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咱们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利润率。蓝线是美国历史上利润率，美国利润率在大萧条的时候，曾经大幅度下降，再有就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比较长时间的下降，这两个都是美国资本主义比较动荡和不稳定的时期。再看这个红线，中国的利润率在2007年以前是很高的，平均来说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左右，但是从2007年以后开始出现急剧的大幅度的下降，现在跟美国利润率水平相比较，差距不是太大。并且如果按照现有的趋势的话，完全可能在未来几年下跌到与美国历史上爆发重大危机相类似的水平。
最后再谈一下从世界体系的观点，这个图说的是世界上各个主要地区与美国在贸易中所发生的劳动贸易条件。什么叫劳动贸易条件？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向美国出口一定数量的产品，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产品中包含了多少这个国家的劳动时间。类似的，这个国家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产品包含了多少美国本国的劳动时间。我们看中国这个红线，在1990年的时候，大概要用50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才能交换1单位的美国劳动，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蒙受了巨大的不平等交换。这个红线一直是趋于下降，这个本身是一个好的信息，它意味着中国蒙受不平等交换的比例是趋于下降的，并且是唯一这么一个大规模下降的。其他的地区和美国劳动贸易的条件一直到本世纪初的时候都是趋于恶化的，这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改善得也不是特别明显。虽然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是显著大幅度改善，到今天仍然需要大概8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才能交换1个单位的美国劳动。但是如果把出口规模考虑进来，中国虽然劳动贸易条件改善了，但是出口规模也是大幅度的扩大，所以把这个出口规模考虑进来，我们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在国际的不平等交换过程中，所获得或者所失去的劳动量。
我们看这两个实线，美国每年现在通过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所收益的程度大概可以达到5000万劳动人年，这个5000万劳动人年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美国全部就业量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在最多的时候，每年因为不平等交换的损失可能多到8000万劳动人年，近年仍然保持在4000万到5000万劳动人年的水平。虽然中国仍然处于这种严重的不平等交换的状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在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经过长时期的血汗工厂剥削以后，开始学会斗争，他们的斗争力量开始增加，所以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中国工人的工资比较快速增长的局面。
这个图比较的是美国和中国制造业，每单位、每一美元增加值里面所包含的工资成本，这里说的是直接工资成本，不包含福利等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一美元的增加值里面大概要包括三毛多的工资成本，中国大概是两毛多，但是如果当时单看国企的话，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每单位的工资成本和美国是相当的，所以从主流的观点来看，国企是非常低效的。但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大家看中国的工资成本就大幅度下降了，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大概下降到只有美国一半的水平，但是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就说中国经济具备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并且不仅中国经济具备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从2002年以后，美国的单位工资成本大幅度下降，向中国靠拢，这就是我们在研究新自由主义，经常讲的所谓的向底线竞赛。但是近年来还是由于工人斗争能力的增强，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条红线从2006年以后开始向上变化，近年来甚至超出了美国的按同样办法计算的单位产值的工资成本，如果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说，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负面消息。 刚才从几种不同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新古典的角度，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资本积累，但是未来随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开始逐步放缓，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因此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值得担忧。如果从凯恩斯主义角度的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非金融部门债务的迅速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0%，未来的几年有可能达到或者接近美国在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讲，会使中国经济变得脆弱。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是依靠非常高的利润率，相当于美国两倍的利润率，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样的这个利润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面，下降到历史上美国爆发重大危机的水平。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虽然中国在国际不平等交换方面，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工人的斗争力量开始增强，已经开始出现了中国的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超过美国的情况，从而威胁到中国未来的出口竞争力。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困境，面临这样的矛盾和困境，我想刚才的分析，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如果这些矛盾和困境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在未来几年，中国将丧失高速经济增长，而且陷入长期持久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面对这样的困境，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或者制度变化能够应对这样可能的危机，在这方面主流的观点，大家一定现在非常熟悉了——改革中出现了问题，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最近在很多场合关于这些问题都有辩论，包括一些高级政府官员都在这些问题上提出过自己明确的观点，比如说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出现民粹主义，这个民粹主义会导致劳动成本上升，使中国劳动成本、社会福利、过快的上升，从而使中国丧失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种观点我认为并不见得完全不符合中国经济目前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但是咱们不能仅仅是谈经济现象，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长期号召的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虽然有改革的阵痛，绝大部分要承受为改革牺牲的代价，但是最终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过渡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如果仍然指望广大的民众继续放弃他们应有的权益，继续为改革付出代价，这个我想不是很现实。虽然现在中国工资成本有所上升，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工人工资下降或者增长缓慢的一种补偿，更何况中国工人工资，现在在国际上来说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满足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的话，不当的改革措施造成激烈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像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没有可能通过采取比较进步的经济政策来缓解中国一些矛盾，为中国进入到更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创造条件？如果要做到这点的话，当然需要一定的适当的政治条件，首先就要反思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改革路线。在这个前提下，第一，就是要为实行进步经济政策创造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大家知道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在短时期内发生重大的资本外逃的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当取缔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步骤，加强对资本输出的管制。然后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一方面增加劳动群众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扩大公有制的投资规模，并且把扩大公有制的投资规模，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变化来在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面，为中国在将来有可能进步到对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有利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创造条件。 （本文为破土首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伍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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