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工人、左翼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有机联系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而媒体与意识形态领域是锻造这一有机联系的前沿阵地。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与之相伴的媒体市场化、中产化不但加深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知识界的意识形态分化，而且使得工人、左翼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两两之间出现“短路”势态。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的加深与中国新工人抗争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得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与文化领导权的性质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当下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网络时代下，是否存在续接，或者重建工人阶级、共产党与自身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可能，从而保证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人民性与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 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构离不开以下三个因素的良性互动：日益分化和重组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左翼知识分子之工人阶级的有机性以及两者共同形成的持久而动态的传播行动和文化运动、执政党对工人这一自己“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认同及其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政治意志。
【关键词】媒体 知识分子 工人 文化领导权 宪法
Abstract： The organic connections between worker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Chines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media as well as the ideological domain have been the frontier where such connections are forged. After over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ness， together with the marketization and middle-class-orientation of the media，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ideological division of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ave deepened， leading to “short-circuit” phenomena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worker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ecent years， the worsening of the global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growth of the emerging resistance power of Chinese workers prompt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to respond in different ways to the issues of where China’s reform and openness should go and what the nature of cultural leadership is. The core question currently facing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is， can the organic connections between workers，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mselves be sustained or reconstructed in the internet era so as to ensure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the state and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essay maintain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leadership hinges on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llowing three elements：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ng power of the increasingly divisive and reconstructed working class， the working class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ommon cause in the long-term and dynamic propaganda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movemen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with workers as its alleged “most solid and most reliable class foundation” and its political will to keep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ntact in China.
Keywords：media， intellectuals， workers， cultural leadership， constitution “Politicized” Gender： Moving towards “Civil Society”？
2010年5月，广东省佛山市本田企业工人举行罢工，这场罢工引发党报、市场化媒体、知识分子甚至广东省政府的介入，劳资双方通过协商最终和解。主流知识界和媒体将焦点主要放在劳资之间的平衡、国家经济发展路线以及罢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上，鲜有提及工人罢工时高唱国歌和《团结就是力量》这一现象及其意义。将罢工中的工人高唱国歌与中国宪法联系在一起并讨论其“宪政意义”，是三年后法学家冯象一次演讲的主题。冯象认为，工人唱国歌“实际是坚持罢工或劳动者的团结的非法地位，从而将雇佣劳动和劳动者一样，重新政治化了”。在他看来，工人以集体发声的形式召唤出“《义勇军进行曲》承载的历史记忆”，以此将现行法律中“不敢正视、拒绝处理的劳资冲突”，转变成其“本义”，即“党群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然超越了当前主导的“新法治意识形态”，并融入“后者反复贬抑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而有可能推动“政府干预与工会重组”，最终导致中国宪法“自由的复生”。冯象最后指出，罢工所蕴含的“劳动者团结的民主实践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两项价值，便是共产党的“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对宪政的期盼①。
这一主题不但切中了2013年5月以来在媒体和网络上爆发的宪政争论的实质——即中国政体与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的制宪者地位，而且看来也不是孤立的：2014年9月，王伟光在《红旗文稿》撰文，重申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性质；一个月后，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强调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有机联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强调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更突出共产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领导地位。这使我们引出中国政治传播如下的核心议题：在一个社会阶级分化和知识界意识形态分化已十分明显的后改革中国社会里，在一个高度市场化和网络化的传播生态中，在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中国劳工运动经历相对碎片化、地方化、彼此不协调，及其与执政党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联系呈现“短路”②的情势下，是否存在续接，或者重建工人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间的有机联系的可能，从而保证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方向？
正如冯象所分析，中国的“新工人”阶级通过高唱国歌表达了作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行使国家主人翁之权——“人民主权”——的决心。相较于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有关（新）媒体与工人阶级传播的研究框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视角植根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它不仅区别于一直主导国内自由主义知识界对劳工运动的诠释与想象的“公民社会”框架，或官方的去政治化、去主体性的“群体性事件”框架，而且比从外部引进的其它理论更能切中中国工人政治传播问题的关键。这些从外部引进的理论包括：第一，现代化理论：聚焦新媒体与信息传播技术同工人阶级“结合”的必然性③；第二，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公共领域理论，包括内格特（Oskar Negt）与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在修正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构想④；第三，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工联主义、工会主义：强调工人的“自主”传播，在此基础上，把提高工资或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诉求转变成社会的政治诉求⑤；第四，以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西方语境下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批判为起点，聚焦新传播技术与中国农民工个体间的主体驯化关系⑥；第五，底层社会理论：将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农民工与后殖民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底层相提并论⑦。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些框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现代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之外，并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方式考察中国工人的政治传播问题，导致分析者无法如冯象那样，挖掘出中国外企工人在罢工过程中高唱国歌的真正意义。不仅如此，冯象对工人合唱国歌这一看来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又没有明显“理性”的集体情感表达的政治传播分析，以及对工人的集体归属感和群社记忆的看重，纠正了当下国内传播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技术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倾向，以及认知主义和理性主义偏颇⑧。这是因为，“这种归属感和记忆让人们感知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的未来。”⑨
尽管自由主义学者从负面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性被灌输或被从外部塑造的本质⑩，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在宪法总纲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自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工人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一直被赋予领导阶级的地位：共和国早期，国家甚至发起知识分子再教育行动，以工人阶级意识重新武装自己；“文革”期间，毛泽东宣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975年宪法更在确立“四大自由”之外，赋予工人罢工以合法地位。1982年，国家在修改1975年宪法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即便如此，1982年宪法依然保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最初定义。并且，曾被贬低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运动和改革初期新的“尊严政治”语境中，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阶级定位重新获得政治地位。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现代化与技术专家治国论日渐成为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逐步主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媒体商业化与市场化步伐日益加快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媒体精英与工人之间的裂缝进一步扩大；伴随着阶级话语和阶级政治的消逝与权利诉求的崛起，公共部门的式微与私营组织的扩张，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的新自由主义性质不断得到强化与巩固。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一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在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内部进一步分化，出现农民工群体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白领“新穷人”11；另一面则是知识界的意识形态分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媒体的崛起，以及自由主义知识精英通过媒体或网络，所发起的旨在改变国体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政”讨论。
本文首先梳理改革时代市场化媒体对工人个体与集体行动再现的历史轨迹，并阐述继1997年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冲突、2004年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以及2013年的宪政讨论中，国内知识分子的日益分化，以及大众媒体与自由派记者、不同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张力、冲突与重叠，试图揭示出大部分市场化媒体与国内外主流知识分子在工人形象再现、工人与宪法问题讨论中暴露出的新闻实践与理论的盲点。随后，文章以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半个世纪前来华访问后提出的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为出发点12，对国内传播学界关于工人阶级传播研究中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到“技术赋权”等一系列学术倾向展开批评，进而讨论消费主义与市场逻辑主导的新媒体技术，同工人阶级传播网络形成和社会动员机制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关联。文章最后回到冯象所给予的启示，并借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表明我们必须回到工人高唱国歌本身所包含的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上，重新阐释工人阶级及其抗争行动、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及其与左翼知识分子“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和紧要性。
一、市场化媒体报道中的工人与工人行动：分化和重组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的“短路”
1992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媒体领域也正式启动商业化改革。国家逐渐取消对媒体的财政补贴，并将它们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贴近市民生活的都市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13。与此同时，党报体制中的工会机关报也在媒体市场化浪潮中日渐衰落。1995年以前，工会机关报曾有报纸62种、期刊48种，发行总量863万份。但在1995年以后，这类报刊总数减少，目前有49种，发行总量仅有253万份14。除了销量与影响力的降低，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呈现“三工”（工人、工厂和工会）之一的“工人”议题的比重在1992年之后明显下降（除了“下岗再就业”），并且“无工人话语引述”的报道显著增加15。相较之下，《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报刊对工人的报道倾向于“受难叙事”框架，以负面新闻迎合读者兴趣16。这样的结论在相关的研究中并不陌生；然而，这些分析往往忽视了都市报所仰仗的新闻专业主义逻辑，同市场化机制“与生俱来的局限”与“结构性偏见”之间所形成的合谋关系，及其对正在巩固中的财产私有化制度和劳资关系的维护17。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媒体的结构性偏见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工人激进的阶级意识与行动的形成和传播18。
随着国内市场化与资本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工人阶级队伍内部产生巨大分化：国企工人在毛泽东时期是一个有较强阶级意识和内部相对平等的产业工人群体，在下岗或再就业过程中遭遇边缘化和碎片化，两亿多农民工作为新工人群体19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不但工人发动集体行动的形式日益多样化，而且他们的身份和主体性意识也千差万别20。一方面，依据国家意识形态不断“更新”的“内核”，工人阶级被党报党刊主要构建为国有企业的“普通”工人，毛泽东时期工人队伍的优良传统的传承者。在这个框架里，他们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民族国家话语作为坚实的伦理资源，再次赋予了他们参与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性光荣。与此相对照，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要么成为电视剧中“有素质的”21城市中产的映照者，要么遵循资本和市场逻辑，被等同于商业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或被“打造或想象成社会看客、廉价猎奇者和感官刺激寻求者”22；另一方面，面对工人各种“维权”诉求，党报党刊采取“正面宣传”为主的立场，协同党和国家权力压制社会冲突，客观上交由市场化媒体承担起“话语抗争场域”23的角色，后者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效力，在压制工人抗争或集体行动的同时，将阶级冲突问题个人化，并将其上升为普遍性的公共话语。2003年孙志刚案件及其解决，便是典型个案，它清晰地展示了市场化媒体征用公民个体权利与社会正义的话语、遮蔽城乡结构的断裂和阶级冲突的现实，从而动员互联网以及知识分子，推动朝向特定方向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
然而，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与网络社会动员，鲜少批判性地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人群体的内部分化、农民的城乡流动与由此导致的激烈的城市社会冲突等问题，有意忽略了收容制度旨在保护城市人口之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利益，并将农民贬为“二等公民”这一事实24。从孙志刚在相关报道中以“大学生”或“城市公民”的身份出现可见大概。就当时都市报刊、互联网与知识界被动员的程度，并实际造成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效果而言，《中国新闻周刊》称2003年为中国“公民权利年”不足为过。但如旷新年所说，“孙志刚被打死是一个偶然事故，因为打死大学生是极为偶然的事情，因为收容制度不是针对精英阶层的，而是针对农民的”25。因此，孙志刚事件中的“阶层错位现象”推动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化媒体记者与律师暂时形成“话语联盟”26，试图将与这一案件有关的所有历史与社会复杂性置于普世主义的公民权利中，从而与国家和行政权力对抗。在随后的王斌余案和夏俊峰案中，媒体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声音表明，“话语联盟”借助“公民”概念与“人民”概念的对立关系，力求将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变成自由主义宪政政体，以防止工人政治激进化的可能。
2005年，农民工王斌余因屡次向私人建筑工地的老板讨要拖欠工资未果，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被判处死刑。在新华社长篇报道此事并引发左翼网站对王斌余的阶级同情之后，围绕王斌余是否应当被判死刑和事件的阶级意义，《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与《中国新闻周刊》先后发文，主张警惕舆论偏差，呼吁重回“专业主义原则”，“冷静”处理杀人案件本身27。王斌余杀人的暴力性行为，被刻画成不符合现代公民“素质”28的个体举动，而王所代表的“农民工”与资方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被淡化成应该被遮蔽的“抽象背景”。由此，新闻报道的专业主义精神与司法独立的普世诉求，在逻辑与阶级的层面上得以相互勾连。与此相对，2009年街头小贩夏俊峰在遭受城管“粗暴执法”29后刺死2名城管队员，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却直接导致国内25名律师发表联合声明对判决结果提出质疑。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夏俊峰执行死刑的决议，引来一众“网络大V”和部分市场化媒体的“叫屈”30。由此可见，在孙志刚案件中就已出现的“话语联盟”面对“农民工”与资方、个体户与国家权力／体制两种不同的二元对立结构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他们以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与国家／政治体制（而非资本）的对立——为纲，以此决定媒介／舆论干预司法的实质取向：究竟应凸显还是淡化处理保障作为新工人的“农民工”或个体户的经济或社会权利的议题，究竟应鼓吹法治的理性决断、政治伦理的维护，还是实施情感、道德援助。
不仅如此，在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集体行动，尤其是国企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时，市场化媒体对这些工人要求掌握生产资料、进而成为改革的主人的愿望置若罔闻。2004年至2005年间，虽然几乎所有的都市类报刊参与了“郎咸平风暴”及其引发的围绕国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但是，这些报刊鲜少刊登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报道，更遑论国企工人反对资产流失而举行的抗议行动的新闻31。与这场“中国改革何处去”媒体争论同步， 相继爆发的地方国企工人保护国有资产的集体行动，不但暴露出国企改革中的非民主弊端，而且显示出工人自救、治理国有企业的视野与潜在能力。然而，市场化媒体与知识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支持者，更热衷于制造“郎咸平风暴”而非“工运风潮”，并通过对《物权法》的支持，显示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和巩固私有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当然，工人要求掌握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左翼知识分子坚持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这样的机关报上。
就像中国共产党无法隔断自己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联系一样，面对中国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中国的媒体也无法继续坚持其鸵鸟政策。2009年7月，辽宁通化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通钢”）工人发动数十小时的集体抗议，并将该公司40岁总经理陈国君殴打致死这一事件， 便很难让中国媒体继续保持沉默。国企工人联合打死资本家代理人与王斌余讨债未果刺死工头一样，新闻价值可能“等同于人咬狗的新闻。”32在这些报道中，《财经》的《通钢改制之殇》系列专题报道颇有代表性。该报道的框架有三：首先，工人的拳头之硬与暴烈性质，源自于工人的经济主义诉求。传统奖励和福利制度的消解，以及传统国有体制下经营者一体化所导致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失灵，共同导致工人的不满或愤怒情绪向新股东及其代理人转移33；其次，强调通钢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逐年上升，以及建龙集团入主通钢实行控股改制的可行性；第三，凸显劳动规范、契约观念和市场意识之于社会主义时期工人主体的身份认同、国有福利待遇、道义经济的优越性，最终回到国企私有化这一解决途径上34。尽管党报党刊与市场化媒体没有站在中国国企工人的阶级立场，更不会从他们的经济和法律公平的诉求等角度，报道通钢工人的暴力行动35，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本身有可能客观上激励其它地区的国企工人，开展反对工厂私有化的斗争。
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新工人为主体的工人罢工已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外企或私企36，薪金低下或拖欠工资、工作与生活环境恶劣、遭受体罚等不公正待遇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短暂冲突，或以经济主义斗争为主的集体抗议行为37。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企工人的集体行动已具备一定规模，并逐步形成以提升和改善劳动条件为主要诉求的外企或私企工人罢工浪潮38。不过，由于罢工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政治敏感性，直至2010年本田和丰田企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市场化媒体才小心地介入相关报道39。2010年5月，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人因对福利和工资待遇不满而停工一天， 参与行动的工人提出3点要求：提高薪酬、改善公司薪酬机制以及变革公司管理制度。5月18日《南方都市报》首先报道此事，并围绕罢工进程、劳资纠纷与集体协商等议题持续跟踪。大部分市场化媒体从政府治理（如何对待罢工）或者劳资框架下的法律权利、收入分配与薪金涨幅（工资协商）等角度切入对这场罢工的报道40，提倡通过“法治”等规范手段改变与解决劳动者权利缺失、劳资关系不平衡的问题。最终，南海罢工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协议，劳资双方以及政府都表示接受。不过，极少有媒体提及工人罢工时高唱国歌这一事实41，更不会将此与重新恢复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罢工权联系起来叙述。
综上所述，过去十多年间，媒体中阶级话语被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公民权利话语所替代的趋势十分清晰：2003年孙志刚案件涉及“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最终在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刊的“提升”下转变成召唤实现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宪政的媒介事件；2005年“农民工”王斌余杀死工头案被局限在法治与刑事框架内，而遮蔽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相对于资本家阶级原本应当拥有的基本经济权利，以及现有法治框架对欠薪问题的无能为力——这正是王斌余被逼杀人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反，2009年城市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人员案件，却成为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记者与律师集体批评国家体制的公共事件。同时，市场化媒体在推动2003年至2005年之间爆发的“郎咸平风暴”的过程中，积极倡导国企市场化改制，并有意抹去国企工人的声音和反抗行动；而2008年通钢工人的反私有化的暴力抗议，也被市场化媒体当作加快国企私有化改革的问题进行处理；至于有关外企工人罢工的报道被置于主导性的劳资关系与自由主义法治框架下，更是“理所当然”了。上述个案无一例外地显示出，都市报刊的结构性偏见与公民权利、人权、宪政、自由等普世主义概念，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巨大转型与分化，遏制他们各自激进的阶级意识与行动的传播，从而相对有效地掩盖了转型中国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有效地参与和助推了新自由主义国家改革方向的知识生产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市场化媒体的报道，强化了不断重组或早已分化的工人群体、左翼知识分子和党内任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者之间在政治传播方面的“短路”态势，使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性与宪法规定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脱节。因此，外企或私企工人的集体行动与罢工权、宪法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在2010年以来由网络和市场化媒体而展开的宪政讨论中完全缺席，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日益分化与媒体化的知识分子、“沉默的大多数”与宪法争论
20世纪90年代中国媒体加快市场化改革，国家日益依赖知识分子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市场化媒体再造与再现的“新英雄”42：他们在新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形式充当“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可知性原则和解密原则”的条件下，成为依据效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理性个体，福柯称之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43的典范。同时，都市报刊作为面向市民阶层的市场化媒体，成功地接纳与聚合了一批抱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力求成为所声称的“新主流”媒体。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价值立场”或“精神气质”上与都市报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保持一致44，并逐渐转变成媒体化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同新闻从业人员一道，构成壮观的社会网络，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造成深远影响45。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党内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形成“话语联盟”，利用体制内优势创办纸质媒体46，支持深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一体化，并通过已解密的中共文件与其他尚未公开的材料，从意识形态和学术两方面，“解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97年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争、2003年—2004年“郎咸平风暴”与“第三次改革争论”47，以及本节分析的宪政讨论，不仅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正经历着深刻的重构与分化，更显示出他们与不同媒体、党内不同力量之间远近亲疏的互动关系，以及与激烈的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过程相互勾连的复杂过程。例如，上一节所论述的国企工人或下岗工人对抗非民主的国企私有化的集体行动，或作为新工人的“农民工”群体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便成为已获得强大智识支持的市场化报刊主张国企市场化改革、建立法治与宪政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只不过，工人或农民本身往往被排除在媒体公共论坛之外。
党内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与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推动的政治改革行动中早已表达出宪政主义的诉求。2003年爆发的孙志刚事件，再次促使俞江、滕彪与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对1982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2012年11月16日，《炎黄春秋》杂志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改革共识论坛”，数百名知识分子到会参与讨论。随后，《炎黄春秋》12月号把《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作为封面报道。紧接着，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刊登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然而，他们对1982年宪法中被取消的工人罢工权利始终只字不提。
2011年年中，李承鹏、梁树新、刘萍、五岳散人等几位独立候选人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参选地方人大代表，并引发一场以“护宪”为目的的线上请愿行动；同时，《财经》杂志出版纪念1982年宪法实施20周年的特辑。2012年，“重庆模式”被置于舆论台前，加之新的领导层对有关宪法和宪政的讨论仍保持观望态度，宪政争论便在几家强势的市场化或学术刊物的推动下迅速展开，并在网络上不断发酵，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逐渐占据主导。需要指明，这一“宪政”呼声要求在政治层面上重启关于1982年宪法的讨论，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及通过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限制党的权力等两种方式，从而推进具有普世色彩的“宪政改革”。
这正是左翼知识分子时刻警惕和企图阻止的发展，也应该是共产党内部的主导力量不愿看到的。2013年5月，《红旗文稿》、《环球时报》、《党建》等党报党刊几乎在同一天发表杨晓青、郑志学等学者的评论文章或社论。这些文章或社论开宗明义地阐述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等概念的阶级本质，并揭露它们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与信息战工具的实质。很快，关于宪政的网络争论便转变成支持宪政的学者内部，即“社会主义宪政派”与“普世主义宪政派”之间的争辩。一系列的宪政讨论背后，是主张自由主义宪政的知识分子与媒体对1975年宪法的否定和对其作为“文革”极左产物的口诛笔伐。相比于1975年宪法，1982年宪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删除了工人具有罢工的权利。1982年前后，围绕工人罢工是否应当从宪法中删除，一度在社会上引发极大争议。支持删除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罢工权属于“中国极左思想的产物”48，而且工人罢工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符合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49。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以低成本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路线嵌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但导致外企与私营企业的劳资纠纷愈发频繁，并引发新工人的罢工行为。2010年南海本田汽车工人罢工，成了我国第一例学者以公开身份直接介入的罢工事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示，工人罢工属于劳资冲突问题，应该让劳资双方谈判解决50。不过，从王斌余杀人案、“通钢”血案到富士康工人跳楼悲剧，我们可以看出，仅仅将改革开放时期的劳资矛盾和阶级压迫推给基于劳动合同、私有产权的法治，无法直接触及当前工人问题的核心；将集体协商确定工资分配作为平息罢工的方法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当前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主导的宪政讨论为何回避宪法制定的阶级主体——工人和农民，这是否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国家领导地位的彻底虚化和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的完全土崩瓦解？
2013年5月22日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冯象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可以说是一举抓住当前宪政争论的实质，并从智识的角度间接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即在社会主义宪法中，谁是制宪主体，如何在制宪权框架下讨论罢工的宪法意义。在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中国，冯象的论点为讨论制宪权与劳动者的宪法，更为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角度解读工人阶级的政治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出发点，从而让2012年以来在网络与部分学术或市场化报刊上展开的宪政讨论及其提倡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念相形见绌。
2004年，在围绕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控制这一核心议题所展开的国企改革的讨论中，工人在媒体上扮演了“沉默的大多数”。同样，在十年后关于中国国体性质与根本法的网络争论中，工人一如既往地处于不可见、不被听到的状态。“郎咸平风暴”里，郎咸平以“平民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主流媒体的边缘地带和网络空间为反对国企私有化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国企工人开辟了有限的话语空间51。类似地，面对在外企新工人的罢工之举，法学家冯象通过自己对工人立场的解读，挑战了在媒体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共识”，并透过新媒体拓展了关于宪政的公共辩论的范围与深度，从而直接触及到中国宪政诉求的实质与坚持宪法的社会主义方向等根本问题。一方面，市场化媒体及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权利、消极自由、宪政等普世主义话语框架与精英主义视角，报道国企或外企工人的各类抗议行动，在与党报党刊的官方说辞形成对立的同时，在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方向上，扮演着重要的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国内知识分子的严重分化，新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不仅验证了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新闻场域对政治场域和社会科学场域发挥愈发强大的控制”这一预言的准确性，更让官方的审查制度和强调市场导向的媒介管理与发展战略自曝其短。新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所奉行的化约主义逻辑策略、学术宗派主义，以及对工人阶级抗争行动所采取的语言暴力，暴露了他们卷入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和大众媒介市场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偏向和功利主义倾向。然而，这一群体争取工人的行动力不容忽视，而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新工人群体的影响更不能小觑。相比之下，重建工人阶级与左翼知识分子有机结合的可能性问题也变得更加迫切。
三、数字革命条件下工人阶级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有机结合”？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已从1978年的约1.2亿人增加至2008年4亿人以上52。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要坚持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在庆祝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更是不但明确重申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而且强调，“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53当然，在一个“农民工”因不堪剥削而选择跳楼等惨案时有发生的后改革国家，工人作为领导阶级这一地位的真正实现，必然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革命”过程。在此过程中，共产党领导层的表态非常重要，依然被定位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媒体，与曾以“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身份成为改革开放主要得益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十分重要。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与外企／国企工人抗争行为的日趋频繁，知识分子对工人问题的关注与行动干预在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例如，常凯介入2011年南海工人罢工与劳资协商过程；王江松等人参与2014年湖南常德沃尔玛工会维权事件并联合发表《嵩山宣言》；知识分子就2014年12月13日山西太原警察打死讨薪工人母亲周秀云发起各项公开信活动；2015年上半年，财经专栏作家吴晓波主持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甚至制作了纪录片《我的诗篇》。这些都显示出，当前部分知识分子与不断分化、分层的工人阶级队伍之间逐步建立起了各种联系。
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也开始聚焦国企工人下岗与国企改制对工人民主参与的排斥等问题，或关注“农民工”在全球信息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手机等新传播技术在工人抗争和自我赋权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议题。这些研究认为，工人不但对生产和技术革新进程毫无把控，而且因政治伦理资源、性别、地域差别等因素，只能通过自发性、局部性的“维权抗争”改变自身境遇54。然而，无论是“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底层研究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批判、发展传播学路径，还是列宁早已在《怎么办》里批判过的工联主义框架，研究者甚少以中国革命本身的逻辑为起点，梳理与分析当前工人运动的轨迹与发展方向。实际上，伴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和主体意识的日渐觉醒、共产党重拾群众路线的举措，以及知识阶层中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活跃，吕新雨在讨论记录片《铁西区》时所提出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形态重建问题55，不仅变得更加迫切，而且可以更具体地表达为：在“数字革命”和新媒体环境下，在新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各自遭遇边缘化的情形下，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能否重建有机的联系，进而重新建立工人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从而保证中国改革进程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首先借用斯迈思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技术政治与意识形态理论，厘清传播与信息技术在中国工人的政治与经济行动和文化与传播两方面所能发挥的历史功能；随后，我们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逻辑出发，围绕工人行动的重新政治化与左翼知识分子的行动力两个方面，讨论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有机结合的必然性和可行性问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在传播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反思，因为它已成为网络语境下重构工人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思想羁绊。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历史辩证关系，即它被哈贝马斯当作一种历史范畴讨论时所明言的资产阶级性质。正是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的学生内格特与克鲁格强调，工人阶级应当以组织、传播与集体行动等方式，建设作为“反向公共领域”（counterpublic sphere）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56，希冀实现西方无产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社会运动的转向，由此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转型，从而表达出一种激进的革命道路与立场。然而，由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植根于哈贝马斯原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论，它不仅以程序、协商式民主等概念替代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导权的讨论，而且有可能落入斯迈思所说的“用资本主义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或“标准”57来定义无产阶级政治的陷阱里。如果“公共领域”本身如弗雷泽（Nancy Fraser）所分析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白人）男性的“操练场”，并把自身打造成一个“普遍阶级”的“最终权力基础”58，那么“无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构想与视野，并未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本质性超越，即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主导权后对公共生活的建设，而仅仅局限于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框架下探索一条修正主义的路径。工人阶级的传播模式没有必要与资本或国家权力的传播体系或结构亦步亦趋59。
接下来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媒体或技术革命能否提供某种契机，帮助工人形成相对自主的传播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考虑到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本身所具有的（阶级）排它性及其所嵌入的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窠臼60。由此，我们才能探查工人能否以及如何借由新媒体实现自主传播，进而重新锻造其阶级意识。需要指出，技术或主导当前中国“数字革命”的信息传播技术及其研发、应用与被接受的过程，是受制于其所属社会的政策、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的61。实际上，新媒体的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存在着历史性的互构关系。主导性的网络话语在推翻和解构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之后，重新建构了一个普世性的、以资本和市场自由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后者恰恰以工农阶级的被剥夺和失语为基础。正因为主导的新媒体结构与文化本身已经包含了边缘化工人阶级的趋势，我们就不能视其为理所当然的“中立”工具，并以此为前提讨论工人阶级的“自主传播”。例如，虽然手机等新媒体已成了身处城市的“农民工”日常生存的必需品，但消费本位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城市化往往通过手机和网络文化实现了对他们的引导与改造。一定意义上，新媒体成了他／她们增加认同城市的“知识资本”，甚至构成群体内部展示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趣味差异的“科技物质性”（technical materiality）基础。同时，网络或手机媒体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也更易于使他们沉湎于虚拟世界的“享乐”与“表演”62中，从而逃避城市歧视与低廉的工作待遇所组成的双重压力，这反过来使他们更深刻地陷入新自由主义生产关系所设置的纯粹“直接性”陷阱里无法自拔，进而导致“农民工”作为新工人群体的存在与阶级意识之间的进一步“距化”（distanciation）63。例如，2014年网络红极一时的“庞麦郎”和他的滑板鞋、张全蛋等“新工人”形象不是新兴的工人主体与阶级意识形成的标志，而是城市中产阶级彻底改造新工人的价值观、褫夺与逐步瓦解工人文化与社区的直接产物64。此外，邢国欣分析当代中国工人在线抗议行动时发现，在2009年刘汉黄事件65中，“红花草工人维权”网站曾邀请“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等网站和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加入为刘汉黄捐款的倡议行动，不料受到大多数网站的“冷遇”，只有“毛泽东旗帜网”积极响应66。
以上案例清楚地显示出，当前新工人政治行动所处的消费主义文化环境，不但持续不断地将新工人转变成消费者，使他们难以形成独立自主的传播模式67，而且可能导致工人被法治、维权、公民、宪政等“削弱阶级利益的集体形成与表达”68的权利话语及其倡导者直接“收编”，进而与他们形成一拍即合的“共生”关系。这一“收编”或“共生”关系的形成，基于如下几个事实。第一，由于工人队伍本身分化非常严重，不同代际的工人在行动诉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近年来已逾2.7亿的农民工作为“新工人”群体在权利诉求上的日益“觉醒”更是与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政治环境同步共生的。例如，周建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调查已表明，相对于国企工人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维护与对社会主义本体意义上的荣誉的捍卫，该地区工人的罢工事件，仅仅表明他们自发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不存在更高的政治诉求69。第二，尽管新工人通过罢工或其他群体性事件，逐渐形成了某种朴素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与20世纪的“阶级意识”有着本质的差异：他们不再如国企老工人那般认同自身所属的阶级，更不会象父辈那般怀念或坚守对单位的身份归属，甚至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的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70，而是以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社会和市场，“将商品化劳动视为提供少量向上流动机会以及个人独立解放的解释和体验”71。第三，由于以“农民工”为基础的新工人往往不但被排除在当地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之外，反而成为需要“维稳”而进行管理的群体72，他们难以与曾经享受到城市公民待遇的国企老工人，以及分享到改革红利、可以被看成是“工人贵族”的国企新工人之间形成有效的政治和道义联结。中国梦或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官方话语就更难在新工人群体中引起情感共鸣了。
中国数量庞大的新工人群体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所产生的明显的政治断裂和意识形态脱节，一定程度上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市场化媒体和律师成为这些新工人的发声者、代言人，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当然，这也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媒体与维权律师“强势且迅速的”行动力密不可分。后者从维权和法律正义的角度，积极地介入或干预新工人罢工或其他集体行动，并通过创办培训班或成立“为农民工讨工资律师免费服务团”等形式，影响新工人中的自组织成员。受到他们的影响，自2003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不断涌现新工人维权非政府组织（NGO）73，不少组织倡导“工人自治”、“劳动者联合起来”74等行动口号。
不可否认，上述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所倡导的“维权行动”、工人自组织传播等理念，一定程度上帮助外企或私企的新生代工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法治框架下协调劳资矛盾。然而，核心问题在于，除了将新工人抗议或罢工行动“去政治化”，大部分新工人在不了解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消极）“自由”之于他们的真正意义的前提下，被裹挟进了“宪政”话语主导的“维权”行动中75。这些工人主体在抗议自身被官方维稳框架塑造成“群体性事件”的肇事者角色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被客体化为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以他们的“宪政”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社会现实”，或被构建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一般所假定的契约主体、法律主体或抽象劳动主体。”76另外，由于大多数新工人NGO缺乏有效地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组织资源，将自身定位于“法律和行政救济途径”77，以争取政府的默许，自然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这也说明，虽然外企或私企的新工人通过各种抗议行为和文化表达，从实践层面突破了眼前的生活和生产形式，可他们由于各自所处的经济地位、生活境况、社会结构等差异，无法对自身的未来形成集体性的一致看法，有时他们并不清楚甚至拒绝理解自己已经开始突破，或接下来该如何继续突破物化的社会关系或超越卢卡奇（Georg Luk懛揝猀）所说的“直接性”78。例如，2010年8月，刘刚、王旭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录制的翻唱《春天里》的手机视频在各大网站累计点击率超过一千万，并引发“史上最干净跟帖”。这一现象显示出新工人与普通网民对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社会不公、无处不在的异化机制以及内部殖民化的社会现实的文化抵抗。但是，在“旭日阳刚”与汪峰及其经纪公司之间的版权纠纷，签约浙江卫视，再到爆出组合解体传闻等后续发展中，我们能清晰地察觉到：“旭日阳刚”虽然以音乐和歌唱的形式实现了对既定生活的突破，但他们及其支持者没有得到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智识支持，借由后者理解和体认到这一文化和意识层面“突破”的真正含义。最终，他们受到网络和市场化媒体以及文化工业捍卫者所奉行的商品经济逻辑的无情同化与规训79。又如，孙恒依托北京的“工友之家”试图探索相对独立的“团结经济”的可能性，但他最终还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同社区外部的市场化逻辑之间直接互动的问题80。而孙恒、许多持续发起的“打工春晚”尽管连续两年（第二届和第三届）在陕西农林卫视播出，却始终无法进入城市本位的省级卫视平台上；同时，在筹备过程中，他们还不得不直面工人文艺的日常矛盾，即工人如何处理文化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81——这也是当前国内大多数工人独立机构在组织工人进行文化技能学习过程中遭遇的窘境。
与以上两种情形相反，党内老左派、新左翼学者、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与分化出来的部分新闻媒体记者所组成的左翼知识界，通过相关的“另类”传播等方式——例如冯象等人对外企或国企工人抗议行动的解释，汪晖2005年关于国企改制的调查报告以及2014年与深圳富士康、北京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对谈并在此基础上提交的人大提案，潘毅团队对富士康公司等境外资本压迫工人超负荷劳动的调查，并创办微信公众账号与线上杂志《新生代》、《破土》，赵志勇组织的以家政女工为主体的地丁花剧社82等——展现了在葛兰西意义上重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有机联系的可能性。虽然左翼知识群体和工人知识分子内部也由于立场不同而不能被一概而论，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智识活动和传播实践既没有陷入主流的经济主义或法律正义框架，也没有脱离工人的具体斗争实践而空谈工人阶级政治。一定程度上，他们表达了内部分化的工人阶级作为共同的群体对于生活、生产应当具有的理解，并有意识地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下重新定义阶级和政治正义。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如何体现相对于工人阶级的“有机性”，又如何锻造这种有机性？首先必须明确，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必然是阶级的和政治（左翼）的。它应当协调和促进国企老工人与外企、私企新工人之间的代际联结、政治理解与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在新的民主参与的条件下被重新激发。”83其次，在共产党由倡导“阶级政治的革命机器”转型为“以发展和管理经济为中心”的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和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名存实亡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不仅应当体现在他们探索改变新工人寻求法律正义的维权行动模式的有效路径上，而且更应当体现在他们重申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权利，进而连接“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的努力中84。再次，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还要求他们的“学说”不能仅从外部“注入”工人运动中。相反，这种“有机性”应当内在于工人行动的实践，并在“工人运动内部付出的巨大努力”85中，共同重返阶级政治，促进劳动者团结，形成新的社会平等和民主政治。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就必须正视当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新工人政治和经济斗争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不仅开始介入并逐渐把持工人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过程，而且因市场化媒体的配合、资本的宣传以及对城市中产的“情感”动员取得一定的有效性这一事实。需要再次强调，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新工人群体中的强大影响力离不开如下社会事实：日渐崛起并占据“主导性文化”地位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对新生代工人的“致命的诱惑”，以及制造大众文化的资本及其代言人对工人文化及其实践不遗余力的塑造与引导。如前所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市场化媒体与律师以“弱势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外企工人罢工或集体抗议，并以“维权”等具有自续、自持色彩的话语带领工人“即时性”地保护自身经济利益。而对于国企工人保卫国有资产的示威、游行或其他行动，市场化媒体要么沉默，要么按照专业主义的价值“客观冷静”地“框架”工人行动。总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非但在城市青年，也在新工人群体上出现严重的代际断裂；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向前者所代表的城市中产文化形态的靠拢与模仿，进一步导致工人文化主体性与实践被边缘化为某种激进、残余、非法（或毫无法纪），甚至具有暴力性色彩的“亚文化”86。
这里不得不提2015年6月在国内公映，由著名财经专栏作家吴晓波监制的《我的诗篇》。与其说这是一部获得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并获得广电总局审批的纪录片，毋宁认为它构成了一次重要的媒体事件，即自由派知识分子从过去对工人政治经济斗争的介入转型到对工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并且，这一争夺的“成功”与国家权力的首肯、媒体的配合息息相关，他们的“争夺”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全片的策划、拍摄、制作、宣传到最后进入主流院线进行放映，无一不充满资本的踪迹。如果说透过这一媒体事件，资本让一大批挣扎在生活和生产线上的新生代工人以诗歌创作的形式进入大众文化的版图，那么新生代工人的此次“进入”则被硬生生地定在“情怀”这一感性，并最具中产气质的路径上：工人诗歌里的“劳动美学”是原子化的、单线的，是去阶级、去政治化的，是当前积重难返的残酷生活的情感释放，更是工人通往新自由主义自我算计和自我管理的理性之路的临时“调剂”。工人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自我传播，并没有失去“抵抗”的色彩，只不过他们的“抵抗”，不再是直指政治经济问题和阶级剥削，而是潜移默化地“教化”工人们如何适应并最终接受资本所造就的既定的、个体化的生活型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深入到影片的主体受众（城市中产）和影片被拍摄主体（新生代工人）的情感乃至无意识的层面，进行了一场极为有效的社会动员；在这样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普遍性”的背景下，工人和城市中产被吴晓波等知识分子或媒体中介人“拉到”一块，“心连心”。因此，《我的诗篇》不仅展现了吴晓波等人“挟资本以令工人”的可能性，而且昭示，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和商业领袖是如何以“慈善”或“公益”的方式替早已成为改革开放的“被遗弃者”或“牺牲品”的新工人“代言”和“发声”，进而从文本生产的角度导致工人与自身文化实践之间的异化87。
当然，也要注意到，中国新工人群体中已经涌现出不少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无论是孙恒、王德志、许多等人创办的“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或“打工春晚”，还是著名的打工诗歌（例如许志永所创作的一系列关于富士康工人境况的诗歌）与诗歌朗诵会，这些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强调了与新工人之间的情感联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美学相抗衡的“新工人美学”88。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工人美学”的主体在与左翼知识分子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暧昧不明的关系，前者在政治立场上的模棱两可客观上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有效介入与动员提供了土壤89。这无一不提醒着左翼知识分子：在国企工人和新工人群体纷纷展开“运动战”，试图摧毁既有的资本“主权”或与国家形成对抗关系而收效甚微，甚至有时被资本收编时，必须将斗争上升到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阶段，即从“运动战”转化成“阵地战”。这就意味着，“决定性战场”必须从“人民大众意识形态的广阔田野”转移到“高级文化的城堡宫室”90，而要做到这一点，左翼知识分子需要翻转当前中产化、娱乐化与自由主义作为支配性的“情感结构”与意义价值体系，以此重新书写工人主体性的丰富内容91。
如何翻转？如何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争夺既有国家话语的主导性阐释权以及文化政治和情感政治空间？学术与智识的阅读和观察如何有效地与工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进行对接？当前，左翼内部的讨论十分活跃，一部分知识分子着力于先梳理与厘清当前的根本问题，另一部分则积极地接触不同的工人群体。需要强调的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并非“工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一带有一元论性质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相结合的实践论问题。这才是我们讨论有机知识分子时最大的“问题意识”92。它不是单纯回归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强调重返“敌我斗争”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单单依靠脱离理论指导的运动实践或全盘试错便能成功。前者有可能导致理论与行动之间的完全脱节，从而失去重建工人文化领导权的主动权；后者会将斗争时机拱手交给资本，让其实质吸纳能力吞噬工人主体性与生活路径的其它丰富且多元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既需要警惕工人的政治经济行动或文化领域的建设成为有独断色彩的“新的共产国际”93，也要反对工人行动的民粹主义化与无政府主义潜在倾向。同时，左翼知识分子应当摆脱各种乡愁式的理论探讨，真正走出书斋马克思主义的窠臼，扎扎实实地进入实践环节，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锻造自身的行动力，保证与工人群体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维度上的契合，进而在政党的阶级代表性趋于模糊的国家政治中重新争夺左翼的“政治治理”。最后，左翼知识分子需要在与工人的对接中，不断提高工人的智识水平和文化自尊，并在此基础上重塑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只有这样，社会经济基础层面上的工人阶级的本体论优先权才能转变成群众文化生产的领导权94。
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展现出来的“主导”和“主控”角色，左翼知识分子要介入工人的行动和克服自身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就必须介入工人的情感表达与人文诉求，重新书写工人作为人的主体性内容（境外NGO联合国内外部分学者在中国南部新工人聚集的地区从事的正是工人的情感锻造和欲望开发，只不过他们的打造最终不是将工人深受剥削的根源——即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秩序——视为压迫的来源，反而加剧了国家权力与工人个体之间的对抗）。在此基础上，左翼知识分子才能与工人一道，“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和道德秩序”，并“发展出更普遍的概念，以及更精良、更准确无误的意识形态武器”95。这里的“新的知识和道德秩序”不是于建嵘或裴宜理以理性主义认知审视中国革命的“情感工作”时所概括的“文化置位”或“文化操纵”96，而是在文化生产和建设过程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分配与消费文化产品的决定权。这不属于理论问题或话语／文本游戏，而是切实的“实践问题”，即工人阶级重新成为“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方式”问题97，最终指向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经济领导权问题。
四、结论：工人、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护宪行动
发展工人阶级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有机关系与重建工人文化领导权，重新夺得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归根究底，属于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在自由主义宪政话语在知识界和媒体界颇具影响——王伟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文章98在网络上所遭遇的舆论批评可为例证——的情形下，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如何另辟蹊径，构建体现工人政治主体性的传播和社会行动？2005年王斌余事件中，网络诗歌《王斌余，你就是国殇》把一个工人的命运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命运联系在了一起99。事隔5年，广东佛山南海本田汽车工人罢工时高唱国歌这一最朴素的举动以及法学家冯象的解读，更为我们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与宪法学意义上的切入口。
首先，外企工人在罢工中高唱国歌，表达了他们作为中国受经济剥削最严重的社会群体，与海外或外国资本家之间的一种对抗关系。在罢工这一工人的集体行动中，高唱国歌不仅体现了外企工人对内形成作为中国“新无产阶级”的共同阶级意识，实现了工人作为潜在的政治阶级与中国革命叙述的再次重合，而且对外强调作为共和国的主体——中华民族——重新站在历史舞台的“主人”角色，证明他们正在主动承担起反抗民族压迫的国权主体角色。这里的“国”，不应该被理解为去政治化的“爱国主义”话语中的“国”，而是工人作为国家主人的“国”。在“危难”关头高唱国歌和《团结就是力量》，不仅是对工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群众参与、近用与工人阶级博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生产者”100——的强调，更是已深受“宪政民主”等话语影响、更关注个人律法维权的新工人在集体行动的层面上实现制宪权，重申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第一步。
其次，如冯象所言，工人高唱国歌，以此坚持罢工，造就劳动者的团结，重新政治化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自身，从而将劳资冲突在象征的层面转化为“党群关系”101。当外企工人以最直观的形式高喊“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时，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下问题：宪法究竟保护谁的利益？什么因素导致工人与共产党、地方政府以及工会之间对接关系的崩溃，使新工人深受资本剥削、共产党则由于腐败和维护资本的利益而面临丧失其工人阶级代表性的严峻局面？如果说国企老工人罢工往往围绕既有宪法而展开，旨在保护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并重申工人阶级的宪法地位，那么近年来新工人举行的罢工，以及在罢工过程中高唱国歌等传播行动，更应当被视为无论在阶级意识还是在文化身份认同层面上都有别于他们父辈与国企老工人的新工人群体，对其所具有的制宪权的具体、持续且延伸了的实践：他们不仅有可能克服因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