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庆盛工人集体维权事件已经过去。对于非当事人的我们而言，这件事已经画上句号，我们的生活依旧。可是，在事件的亲历者——庆盛工人看来，事情过去了，可是烙在他们心里的伤痕怎么也抹不去。跟随本文作者的记录，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日子带给庆盛工人的不止是愤怒、恐惧，更是心酸、无助、失望。为什么他们付出的青春和血汗不能为他们挣回一个有尊严的结局？ 春运高峰已经过去，大批农民工也陆续从老家返回城市，他们当中有些已回到原来的岗位，而有些则需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高速运转，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降低，不少企业倒闭，许多外资从中国撤离转移到东南亚（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对于中国工人，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俨然被迫进入一种极其严峻的生存环境。从90年代开始打工，历经二十年左右的辛劳，他们已不再年轻，然而技术的可替代性使得他们因缺乏竞争力而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批工人更加渴望较为安定的生活保障，急需解决的养老问题也迎面而来。随着工人社保纠纷与冲突事件的增加，工人的养老问题也成为当今社会较为关注的议题。本文从2015年7月在深圳庆盛工厂的田野调查出发，通过追溯工人经历抗争后的点点滴滴做些许补充。 2015年的夏天，我和我的老师注意到一群在优衣库代工厂的女工守厂抗议资方未缴交社保及赔偿金的事在网上流传。一组现场照片呈现出一群女工睡在车间地板上或设备上，以及警方进入车间监控工人的画面。这些疲惫的身体暴露在一排排的白炽灯下，看不出来是早晨或晚上，也没有白昼和黑夜。我们开始在网上搜索，发现在微博、国内一些关心社运的网站及若干境外媒体已经累积了不少报道，主要围绕着包括优衣库代工厂在内的工人因公司偷漏社保及住房公积金而维权。当我们读得越多、了解越多，越感到这个事件背后躲藏着更多疲惫的、沮丧的身体，这些身体渴望被理解、被聆听、被看到。中国工人的处境究竟如何？在过去几年的富士康工人抗争及裕元鞋厂工人抗争风潮后，优衣库工人以身体占领工厂，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促成我们此次田野观察。 1 那是七月份，身体感觉到烈日下的温度。我们乘车进入了宝安区的一个工业区。区内有不少工厂、餐厅和商店。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庆盛工厂。 和新兴的工厂建设分布不同，庆盛处于一个类似“城中村”的老旧生活区里，这里有老树巍然挺立，沿街望尽是纷纷杂杂的商铺生意，水果摊、超市百货、电信小店、数码用品店、食铺，甚至小诊所，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小铺子里常常是一家人坐着，或打牌吃饭，或看电视，生活气息颇浓。后来我们得知，有些女工来到这个地方久了，就把这儿当家了，先生、小孩都来到这个小区一起生活。
图一：庆盛工厂对面 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还下着大雨。工厂门口几乎没有行人（后来得知，原本被占领的工厂已经在几天前被警方清场）。工厂大门紧闭，但依稀可以看到厂房的第二层仍然亮着白枳灯。有三两保安在门口小屋内走动。这就是数百名工人们高举标语，以集体的方式向资方、政府及外界宣示的地方。 工厂围墙上贴满了厂房陆续发出的通告，要求工人尽速回归岗位、或办理离职手续。我们明白这里已然成为一座空巢。
图二：庆盛工厂大门 我们不断地找寻可能进一步探知工人去向的细节。深入街道内里，是大片农民出租屋。由于附近还有其他工厂，中午吃饭时间，大批身穿蓝色工服的工人从其他的工厂出来，很快各家食铺座无虚席。我们走到离庆盛最近的一家快餐店，各要了一份7块钱的快餐，菜品是一荤二素，也有免费粥和汤水供应。饭间，我们和一位女工攀谈，得知他们在附近皮包加工厂工作，中午有一小时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工厂不包吃住。庆盛工人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基本上都住在这些出租屋里。这名女工主动提到庆盛工人的事情，她说，“从去年就开始闹了，来了很多警察，抓了很多人，今年还闹。厂子都关了，没有什么好闹了。都签了协议了。”女工吃的很快，当她吃完离开的时候，大部分工人也已经离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工人们匆忙来去，完成一日的午餐。尽管这些店铺位不属于工厂管理，显然这些小餐馆已经成为工人日常时间里的一部分了。
图三：空闲期间的食铺 然而，要寻找庆盛工人并非易事，街面商铺里的人也不太愿意与陌生人多说此事，“都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 东看西看一个小时后，我们向路上的摩的师傅投石问路。这条街道有许多摩的频繁往来，五元钱可以乘摩的到两公里外的大马路上打车或者坐公交。一位年纪约五十的师傅愿意接这个生意，带我们去大马路。我们在后座上问起庆盛的事情。一谈到庆盛工人的事情，大叔义愤填膺，“他们都待在家里啦！都被辞了！”“上访也没有用啊，上面没有他们的人！”他的方言很重，虽然难以听懂，却能感受到满腔的不平和无奈。交谈中，我们请求师傅带我们去庆盛工人的居住区，他犹豫了一下，大概看我们不像坏人，最后还是同意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进入街道后成片的出租房区域。我们沿途随机询问了四个人（三名女性，一名男性），竟然都是庆盛工人！但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或者攀谈。 “说什么都没有用啦，你走吧，没有用啦。”其中一名女性坐在门口洗衣，她抬头也是颓然的神色，叫我们离开。她们曾有过怎样的期待，又是怎样被一点点的消磨殆尽，直至破灭的？
图四：在横坑路街道上的“摩的”
图四：工人居住区一角 2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女工，得知她叫阿桂。阿桂从出租屋的巷子走出来，收了伞，只站在屋檐下看雨。她扎着马尾，身形消瘦，三十多岁的样子，看到我们朝她走去，大眼睛里充满警觉和疑问，也透露着和其他人一样的回避。对于我们的表态，她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们，有些犹豫，她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也没有什么好告诉的了，而且说不好我还会有人身危险。”后来我们得知，包括她在内的女工才刚经历过便衣警察严密的监控及恐吓。我们解释了自己的身份，希望她能够信任。一番交谈之后，她动摇了，掏出手机向更有经验的工友咨询，能否接受我们的访谈，“阿姐，我这里有大学里的人要做采访，不是记者，专门从很远地方过来，要不要让他们采访？......”她听答了一些之后，转向我们，“阿姐她们正在过来的路上，那就等她们来了，我们一起上去吧，到房间里说。”心底的感慨里，又涌出一股欢喜，终被接受了。和阿桂一起站在屋檐下等待另外两位工人的到来，她告诉我们，这些日子以来已经没有了工作，终日呆在屋子里没有事情做，太闷了要出来透透气，就算是下雨也得出来走走。 五分钟后，我们等的人来了，迎面快步走上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便是阿桂口中的“阿姐”，她迈着娇小干练的步伐快速跨到屋檐下，简短介绍后，我们一起走进不远的巷子，进入另外一栋出租屋，上楼到了阿桂的住处。和阿姐同行的还有另一位男性工友，他是广东人，也是四十岁左右，被称为老白。阿姐被刑拘过两次，当日是第二次被放出，遇到我们正是“老白”去派出所接她出来又领完公积金的时候。 一入房间，阿姐和老白径自找到小凳子坐下，阿桂招呼我们坐在床边，自己却蹲在一旁，我们让她也坐到床上来。这是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单间，放眼望去，主要空间被一张边沿四周堆了杂物的床占据，剩下的空间因水泥地上摆满生活用品更显局促，女主人非常热情地拿来核桃汁饮料和火龙果，气氛没有一丝想象中的严肃，我们反倒像聊家常一样慢慢热络起来。谈着守厂的日子，他们感慨，再怎么艰难，也都忍过了，结局却并不如意。气愤，难过，终是满言的无奈。谈到一段人人自危的日子，他们脸上依旧不掩恐惧，恍若就在昨日： “那段时间很恐怖……我亲眼看到，就是说路过我们那，路过的人一拍照，派出所马上去抓，还有那些晚报的，就把人家的包包也搜查一遍，手机也没收，人也带到派出所。真的是很恐怖……稍微有一点反抗，真的是……” 她们一边说，一边翻出手机的照片给我们看，这些照片我们在之前搜索的材料里看到过，是警察聚集在工厂外，也有警察和工人对峙的照片。 “到处都是便衣，在我们住房那边，到处找人，我们都两三天不敢出去，他们知道我们地址，带派出所的人过去。以查房的名义去抓过人，还是半夜三更的时候去的。心里都感觉到很恐惧。我们那边厂门口，路过的人一拍照，派出所的人就去抓。他们（警察）说拍照有意思吗？又没有人关注你们？”阿姐看着我们叹气，“之前，有人过来采访，后来被采访的人就被抓走了。我可不想再进去了，一顿饭就一个馒头，五毛钱的。地上就这种水泥地，你要坐着，要站着，要躺着，都只能那样子……这次抓进去就是要承认‘谣言’咯，之前给的说法是‘破坏工厂秩序’。” 这不免让我们想起之前看到的那些颓然的神情，不信任的回避，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在谈话过程中，几位工人的谈话里透露出非比寻常的警觉意识：叮嘱我们要隐去真实姓名，也不能录音或者拍照了，连对于访谈的时间，也三番五次强调需做模糊处理。 在这最后的阶段，大部分工友已经按照厂方给出的条件做出妥协，彼时的阿姐和老白也已经办理了“撤诉”手续，领取了公积金。她拿出公积金的收据给我们看，上面有她的名字和四千多元的数字。“做了十二年，他们（厂方）肯定往少里算了。”“都辞掉了，给点遣散费，说的好听叫‘关爱金’。”阿桂话中充满不屑。从谈话中我们知道，这个数字离工人们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早在2014年，她们已经因为养老金等保障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罢工，而相隔半年不到，工厂突然发布搬迁到几公里外另一厂的通知，更加激起工人们内心的不安全感。而这次抗争历经50多日，工人们身心疲惫，“养老保险，公积金谁不想要啊。大家都想要。只是到后来时间太久了，六月初到现在，都五十多天了。心都散了。很多人也承受不了。没办法了，能去哪儿（意思是上访）都去了。” 谈及曾经抗争的过往细节，眼前的几位似乎都已经不愿意多提，也许是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些过往再如何多谈也是无意义，就如前面我们一直听到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都没用了。”不过在零零碎碎的谈话里，一场包含了不安、恐惧和团结的抗争与努力的过往却也渐渐拼凑到眼前。此行之前我们虽已通过大量新闻媒体等数据梳理了这场抗争的来龙去脉，而她们的言语却把我们拉入到那场抗争中，是是非非，真真切切。当我们离开工人小屋的时候，已经不知觉过了大半个下午。三人送我们下楼。阿桂说她住的地方月租两百，她们可能还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但是之后也许会各自找其他出路，或者回乡发展。大雨似乎停歇了很久。我们想办法找了辆车，回到了蛇口码头。 3 第一次的田野遭遇让我们对这个事件有了更多亲身的体验，从工人的生活环境及谈话中感受到他们的处境。后来，我们只要有空，就陆陆续续回到这个地方，希望能捕捉到更多细节。工人出租屋楼下的一个过道，在风口处，又有一排长长的水泥护栏，夏天无雨的傍晚正好可以坐在护栏上面吹风，这是庆盛工人们闲话家常、交换意见的空间。阿桂说，面对抗争的问题，她们往往是面对面讨论的。 “比如我告诉你，大家都住在附近，见到面就传话，电话也可以。也有小会，坐在一起讨论。就是几个工人代表坐下来讨论问题，所有工友坐在一起还是比较难的。他们在那边10多年了，家已经安在那边，有的小孩读书都在那边了，读书、生活都在那，所以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因有自己家庭的事情很难坐在一起。所以几个工人代表就坐在一起开小会。” 几次来往后彼此都已熟悉，待业的女工们看到我们来，给我们端水，诉苦中带着无奈却朴素的笑容，还一直谢谢我们来关心她们、帮她们发声。 当庆盛工人在摸索如何面对厂方一连串举动时，有些工人维权人士也加入到了工人之中，协助他们组织起来维权。在决定守厂之后，工人们通过车间内部的推选，找出具有公信力的工友作为代表。“我们一般在厂里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逻辑都比较好的，说话啊比较有条理，平时和工友们比较合得来的这一部分人，而且他们也是有想法的工友。” 推选出来的代表分工合作，肩负不同的任务，“谈判的有谈判的代表，里面有外宣的管理微博、微信的代表，还有管资金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负责联络的工人代表，因为这个工人代表可能会有一些记者采访啊，上访啊……”。 为了获得更多谈判筹码，工人的守厂和上访行动两条策略并行进行，她们一部分留在厂里，守住机器。“在里面睡了一个多月，有两三天没吃，我们要协商他们也不里我们，我们就想绝食。从6月9号开始四十多天，按照部门分组，有小孩的人就守白班，身体不舒服的可以体谅下守白班……轮班守厂，分了十几组，有小孩的或者生病的就不用守夜班，自己带吃的。有家人的送饭，没有家人的带些零食。”他们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当初看到的那组图片中发生之事，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保存体力，她们确是费尽心力。与此同时，另一只上访的队伍开始和各个部门交涉，从派出所到工会，从劳监所到街道办事处，可屡屡得不到响应，投诉无门。“他们没有为我们说过半句话。他们口口声声说，主持公道。可是没有，他们没有为我们过滤过关系。劳检说，你们这样搞，工厂肯定要倒闭啦。他们就总是在考虑工厂那边。”工人们到市政府上访，也碰了钉子。“它（深圳市政府官员）说，谁家的孩子谁家管，就把这个交给了观澜派出所。” 她们还提到，上百名工人到省信访厅上访，在广州呆了一个礼拜，包括在公园里露宿等待政府出面。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六月末七月初的时间段承载了她们多大的期望，却又在吃尽苦头之后无果而归，这一摔是何其的重。 “我们有108个去省里上访啊（到广州），当时就是没有想到会呆那么久。没有领导出来啊。数据递交被一个便衣骗走了，就是这边派出所的。因为后来被拉回来，我们好多人都看到了，他就在派出所上班，穿的那个警察标志的衣服，我们好多人都认出他来了。我们也不懂那么多，当时在那边，看到有人出来接受资料，就赶快给了啊。没有想到是便衣。” “他们一开始就是很强硬，想让我们走就让我们走，也不跟我们商量下，没有基本的尊重。你说我们会服么，现在是什么社会了，现在不是法治社会了么，又不是奴隶社会。警察说，谁给钱我们就帮谁办事。我们有钱给你么？所以很失望。一开始对政府还是有期待，后来对我们工人做的种种事情，我们也不敢相信了，感觉都是在骗我们的，还他们口口声声在说帮我们。你以为我们都是三岁小孩么？” 老白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之一，96年入厂，对于工厂有深深的感情，但在面临养老金的问题上，他恨现在的境况，“对深圳这边（深圳的信访部门）很失望了，才去省委信访办，还是押回来（2015年7月6日晚上）。去省里的时候还抱有希望，很积极，一部分人留在工厂，一部分去省里，结果去省这边申诉数据被观澜的人（街道，派出所）骗走了。这些部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有网络，就是整个维稳机制，他们权力也比较大，可以调动公安。中央的想法还是好的，一切要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对于中国老百姓说，千年的封建思想就是我想找个包青天，所以就去找一个包青天，但是去了那么多地方，市里面也好，省里面也好，包青天也没有出现，心里落差就挺大的。” 阿姐和老白都是各已成家，丈夫和妻子都在其他的工厂打工。他们从年轻的时候来到深圳，经过亲戚介绍进入工厂谋一份工。十几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她们在这个地方成家，收拾一处出租屋过生活。这里很多人都是这样过了下来。孩子生在家乡，每年过年回去见一面，等孩子大了上学了，暑假过来一起住段时间。这些工人都在用自己的青春换取微薄的工资。“看不到小孩，十几年了，现在只有寒暑假过来呆一段时间。”这种亲情的剥夺，也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之一。 “我的人生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八年，最美好的十八年都在你这个深圳的话，我肯定要在深圳养老”，她们说。 “我们很早就来在这个厂了，那时候年轻，现在我们老了，就像扫垃圾一样扫走我们……真的，我们终身都可能难忘这件事情，我跟人说身体的伤好快愈合，心里的伤啊永远，可能这辈子都会记到。这就是打工的悲哀……真的，我们不是为了这个钱，是为了我们工人的尊严，要争这口气……” 我们听到工人在这件事情上讲出了心里的怨，他们用二十余年的青春和汗水成就了一座城的繁荣和经济，却难以获得自身的安定和保障。他们希望能挣得一些东西，不仅仅是物质的。他们希望获得维持生存的基础保障，也希望对自己生命的尊严争得一个交代。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西奥） （责编：而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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