的“中国特色”——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为了实现他们的“中国特色”，他们通过歪曲文革、丑化文革而彻底否定了文革，并且成功地走上了“改开”之路。近三十年的“改开”已经把“中国特色”的真实面目展示无余，中国人民逐渐从想象的“中国特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开始质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他们开始反思“改开”，反思文革。人们将“改开”与文革相对照，将“中国特色”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相对照，开始理解了文革的真正意义……
下面就说说我自己对文革的认识。

一切从“进京赶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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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诞生前夕，有朋友担心中共也会象李自成那样很快腐败。毛主席说，我们有人民民主这个法宝，我们不会腐败。但是在毛主席心中对腐败的担心其实与那位朋友一样沉重。正因为此，在中共中央机关进北京时，毛主席严肃地对周恩来说，这是“进京赶考”，并且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进入北京“考试”就开始了，从此毛主席就一直处于“考试”状态，直至他生命的终点。尽管国事千头万绪，“考试”始终是毛主席心中的头等大事。文革就是他的“考卷”的最后一页。

1.三反运动与刘青山、张子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之后，本来就很落后的中国经济在十一、二年的战争中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人民亦陷入极度的贫困。在这个烂摊子上建立的新中国，除了拥有几亿饥寒交迫的人民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几乎一无所有。就是在这种极度的困难中，新中国的建设起步了。
为了尽快地，最大限度地调动一起可以调动的力量，新中国立即在全国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使得亿万贫困的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极大的调动了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由于土改是从四八年的解放区开始的，所以五零年时已经初见成效。
在城市里则抛弃了苏联剥夺全部资本家，直接实现公有制的政策，仅仅剥夺了大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而鼓励中、小资本家在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快恢复生产，为快速恢复国民经济作出贡献。这种务实的，温和的政策既实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又避免了经济过大的动乱。所以，短短几个月，工业经济也开始恢复运转。
与此同时，中苏友好条约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条约中约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长期经济援助。
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可以预计，不出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曾经被日本占领的朝鲜被苏联和美国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北朝鲜和资本主义的南韩。苏联在短短四、五年之间，把朝鲜人民军武装成一个拥有10个师， 5个警备旅，一个装甲旅，600门火炮，180架飞机，总兵力约13.5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相比之下，南韩军队大约只有朝鲜人民军一半的武装。苏联和朝鲜的领导人看到这种有利的军事形势，以为可以武力统一朝鲜全国，于是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越过了三八线，长达三年的战争爆发了。
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开始很顺利，可是当美国人采取了“抄后路”战略时，败退开始了。朝鲜人民军兵败如山倒，一路溃败；美国人则实现了“在鸭绿江洗刺刀”的计划。金日成向毛主席求救，斯大林促中共出兵……
毛主席陷入两难困境。
一方面，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急需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头号帝国主义的大军兵临城下，唇亡齿寒！不仅如此，就连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都对战胜美军没有信心。这也不难理解。美军是刚刚打赢了不可一世的德军和日军的胜利之师，他们不仅拥有海、空的绝对优势，不仅拥有数倍，乃至十倍于我们的陆军单位火力，他们还拥有绝对优势的后勤保障。
应当说，我们的最大弱点是后勤保障。一方面朝鲜的狭长地形使得美军比较容易截断我们的后勤供应线，另一方面我国薄弱的经济实在难以支撑对抗强大的美军所需的战争消耗。
打还是不打？如果放弃朝鲜，让美国人的“大炮”架设在鸭绿江边，那么中国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就完全暴露在美帝的“炮口”之下；那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随时可能被美帝的炮火打断。作为一个一心要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复兴之路的毛主席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出现，于是他力排众议，任命彭大将军挂帅出征！
彭德怀与几十万人民子弟兵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很快美军被赶回了三八线。由于战线拉长，由于美军吸取了教训，由于我们的军力毕竟远不及美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相持不下的战争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那时政府财政支出的约一半用于维持朝鲜战争。如何尽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争取苏联的更多的经济援助以外，增产节约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于是，一个由周恩来提出，毛主席支持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始了。
要节约就要查漏洞、堵漏洞，这一查问题就出来了！全国各地纷纷发现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些地方竟然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是地方，就连军队与中央机关，一些贪污、浪费几十万、上百万（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的大案都不乏其人。必须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展起来，否则增产节约的计划只能化为泡影。
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向全党、全国发出命令，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清查、处理党内各级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这被称为“打老虎”。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成为“大老虎”的典型。
此二人都涉及上百万的贪污与挥霍，尽管二人都是革命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尽管他都是十分短缺的三十几岁的高级干部，可是为了制止党的官员的腐败，必须杀一警百！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就具体处理办法上，中央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的意见，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枪毙他们。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枪决被执行。
这枪声震慑了刚刚走上“管理者”岗位的党员干部们，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之风。不过，“三反”运动对克服官僚主义的作用不大，特别是对党的高层干部似乎没有多少触动。
“三反”运动和枪毙刘、张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一页。

2.高饶事件

上面说“三反”运动对党内高层触动不大，是指53年至54年期间发生的“高饶反党事件”。这件事本身与毛主席的反修防变的大事关系不大，但是对党内政治斗争的走向却影响深远。故此需要做个简单叙述。
高饶事件的主角是高岗。这个人的情况大致如下：
高岗原是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的一个大队政委（大约相当于营教导员）。
高岗在与林彪配合搞东北解放区时开始崛起。林彪入关后，高岗成了东北三省的最高领导，有“东北王”之称。在而后的三年朝鲜战争期间，他领导的东北解放区对朝鲜战争的支持力度最大，连以待人严厉著称的彭德怀都表示赞许，当然也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政治局委员加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位列朱德、刘少奇之后。52年高岗奉调入京，组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接管了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几乎一半部委，主管全国经济工作。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均成为其下属。
我猜，按照原先的打算，毛主席本打算用刘少奇和周恩来搭档来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经济。可是解放初期刘少奇表现出来的右倾思想（在后面将具体叙述）让毛主席开始对刘少奇不放心。而高岗在东北解放区恢复经济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特别是高岗在东北解放区及时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与朝鲜战争，深得毛主席嘉许。所以，毛主席调高岗入京抓经济工作，八成是为了抵消一下刘少奇的右倾影响。
可惜的是，高岗是个权力欲太过的人。几年之间的“飞黄腾达”使得他飘飘然，以为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指日可待！更何况就在这个时期，刘少奇的右倾思想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周恩来也受到牵连，扳倒刘少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乎，高岗开始了倒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
他先后拜访在军内有崇高威望的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陈云、饶漱石、邓小平等人；暗示“一荣俱荣”。彭德怀暗示了对高岗的支持——彭德怀历来瞧不上刘少奇，林彪则只是“打哈哈”，不置可否。时任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投靠了高岗，而邓小平向毛主席揭发了高岗的拉帮倒刘。从此，彭德怀在刘少奇眼中成为最危险的人物，而邓小平为刘少奇战胜高岗立下了头功，成为刘少奇的“铁哥们”。
尽管毛主席很欣赏高岗的经济工作能力，可是他对党内的拉帮结派行为深恶痛绝，处理起来绝不容情。于是高岗、饶漱石倒台了。不仅是倒台，而且是“反党”的罪名！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定性讲话，除了“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居然完全看不清楚“高饶反党联盟”在政治上、在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如何反党。
看来“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是高饶的“反党”内容，在政治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他们并未反党。
1954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经济计划委员会随着高岗的自杀撤销。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经济计划委员会确实是为了让高岗接管国家经济管理大权而专门组建的。从此，政归刘、周、邓。

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把三十多万红军搞到剩下不足三万；张国焘分裂红军，不仅企图武力解决毛主席，还葬送了“西路军”；他们都没有被扣上“反党”的帽子，高岗的“非组织活动”就为他带来了一顶“反党”的帽子！
高岗事件开启了抓党内“反党集团”的历史，而且而后的“反党集团”都与反刘、邓有关！

下面摘录《高饶事件始末》中的一段文字：
【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准备休息，叶子龙风风火火地进来报告：“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
　　“哦？”毛泽东一怔。
　　“刚才总理来电话，说他和彭德怀先去看现场，详细情况等一会儿再报告。”
　　“人死了么？”毛泽东问。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像上一次，也是自杀未遂。
　　“死了。”
　　“怎么死的？”
　　“可能是服安眠药，正在检查。”
　　毛泽东不再提问，沉默良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这不是自绝于党么？”叶子龙问。
　　“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毛泽东神情有些黯然，“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
 “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
邓小平“改革”之初，胡耀邦在邓的授意下为许多历史上犯了错误的人平了反，可是不包括高岗。可见刘、邓是绝对不能容忍高岗继续工作的！
高岗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刘少奇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的接盟。在高岗事件之前，刘、邓交往并不多，而且二人在党内不在一个层次上。正是高岗事件，使得刘少奇与邓小平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搭档，正是高岗事件打开了邓小平的快速上升的政治通道。

3.匈牙利事件与反右运动

“三反”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到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了，我国的经济上也得到很好的恢复，工业产值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这时中央制定了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 ”——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结果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据五六年的统计，三年的发展情况是：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其中农业为4.5％，工业为 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起步。
就在这时，发生了对中共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在 “苏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包括南斯拉夫问题。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导致了匈亚利的政变，导致中国与苏联最终决裂。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亚利发生了政变，策动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裴多菲俱乐部的”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尽管其成员约半数是共产党员，尽管政变后推举的领袖是刚刚被开除党籍的前总理，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在中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与支持下，苏联出兵镇压了这次政变。这就是导致中国“反右”运动发生的“匈亚利事件”。
之所以会发生匈亚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匈亚利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扶持的，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一个是匈亚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错误地进行了所谓的“大清洗”，不仅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且为匈亚利共产党日后的分裂种下了种子；第三个是匈亚利共产党照搬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引起普通群众的不满。
1949年斯大林认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背离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发起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内部清查“铁托分子”。匈亚利共产党及其政府紧跟了苏联的步伐，也在自己的国内展开了“大清洗”。这次“清洗”后果十分严重，致使8个匈共最高领导中5人被判死刑，全国被捕、被杀者约有20万人。这些被关押、被杀的人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不能不导致原来拥护共产党的普通民众惊恐与痛恨，不能不导致党内思想的严重分歧。
中国共产党有三十年代反“AB团”和抓“托派”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大清洗”是错误的，因此虽然后来也加入了批判铁托修正主义的行列，却没有在自己内部搞“清洗”。
匈亚利人民本来就对“大清洗”非常痛恨，现在赫鲁晓夫给他们送来了“上方宝剑”，于是立即彻底翻案就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要求。更有一些人提出了要当初的直接责任者偿命的口号。在以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的引导、推动下，政变发生了……，流血的镇压发生了……
匈亚利事件为中共敲响了警钟。毛主席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匈亚利的教训，要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减少党的干部的行为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和全体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他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退居二线，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交给刘少奇来负责，自己主要搞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第二，他认为必须以匈亚利事件为契机，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我们的思想，全面检查我们的政策，全面检查我们的作风。
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他从苏联和匈牙利的教训中感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而当时党内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选无疑是他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没有注意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当老的领导人去世后，党立即出现多个“山头”争雄的混乱局面，致使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得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决定把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刘少奇。使刘少奇有时间建立自己的威信与权威，使自己去见马克思时，刘少奇可以继续有效地领导这个党向前进。
关于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的原因，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说：“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又说：“……搞官僚主义，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如何能够逃脱匈牙利共产党的命运呢？必须在党内全面揭发这些错误的东西，通过批判与自我批评来提高党员们的思想水平，改善党员的作风。
所谓旁观者清，毛主席主张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知识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凡是多少有些思维能力的人不难看出，毛主席当初确实需要党外人士协助他实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目标；可以看出他确实有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思想。所谓“阳谋”之说，实在是出于对后来出现的“阴谋”之说的愤怒。
但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不是全党的共识。有文章指出刘少奇就主张把整风限制在党内。一方面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是其次；一方面他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可能会招致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后来的事实看，刘少奇代表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观点。
如果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有如今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论自由”的肚量，那么那次整风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理由的所谓“反党言论”，比起“改开”以来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来，实在是的小巫见大巫。不要说当初绝大多数民众高度信任、拥护共产党的政权，就是今天党自己都承认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时，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全面进攻，共产党政权不是仍然“岿然不动”吗？
不就是以“没文化”为由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吗？不就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吗？最过分的不就是要求“轮流坐庄”吗？有什么了不起？不仅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大辩论——有广大工农的支持共产党稳赢不输，更可以暂时不予理睬。整风是大事，混在帮助党整风中的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完全可以待整风结束之后再来处理。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二十二年得来的，人民与政府血肉相联，哪里会被一帮摇笔杆子的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威胁而乱了阵脚实为不智。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于二零零七年！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幼稚和错误，被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急于“先富起来”的高层官员和一直想扳倒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势力抓住了把柄；于是先是“改开”，紧接着是全线崩溃。中国也走上了“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是宽容的，简直就是亲如兄弟。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仅可以商量，更在实际上广泛被接受并实施。只有“轮流坐庄”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还不想放弃。”
五十年前的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影响。提出“轮流坐庄”尤其大逆不道！不仅是共产党高层，就是普通党员，普通民众，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提出“轮流坐庄”就是“谋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承认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权 “合法性” 的来源。当然，中国人没有考虑过“合法性”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个无需讨论的“公理”。反对这个“公理”，反对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谋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该杀头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产党整风时质疑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反对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个言论问题，而是涉及到“谋逆”！这几乎就是全党干部的共识。
由于当年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我们无法了解当年党内高层那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可是国内外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当年党内高层对毛主席放纵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十分不满，他们把党外批评与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联系起来，认为应当发起反击。
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也确实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学生集会和其他人群的集会。这与匈亚利事件最初的表现相似。所以当党内的高层干部指责毛主席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已经导致资产阶级全面向党进攻，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时，毛主席对党外知识分子信任动摇了。尽管毛主席对“头面上”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错，可是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毕竟是毛主席心头的一片乌云，毕竟党内高层多数人强烈要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主席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反右开始了。
不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运动，使得党内高层产生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反右”被当作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来更加正确了。
“闸门”一开，想控制党内官员们对知识分子的愤怒是不可能的，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反右运动一下子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其中，连小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万，受到批判而最终没有“戴帽”的则要更多。可叹那五十多万人的前途从此暗淡无光、灾难重重……
从后来我接触到的那些“右派分子”中，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当初并非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主要是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现出来的官僚作风，瞎指挥不满。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更是对新中国充满感情，真心实意地要帮助党整风。真正想“轮流坐庄”的不足万一。这是一支多么宝贵的知识分子队伍，可惜从此离心离德！
尽管“反右”的板子主要打在这五十多万人身上，可是几乎全体党外知识分子都“吓破了胆”。不仅是党外，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得到了教训——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唯上级意志为准的思想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
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形同虚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予的联合政府逐渐蜕变成了完全的一党政府。共产党的执政失去了原有的监督与协助。
与苏联模式不同，新中国建国开始走的是一条多党联合政府的民主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呼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予。1949建立的新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并且创立了类似西方议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中央政府之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仅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且确实拥有实权。可是自从“反右”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沿化”，逐渐退出了。政协也成为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共产党的政策的“学会”。中国实际上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一党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刘少奇为首的一些高层干部在党内的影响开始超过了毛主席——毛主席失去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的思想上的统帅地位。刘少奇、邓小平在反对邀请党外人士参与整风，在“反右”上立了“大功”，使得大批已经开始陷入官僚主义的干部纷纷投到刘少奇、邓小平旗下。毛主席错看了刘少奇！毛主席在党内成为“少数派”。整风不仅没有遏制官僚主义，反而使得官僚主义开始占了上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另一个总根源。
五七年整风与“反右”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二页。

4.人民公社的是与非

“反右”催生了两个“新事物”——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引起广泛批评的两件事，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人民公社是如何产生的，大跃进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根本上说，人民公社与“大跃进”都是在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拖得比较长——几经修改，计划认定从五三年开始执行，到57年结束。结果是到56年就提前实现了预订的目标。5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1957年生产钢 535万吨，原煤 1.3亿吨，粮食1.95亿吨。
社会总产值（GDP）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 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五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1％，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2％,其中，农民3.2％,职工4.9％。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所谓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指用合作化农业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第一，用规模经营和多种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第二，通过集体化农业兴办“社办工业”逐步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第三，防止个体农业必然造成的贫富分化和新地主阶级、新资产阶级的产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完成的社会改造任务。
前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一步到位”的做法。他们不仅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没收了所有农民的土地；把在集中起来的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组织进集体农庄，对集体农庄实行工厂化管理。他们就这样消灭了工农差别。
苏联的做法不仅遭到地主、富农阶级的强烈反抗，也遭到部分农民的反对。用强制手段把小私有者的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超出了农民的接受能力。所以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历史的初期，怠工和破坏是难免的。
毛主席首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革命战略的主力军是农民，因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从来都是建立在农民可以理解并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也不例外。
毛主席充分了解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感情，所以他的革命战略的第一目标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是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参加革命战争最有效的政策。除了在抗日统一战线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外，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政策。
但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土改”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合作化道路消灭工农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把土地分给农民只是针对中国农民的现实思想水平为将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做的“铺垫”。所以，在“土改”之后两三年就开始了引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工作。
农业合作化组织最初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解放区。那时的主要合作形式是“互助组”。也就是在家庭私有农业的基础上，农民自由结合，换工、互助的的一种松散组织。一个互助组通常由几户、十几户构成。互助组与纯粹的单干比有其优越性。但是互助组的力量太弱，无法从事改土、造田、兴修水利的任务。互助组的另一个不足是，出于自私的传统思想，往往富户不愿与穷户合作，往往是富户帮富户，穷户帮穷户，两极分化仍然不能避免。
土改后仅两三年，农村的贫富分化已经很明显了，重新坠入贫困的农民对党和政府开始不满。同时，个别地方的农民已经自发地“升格”了互助组，他们将土地与大牲畜合并起来，归集体使用，大家共同劳动，按“出资”与劳动的多少分配。所谓“出资”是指提供给集体使用的土地与大牲畜。这就是初级社的雏形。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与推广了农民的这个创造，农业合作化进入初级社的阶段。
初级社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可是不仅生产能力与多样性仍然不足，且仍然不能抑制农民的贫富分化。那些拥有较多、较好土地，拥有较多大牲畜的富户仍然在加速致富；而土地不足、不好，缺少大牲畜，人口负担重的穷户则仍然难以摆脱贫困。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已经完成，私有经济基本上“全军覆没”。于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的集体化的程度，扩大农业集体经济的规模，取消“出资”分红的高级社很快取代了出现不过一、两年的初级社。
高级社不仅是个农业生产组织，而且也是农村基层政府。因为高级社通常是以村为单位构成的。只有当相邻的几个村庄都比较小时，才将几个临近村庄结合起来组成一个高级社。所以，高级社通常拥有几十至几百户农户。
那时，制约农业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机、化肥，与水利。农机、化肥靠工业，水利则只能靠农民自己。毛主席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口号，一个大兴水利的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小流域治理、兴修水库，往往涉及十几甚至几十个村庄。为了进行水利建设，必须同时动员、协调十几甚至几十个高级社的力量和利益。这种状况无疑增加了水利建设的难度。突破高级社局部利益的限制成为迫切的需要。
1956年高级社在全国普及，碰巧连续两年全国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五七年是我国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我国工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都欣欣向荣，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提出赶超帝国主义国家的目标——苏联要赶超美国，中国要赶超英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
无需否认，由于社会主义理论尚不完善，由于共产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大好的经济形势面前党内高层普遍产生思想上的“过热”，多数人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毕竟社会主义——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才刚刚在学习“走路”，其幼稚与笨拙是难免的。
正是在上述理论不完善和思想“过热”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大好的经济形势背景之下，正是大兴水利的需求，催生了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不是哪个人的空想、妄想，实实在在是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中自然产生的事物。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开始到人民公社不过短短七、八年时间。这样的制度演变缺乏通过实践不断完善的时间，许多不足与弊端在充分暴露之前就已经在全国推广了，因此缺点与错误是难免的。再加上来自党内左的、右的干扰，人民公社在其约二十年的历程中一直走的不能令人满意。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诞生的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受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干扰，受到了“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错误的严重伤害，摔了个大跟头。尽管毛主席发现并批评了这些错误，但是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鼓励下形成的“共产主义热情”一时之间很难降温。再加上“老天爷的不满”——三年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旱灾，农业大幅度减产，“共产风”彻底破产了，基层干部与群众对人民公社的热情和信心也严重受挫。
毛主席总结了人民公社头两年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并且强调这种制度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用。
按照毛主席的设想，所谓“三级所有”，是指生产资料和集体财富分为：公社所有，生产队（大队）所有，和生产小队所有三部分。我不了解以牧、渔业为主的人民公社的情况，只说说以农业为主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的大致情况。先从生产小队说起。
生产小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通常由几十户农户组成。小队拥有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大牲畜、小农机具，和机井之类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东西。生产小队的管理由一个小队长、一个会计、一个记工员承担。
生产大队通常由十几个至几十个生产小队，外加一些专业队、小工厂、小作坊组成。生产大队除了组织跨小队的生产活动——如修路、改造小流域、修建小水库等——以外，还有林业队、畜牧队、渔业队、运输队、机修厂、面粉房、油坊等小型生产单位。管理成员也稍多一些，有正副队长，会计、出纳等等。这表明，大队除了对生产小队的管理与协调外，还承担着小型工业、运输业生产，承担着副业生产和某些公社分配的工作的任务。当然，在人民公社的初期，大队所属的小工业、副业、林牧渔诸业尚未充分发展。甚至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大队所属的经济部门直到公社解体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领导人的水平有关。
公社通常由十几个至几十个生产大队，外加农机修造厂、小型化肥厂和其它中小规模的工厂、种子站、化肥站、病虫害防治站、农技推广站、水库与干渠管理处、车队、医院、学校等机构组成。显然公社兼有生产、组织大规模生产活动（如水利工程、修建公路）、生产服务和社会服务四重功能。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人民公社是“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兵、学、商”。“兵”指民兵，“学”指教育、文化、医疗事业，“商”指金融与贸易。
当年中国是“全民皆兵”，民兵组织遍及各行各业。全国的青壮年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民兵组织，其中的青年则构成“基干民兵”。民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如今的解放军相似。当国家、社会需要集中一批力量投入无偿的工作，如兴修水利，修建公路，抢险救灾时，基干民兵总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其总体作用还在解放军之上！可是如今的青年们还能从汶川大地震中看到民兵的影子吗？你们看不到了，你们失去了一个实际观察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之一的机会。
解放前，农村的文化教育与医疗服务十分落后。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兴建了大批中、小学。可是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原因很简单——国家底子太薄，工业化急需的资金尚且难以满足，确实没有财力投入农村的文化与医疗建设。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人民公社的建设重点不是工业而是社会服务，所以文化与医疗事业得以快速发展。文化事业包括公社的一些小型剧团、电影放映队、公社、大队的图书室、大队的文艺队等等。医疗机构则主要由公社卫生院和大队的卫生室、“赤脚医生”构成。那时的公社社员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丰富，人们通过一起参加文化活动增进了友谊，缓解了矛盾。那时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只有危重病人才需要“进城”看病。现在在农村还可以看到中、小学，可是已经很难看到文化事业和“赤脚医生”了。
人民公社也为农村“自力更生” 发展商贸提供了条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农村的商贸在建国后的几年中几乎没有发展。而人民公社成立后，在公社的组织下，建立起了农民自己的银行体系——农村合作信用社，建立起了农民自己的供销体系——农村合作供销社。信用社的“细胞”和供销社的“细胞”几乎遍及所有大队。特别值得一题的是供销社。它不仅是为农村提供生活、生产所需的商品的机构，还是收购农民自留地产品统一外销的机构，有效地改善了社员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公社的管理实际上就是乡级政府管理加乡级经济管理。公社的管理机构就是一级政府，公社所属的经济实体类似于城市里的“大集体”企业。
不难看出，人民公社体系是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实验体系。不难理解，毛主席设想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制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消灭三大差别”——相适应的。
三级所有制经济是个复杂的体系，其分配方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公社一级——包括管理机构与下属企事业单位，其分配方式已经很接近工厂和机关中的工资制。大队与小队中的分配方式则是所谓的“队为基础”。
在实际实施中，“队为基础”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以生产大队的结算为基础，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改为以小队为结算基础。
所谓以生产大队为结算基础，是指生产大队范围内的所有生产小队和各专业队中的所有社员的劳动投入量都以“工分”的形式记录在帐册中，大队所有生产获得的收益也都记入帐册中。然后按照每个农民的工分数，一年几次统一分配大队的收益。这里，小队只记工分，一般没有自己的分配。大队的所有收益主要部分以同样方式分配给所有社员，一小部分留作发展基金，更小的一部分上缴公社作为公社的管理基金。
由于在给每个农民计工分时，要按照劳动量、技术含量来决定工分值，所以这种计工分方式反映了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每个农民所得的工分值相差并不大。通常每天最高的是10分，一般的是8、9分，老人、半大孩子5、6分。所以这种计工分方式又体现了追求共同富裕和照顾老弱的原则。对于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孤寡老幼，则有所谓“五保”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大队与小队的干部也都必须参加劳动并同样计工分，另外为他们的管理工作记入了规定的工分值。
可以看出，首先这种分配方式决定了在分配中兼顾按劳取酬的公平与共同致富的追求，其次，这种分配方式可以统一协调大队范围内参与不同生产内容人们的利益。当一个生产大队包括除农业生产以外的多个专业生产队是，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分配模式。
可是这种分配模式却未能完善与坚持。主要原因是公社初期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得更多的农民愿意更直接地分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再加上许多大队没有能够有效发展多种经营，没有建立起有效益的专业、副业队伍，使得以大队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就失去了优越性。所以，在许多地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基础成为必然。
人民公社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大约就是这样。在“改开”年代被说得一无是处的人民公社在其约二十年的历史中，效果究竟怎样呢？下面我们分三个时期来说明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情况。这三个时期是：“开始三年”，“三年恢复时期”，和基本正常运作时期。
人民公社刚刚建立，就遇上党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潮。“共产风”、“浮夸风”，不仅使得风调雨顺大增产之年却没有大丰收，而且在“集体食堂”、“大炼钢铁”中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再加上连续三年灾害，头三年的农业总体上是负增长。
61年至63年是“恢复调整”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大跃进”之前的水平。
从64年到79年的十六年是人民公社基本正常的发展期。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这个时期才有了比较好的体现。之所以说“基本正常”、“比较好的体现”，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出现过多种干扰，犯过多种错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水利建设是最值得称道的，其对农业的巨大支撑作用至今仍然是决定性的。虽然人民公社是在党号召大力兴修水利的推动下产生的，可是由于紧接着的灾害使得头三年并未取得多少成绩。真正的大兴水利是63年之后开始的。到1977年为止，全国各地共开掘人工河道近百条，大、小水库七万多座。最著名的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它被称为“人造天河”。这是一条在崇山峻岭中开出的干渠，总长104里，灌溉面积达60万亩。规模最大的是湖北省的汉北河，它也是一条人工河，全长110多公里，灌溉面积达100多万亩。
到文革结束时，人民公社兴修的水库和干渠真的是“遍布祖国大地”了！人民公社后十几年农业能够持续高速发展，水利建设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排在第二位的。
由于我国的土地约半数是丘陵地带，再加上历史上的小农生产，土地被地形和人为分割成细碎的、高低不平的小块，对实现人工灌溉十分不利，同样也不适宜机械化耕种。改山，造田，平整土地，是将水库和干渠的水真正送到田间的必然要求。而在这方面做出表率的是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大队。
这是一个地处太行山西坡上的一个山村，“七沟八梁一面坡”是其地貌写照。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些破碎的，倾斜的山坡上。由于坡地存不住水，所以过去一直是十年九旱，亩产不过百斤。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硬是靠自己的力量——全村不足一百个壮劳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把几百块歪歪斜斜的山坡地变成了天梯般的石堰梯田。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能够保持水土。他们还修建了一条很长的引水渠 ，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水浇地，基本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他们修筑的石堰总体积约一百四十万立方米。其工程之大可以想见！
大寨的改土造田成功之后，粮食产量立即翻了两番，并且为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准备了条件。
有人说，大寨是中央 “用钱堆起来的”。他们是说有人送给大寨汽车和拖拉机。不错，确实有人干了些“锦上添花”的事，可是在大寨最需要帮助时却没有人“雪中送炭”。大寨的奇迹是大寨人独立创造的，而大寨的“神话”则是官僚们造出来的。
大寨的成功引起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开展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其主要内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土造田，平整土地，按照水利化、机械化的的要求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治。
这里引用一段文字如下：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
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几年间，社办工业也有了较好的发展。据一个美国学者——佩内洛普?B?普赖姆的调查，到文革结束时，全国县属的农业机械厂约4300家，公社和大队所属的约495，000家。公社、大队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厂约2350家，其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约50%以上。公社、大队所属的水泥厂约3000家，其产量约为全国水泥产量的60%。到1979年县、公社所属的小水电站的总容量已达6，330，000千瓦。这些水电站通常位于偏远地区，为解决中国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公社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工业发展的有利支持。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几年间，国家先后引进了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并且自己设计建造了更多的大、中型化肥厂，使得文革结束时全国的化肥使用量超过1000万吨，是1962年的约13倍。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都新建了许多拖拉机厂和其他农业机械厂，文革结束时，全国的拖拉机超50万台，手扶拖拉机超140万台；农用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农业机械基本上得到普及。农业机械总使用量是1962年的约15倍。
同期，中国的电力事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文革结束时，全国农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产大队通了电，农业用电量约为1965年的五倍。
机械化和电气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节约出大量劳动力流入社办工业的体系中。为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还必须一提的是文革期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巨大支持。除了如今的青年们大多都知道的袁隆平水稻以外，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先后被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开发出来，使得农业产出率大幅度提高。文革十多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开”以来的增长速度。文革结束时，中国人不仅解决了“吃饱饭”问题，而且开始告别了吃“粗粮”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基本上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人民公社在文化、医疗、教育方面的发展就不再具体描述。
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情况的主要方面大致就是这样。至于在这期间忽左忽右的政策错误及其对农民的伤害，“伤痕文学”已经描述得很多了，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与片面，多数情况还是事实。
人民公社并不完美，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她已经可以算是“及格”了。看看“改开”以来的农业经济停滞，农村文化荒漠化，农村家庭空巢化，农村的青壮年——农民工象流沙随风游荡……农民应当在哪里建设自己的家园？三农问题日渐严重！人民公社组织起来的农民是改天换地、自我解放的英雄，“改开”造就的“一盘散沙”的农民是官僚买办资本、黑煤矿、黑砖窑剥削的廉价劳动力！
要把组织起来的改天换地、自我解放的英雄变成“一盘散沙”的、可供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任意奴役与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这才是如今的 “精英”否定人民公社的根原因本所在！

5.说说“大跃进”

 “大跃进” 被邓小平及许多知识分子说成是毛主席“头脑发热”的产物。究竟什么是 “大跃进”，应当如何评价“大跃进”？下面我们从界定“大跃进”的含义开始。
有人把57～58年时期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为“大跃进”，这种说法不对。总路线是“原则”，大跃进是“精神”，人民公社是“实体”。
前面已经论证了人民公社的合理性与不足，现在先简介一下“总路线”，再来说说“大跃进”。
在1955年农业高级合作社开始出现时，毛主席就提出：“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李富春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个“省”，这就形成了“多、快、好、省”的原则。很快，它不仅成为发展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原则，而且被设定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后来把这个原则就叫做“总路线”。
我们来具体考察这四个字的合理性。
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从“一穷二白”起步，经济还相当落后，更多的工厂、更多的矿山、更多的合作社、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医院……；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很多。这个“多”字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总要求。
“快”是说要尽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速度。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希望我们“慢”。这个“快”字自然是好的。
“好”是指经济成果的质量，当然必须如此。
“省”是指要节约高效。当时，我们不仅是个很穷的国家，而且是个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个“省”字着实十分重要。
好了，总路线的合理性不容置疑！
下面来说说“大跃进”，一种超乎常规高速发展我们的事业的精神。
这还是要从五三年说起。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从开始时的美军“饮马鸭绿江”到“停火三八线”，是我们胜利了。现在的青年无法想象这个胜利对国民自尊心的提高有多么大的作用。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总是被帝国主义欺负。最近的日本侵华，我们打了八年，还是借助美国和苏联的力量，我们才取得了抗日的胜利。日军的海空军全部是被美军消灭的，日军的陆军主力之一的关东军是向苏联军队投降的。我们没有值得骄傲的战绩。而在朝鲜战争中，我们把头号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承认“没有取得胜利”。这就极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注意，高昂的民族自尊心、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这就是积极进取的精神！
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53至57社会总产值（GDP）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 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个西方记者描写苏联的一段话正好可以反映那时中国工人的情况。“外国观察家常常发现，新制度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竞赛或竞争，或者说，感到每一个人都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祖国而在忙碌地劳动和奋斗。工人们似乎真的相信他们自己创造了新的工业奇迹。人民把每一个新的进展看作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观看统计数字的增长、生产定额的完成或达到‘指标’这类事情，都成了一种全民的娱乐。”。
注意，“观看统计数字的增长、生产定额的完成或达到‘指标’这类事情，都成了一种全民的娱乐”，这是什么？这又是积极进取的精神！
57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普及使得农业面临着一个大跨步发展的机会，而关键的因素有两个：化肥与水利。为此，毛主席发起了“大兴农田水利”的运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在全国各地纷纷建成。一个美国学者曾写道：中国人“在1957年10月至1958年9月短短的一年中完成了一批难以置信的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被动员起来的农民所挖的土石方多达580亿立方米，相当于300条巴拿马运河。”注意，注意那个“难以置信” ！这是什么，这是创造人间奇迹，这是超乎常规的发展经济的精神的体现！
另外，美国在1957～1958年又爆发了战后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失业人数达到16年以来的最高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掀起一场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浪潮。按照五三年至五八年的经济形势推算，用不了十五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赶上英国。中国提出赶超英国不过是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而已。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向资本主义阵营挑战——要赶超他们，这是什么，这当然还是精神！
五十年前中国人民的奋发进取的精神是如今的在“先富起来”的污水中泡大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这种精神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是“大跃进”，或者说“大跃进”就是高昂的奋发进取精神在经济建设上的体现。
这里引用毛主席在修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所添加的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看，“大跃进”的精神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刘少奇利用这种精神，利用大跃进推销他们“极左” 的“投机产品” ！
这要从毛主席退居二线说起。
如前所述，鉴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毛主席深感需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现象”，研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问题。他需要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学习更多的知识，研究更多的问题。同时，他认为应当让他心中的接班人刘少奇提前接班，以培养其在党内的威信，特别是在军队内的威信。出于这两个原因，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成为党内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这里说要培养刘少奇在军内的威信，是鉴于苏联朱可夫的教训。朱可夫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头号功臣，在苏军内拥有极高的威信。赫鲁晓夫就是在朱可夫的坦克的支持下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毛主席担心中国也出个“朱可夫”，当然要提高刘少奇在军内的影响力。
前面介绍高岗事件时，没有提到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具体根据。高岗的根据有二：一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右倾，二是不能让刘少奇的“地下党 ”领导“军队党”。他极力宣传 “党是军队创造的”，意在拉拢军内高层拿下刘少奇。
尽管毛主席本人是公认的军事家，但是，更是思想家，是政治家，是真正的文人。他当然十分了解他的战将们，他深知其中少有政治家，更不要说思想家了。他坚决反对高岗的“军政”思想，更不能容忍“朱可夫”篡政。所以，他决定提前培养刘少奇在党内、军内的威信，巩固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政归刘少奇，真正的“发热”开始了。
我们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说起。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可以看作是“二五计划”草案），并交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建议》提出的主要指标是：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原计划增长75％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1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
请对比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执行结果的对应数据：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9％（略低），工业增长229％（略高）， 农业增长了24.6％（低得较多） 。这两组数据对比，仅农业指标明显高一些。农业指标较高的根据是即将大规模展开的水利化运动。如果不是三年灾害的打击，农业实现百分之三十五的增长没有问题。实际上63年至67年五年间农业的增长还高于百分之三十五。显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的，并非是“发热”。
但是《建议》所规定的目标显然不符合急于建功立业的刘少奇的心意。
仅举一例来说明刘少奇当时的心境。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提倡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看，毛主席与中央的“十五年赶超英国”被他提高到“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这才是全面“发热”的真正源头。
上好下甚，历来如此。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要“十五年赶上美国”，下面的官员们就敢提出十年，甚至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反正吹牛不仅“不要钱”，而且可以换来一顶更大的乌纱帽！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既然刘少奇认为中稻亩产万斤是保守的，下面怎敢不看眼色！吹吧！放开胆子吹吧！不仅是农业，工业的浮夸风也不敢落后。“发热”终于演变成疯狂！
毛主席发现了刘少奇的不当言论语，也通过人民日报负责人告诫不要支持浮夸风。毛主席不愿直接批评刘少奇——自己刚刚竖起来的接班人，也不愿意直接打击工农群众与基层干部奔共产主义的热情，总希望“温度”能够逐渐降下来。可惜，“二线”毕竟是“二线”，“反右”之后的官员们深知“顶头上司”的重要性。党内愿意听取毛主席的声音的高级干部已经不多了！
就是这样，经过刘少奇“加工”过的、荒谬的“大跃进”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6.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落马

庐山会议和彭德怀落马本来不是毛主席反修防变的一步，但是其起因与过去的党内政治斗争有关，其结果又对党内政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故此应当有个基本的了解。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同时撤销国防部长职务。在为“改开”开道的喧嚣声中，“彭德怀冤案”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否定毛泽东的一颗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