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注释】
①冯象：《国歌赋予自由》，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5卷第1辑（2014年）。
②Yuezhi Zhao， Robert Duffy， “Short-Circuited？The Communication and Labor in China，” in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2007.
③参见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Jack Linchuan Qiu，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④具体可参见邢国欣博士学位论文，Guoxin Xing， Living with the Revolutionary Legacy：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Workers’ Radicalism in Post-Mao Chin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Art and Technolog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11。感谢邢国欣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文本资料帮助。
⑤例如邱林川、王洪喆等学者2009年以来在深圳189工业区开展工友新闻兴趣组活动，邱林川与卜卫等学者承担福特基金会的“流动劳工、传播与赋权”课题，载《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1年5月。
⑥Cara Wallis， Technomolibity in China： Young Migrant Women and Mobile Phones， New York： NYU Press， 2013.
⑦Wanning Sun， “Subalt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Migrants， Cultural Activism， and Digital Video Filmmaking，” Javnost， Vol. 19， No. 2（2012）， pp. 83-99.
⑧有关传播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颇的批评，见Y. Zhao， “Rethinking Chinese Media Studies：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e，” in Daya Thussu （ed.），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87。
⑨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⑩可参见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11参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载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12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2—107页。
13参见Yuezhi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Chapter 3， pp. 52-71。
14谢观宇：《维权是立身之本   改革是必由之路——2000年中国工人报刊协会年会综述》，载《新闻三味》2000年第12期，第38页。
15夏倩芳、景义新：《社会转型与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工人日报〉1979-2008年工人议题报道之分析》，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第1期，第179、181页。
16苏林森：《被再现的他者：中国工人群体的媒介形象》，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37—45页。
17可参见吴畅畅、贾佳：《艾滋病、“现身”媒介的合法性与权利行动的可能——基于〈人民日报〉与都市报的文本研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以及Michael Schudson，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1， No. 3（1989）， pp. 263-282； Michael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具体请参见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Chapter 5。本书的中文版《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即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
19此处使用的“新工人”以及上文的“新穷人”都是取自汪晖文章《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考虑到“农民工”一词本身蕴含的歧视与含义，故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出现的“农民工”一词是在它作为某一社会群体同市场化媒体、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律师及其所代表的城市市民／公民之间所形成的某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认同的二元对立结构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直到第三部分，“农民工”被“新工人”等词取代。
20关于国内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的政治经济分析，请参见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Oakland，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5； Guoxin Xing， Living with the Revolutionary Legacy：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Workers’ Radicalism in post-Mao China。
21关于“素质”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对个人身体政治的治理术的论述，可参见Ann Anagnost， “From Class to Social Strata： Grasping the Social Totality in Reform-Era China， ”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3 （2008）。
22赵月枝、吴畅畅：《大众娱乐中国家、市场与阶级：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分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3Yuezhi Zhao， “Chinese Media， Contentious Society，” in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Hodder Eductaion， 2010.
24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p. 290.
25旷新年：《国企、民主、社会》，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peer.org/html/guandianyusuibi/guandian/2004/0924/2665.html。
26基于赵月枝有关跨国霸权联盟的分析，吴畅畅进一步提出“跨国话语联盟”的概念，可参见Yuezhi Zhao， “Transnational Capit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China’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a Fractured Society，” Javnost，Vol. 10， No. 4 （2003）， pp. 53-74；以及Changchang Wu， “Inside-out or Outside-in？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Discursive Alliance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Futur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 8， 2014。
27可参见《南方都市报》评论《悲情不能遮蔽真相，关怀回归专业准则》（2015年9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提防王斌余案的舆论偏差》（2005年第35期）以及《中国青年报》评论《舆论同情杀人犯王斌余是危险信号》（2015年9月9日），赵月枝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五章仔细分析了市场化媒体对王斌余杀人案报道的差异，并揭示其社会箝制意义（具体参见注18），Wanning Sun， “Subalt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Migrants， Cultural Activism， and Digital Video Filmmaking，” pp. 83-99。
28请参见注21。
29夏俊峰是否受到城管粗暴对待，杀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一直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30可参见凤凰网整理编辑，《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专题报道，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xiajunfeng/。
31因厂长张成义与重庆耐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朝阳联合侵吞工厂资产，重庆3403工厂工人决定于2004年8月18日举行罢工。他们主张以集资的方式买下工厂，实施集体所有制，以替代公司私有化方案。可参见《重庆3403厂贱价出卖，职工护厂发生流血冲突》，房天下网，http://shbbs.fang.com/lsht~-1~2537/8526871_8526950.htm；赵月枝的《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第六章有详细讨论（参见注18）；亦可参见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2同注23。实际上，《财经》的一篇文章以相对客观的笔调描述吉林省委高层领导接受建龙集团增资控股通钢的方案的全过程，并暗示可疑力量的介入与散布谣言，导致工人集体行动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从而让国企管理层及其领导的工会愿意与工人沟通的诚意流于失败。可参见罗昌平：《通钢改制之殇》系列之《陈国君之死疑团待解》，载《财经》2009年第17期。
33胡舒立：《怎样与工人对话》，载《财经》2009年第17期。
34有意思的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却将《财经》的大型调查报道中被遮蔽的信息披露出来，例如对通钢国有资产价值的低估、建龙两次入股的因由以及对通钢集团多数高管和职工的隐瞒、建龙第一次入主通钢对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及其导致的后果、国资委制订的职工持股最终未能实施等细节。文中特别引述通钢工人的话，“再困难工人也不叫苦，我们通钢人的工作动力不都是物质刺激的”。具体可参见周政华等：《通钢悲剧》，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29期。
35根据慧科讯业数据库搜集到的材料显示，7月27日起国内媒体对通钢工人事件的报道中，甚少称呼工人“罢工”、“集会”，或“工人运动”（这些词出现在境外媒体的新闻中），而使用“聚集”、“抗议”等相对中性的词语取而代之。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硕士研究生贾佳对材料搜集所作出的贡献。
36参见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e， 2001。
37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李友梅等（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6—70页。
38可参见Liuyuxi1948，《中国国企和外企及民企工人罢工风起云涌》，http://zlk.wyzxsx.com/Article/gongnong/2010/12/172381.html。
39这也离不开201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关于本田工人停工的千字报道，这篇报道对市场化媒体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示范性效应，根据慧科讯业数据库搜集的材料显示，5月28日是媒体关注的爆发日。不过，两地的两个企业的罢工呈现出不同的报道态势。广东佛山本田工人罢工得到以《南方都市报》为首的市场化媒体的跟踪报道，而天津的丰田汽车工人罢工却在国内媒体中几乎完全失语，只有境外媒体的追踪。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硕士研究生贾佳对材料搜集整理所作出的贡献。
40代表性的新闻报道有：《东方早报》的《从本田停工事件看收入分配改革》（2010年5月28日）、《新文化报》的《罢工门考验政府部门善治能力》（2010年5月28日）、《北京青年报》的《本田工人能够开启维权新局面》（2010年5月28日）、《新闻晚报》的《本田员工罢工挑战廉价劳动力制度》（2010年5月28日）。
41只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政华等人在《南海本田复工，工人取得“局部性”胜利》（2010年6月2日）中提及工人高唱国歌、宪法与罢工权的关系等议题，不过此文没有发表在杂志上，刊登在“中国新闻周刊网”上。
42Yuezhi Zhao， “Your Show’s Been Cut： 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ublicity in China’s Brave New Media World，” Javnost， Vol. 19， No. 2 （2012）.
43［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221页、第237—244页。
44例如洪兵具体论述《南方周末》这份市民周报如何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论坛，具体可参见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60—163页。
45李陀：《序言》，载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页。
46例如《炎黄春秋》于1991年创立并在数次被取缔的审查危机中幸存下来。
47具体可参见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Chapter 6。
48可参见张友渔：《宪政论丛》上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49《新宪法为什么没有规定罢工自由》，载《工人日报》1982年6月1日。
50具体参见参与解决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的国内法学学者常凯和乔健的讨论，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洪范研讨会实录：南海本田罢工相关法律问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网站，http://news.ciir.edu.cn/department/ldgxx/file/2010-08-05/1281000859d7450.html。
51具体可参见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Chapter 6。
52王建华、张琴、柴海亮：《中国工人阶级将继续保持领导阶级地位》，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14/content_10503162_1.htm。
53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5-04/28/c_1115120734.htm。
54Yuezhi Zhao， Robert Duffy， “Short-Circui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Labor in China，” in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55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载《书写与遮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56Miriam Hansen， “Forward，” in Oskar Negt and Alexander Kluge （eds.），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Toward and Analysis of the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 translated by Peter Labany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1993， pp. 91-92.
57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2、106页。
58可参见Nancy Fraser，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No. 25/26， 1990。
59赵月枝：《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载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258页。
602012年10月吴畅畅参加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共同举办的“全球权力转移”会议，做完报告后，丹·席勒教授对吴畅畅文章的观点提出重要的建议与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61可参见达拉斯·斯迈思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参见注57）和赵月枝在《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参见注59）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与中国“数字革命”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性的论述。
62郑松泰：《“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63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64有关讨论可参见电子杂志《蝉歌》2014年第4期“2014网络热词盘点”之“张全蛋”与“庞麦郎”篇的点评，微信号：iChan_Ge；刘昕亭：《当我们在讨论“新工人”，我们在讨论什么？》，载《东方早报》2015年2月6日；以及张慧瑜：《新中产与新工人的浮现与未来》，载《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4期。
652009年6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大井头村第二工业区台资企业展明五金制品厂员工刘汉黄因工伤事故赔偿纠纷多次协商未果，与该厂台湾籍总经理林裕腾、副总经理邵正吉、生产经理赖振瑞发生争吵。争执中，刘汉黄用一把弹簧刀将三人捅伤，造成邵正吉当场死亡，林裕腾送医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受重伤。
66Guoxin Xing， “Internet，Workers’ Autonomous Commun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载《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1年，第110—111页。
67关于新工人罢工过程中对新媒体的使用，可参见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以及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汪建华的研究表明，互联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新工人实现资源和社会动员，如同邱林川在广东省开展的工人实践和研究，他们的调查直接（或没有涉及）以新媒体隐含的本质性的资本与市场逻辑，以及新工人所生活的消费主义文化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讨论技术与新工人抗争道路相结合的可能性。
68Chun Lin，“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China，” Socialist Register， Vol. 51， 2015， pp. 40-41.
69周建明：《青年农民工对人生、劳资、政府、中国梦的看法——东莞青年农民工调查》，未刊稿。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在身份认同和集体抗争上的代际差异，可参见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70同注11。
71同注37，第69页。
72同注69。
73此处需要指出，国内存在的劳工NGO组织，除了使用西方的劳资框架帮助解决工人的经济诉求外，还有不少组织使用工运主义、工团主义以及西方新左派的思想脉络作为行动的理论资源。但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以法律规定的底线劳动权利为基础，超越法律权利的利益诉求仍然难以实现，以及缺乏能与资方抗衡的集体力量和真正的代表机制。具体可参见Ivan Franceschini， “Labour NGOs in China: A Real Force for Political Chang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8 （June）， 2014， pp. 1-19；以及许怡：《跨境行动主义：劳工权益倡议运动的传导与策略重塑》，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此处，感谢王洪喆提醒笔者注意这一点。
74和经纬、黄培茹、黄慧：《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载《社会》2009年第6期。
75同注69。此处，需要提及吴晓波2015年进入院线进行市场化推广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该片记录了6位新工人的生存境遇，通过诗歌表达对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的看法。更富有深意的是，在该片的首映现场，出现了一批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商业精英集体念工人诗歌的“奇观”；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一位律师甚至质疑这些工人的生活“还不够苦”。
76S. K. Lee， “Made in China: Labor as a Political Force？” Conference Panel Statement， Mansfiel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April， 2004，转引自［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77同注74。
78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章，第228—304页。
79不同的分析可参见王洪喆、吴靖：《“春天里”的故事——从草根呐喊到媒体狂欢》，载《新闻春秋》2013年第3期，第33—41页。
80就这一问题，笔者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高明有过数次面谈和电话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81具体可参见王洪喆：《打工春晚第四年：一次底层工人群体的文化自觉》，澎湃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3886。
82关于赵志勇的文化实践，可参见赵志勇：《排练室札记——地丁花家政女工戏剧工作坊随笔》，载《艺术手册》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
83汪晖：《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去政治化的政治”》，载汪辉：《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也可参见Chun Lin，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China，” p. 45。
84同注11。
85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8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6关于工人抗争行动的暴力性转向，可参见汪建华：《黑白之间：世界工厂周围的帮派与劳工政治》，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也可参见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
87代表性的评论也可参见郦菁：《情怀和感动之后，工人诗歌如何挑战资本的逻辑》，澎湃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2902。
88李云雷：《“新工人美学”的萌芽与可能性》，载《天涯》2014年第21期。
89例如，吴晓波在拍摄《我的诗篇》过程中，得到许多、孙恒等人的支持，例如许多为《我的诗篇》贡献了全片的音乐。
90参见陈越：《领导权与“高级文化”——再读葛兰西》，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以及［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4、388—389页的具体论述。
91此处必须提及贾樟柯2015年在上海电影节放映的《山河故人》，以及他与沪上影评人毛尖围绕此片展开的争论。针对商业题材的剧情片中浮现的阶级政治，戴锦华和吴晓波围绕《钢的琴》以及该片涉及的中国工人阶级去政治化的现状，各自撰文，客观上形成一种对“工人文化政治何处去”这一重大议题的“争夺”。这些都必须视为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开展的“阵地战”形式。
92本文是在阿尔都塞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具体请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4页。
93可参见高明：《全球左翼的认识论突围与重构》，载《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7期；也可参见高明，《〈我的诗篇〉中的“我”》，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保马”，2015年10月4日。
94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章。
95同注90。
96具体可参见［美］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7［意］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编），《陶里亚蒂论葛兰西》，袁华清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98具体可参见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99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pp. 276-277.
100Raymond Williams， “The Working Class Cultur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Vol. 1， No. 2 （Summer， 1957）， pp. 30-31.
101同注①。
102参见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第221—245页。
103当然，这一阶层的阶级意识并非基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分析框架所能简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