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供给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二、“扩大有效供给”，预设前提何在?

　　“扩大有效供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或容讨论;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曰：因为“供给过剩”。若进一步追问：既然供给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扩大供给”?按供给学派的逻辑， “扩大有效供给” 的看点，不在于“供给”，而在于“有效”———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不是“无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 “有效供给” 通常是指与“消费需求” 和“消费能力” 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 二字)。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语境下， 供给学派所诠释的“有效供给”，其实是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 的供给。质言之， 在“有效供给”中，“消费能力”已经被抽离掉，蒸发掉了。

　　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 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 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 (1) 所谓“绝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2) 所谓“相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供给若是“绝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供给若是“相对过剩”， 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 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遗憾的是， “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

　　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 的成分?当然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供给中“绝对过剩”的内容和品种还会不断扩大。但众所周知，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 “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 “相对过剩”。换言之，供给之所以会出现“过剩”，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购买力或资本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有什么关系。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 不是同绝对的必需或同占有商品的愿望相关联的生产过剩本身。” 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本质。倘若“绝对过剩”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基本内容，那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消亡了。因为，“在这种意义上，既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 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只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相对过剩”： “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作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 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 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 或者说， 扩大这个权力。”

　　然而问题是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 “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马克思说： “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的基础是：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 (最近，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谈宏观经济形势时，对记者这样说：“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就是要有利润。” 这是一句大实话，也是理解何谓“有效供给”的要害所在)。所以马克思说： “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有东西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可供消费。” 如此一来，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

　　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 “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 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 这里所谓“独立的因素”，是指“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这两个本该“统一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却分裂成了各自“独立的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暴力”，虽然指的是经济危机，但“市场出清”同样也是一种“暴力方式”。因此，若要实现“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当然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政策诉求)。

　　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 的要点)，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必须指出，在供给学派的逻辑里，科技创新的理由不是因为供给“相对过剩”，而是因为供给“绝对过剩”。对于这样的逻辑，马克思深刻地反驳道： “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扬弃的生产过剩) 并不存在。虽然现实的生产过剩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 从生产力的维度看，绝对的供给过剩意味着“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然而从生产关系的维度看，现实的供给过剩并“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而是供给的相对过剩。

　　为什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被供给学派置于那么高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里根经济学”在实践经验层面上所获得的巨大声誉。解决“滞胀” 难题，通常被认为是里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然而在学术界，对里根经济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有学者用事实和数据证明：里根时期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快速下降，并非里根经济学的功劳，而是诸多客观经济因素使然。这些因素主要有：金融投机汲取了大量资金，打压工运压低了工人工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降低了成本。尤其是， “期间美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甚至并不比20 世纪70 年代滞胀严重时期好。而且，里根经济学还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里根大衰退’，并让美国患上以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里根综合征’，至今还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

　　我注意到，除了对里根经济学在经验层面上的肯定之外，还有一个政策工具构成了供给学派极其重要的理论支点：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张，其中蕴含的“创新” 语义，一直以来都是被供给学派作为相当正面的形象展开和表述的。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应对“供给过剩”的工具箱中，“创新”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然而，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消除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 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并乐此不疲。

　　三、是“创新”，还是“浪费”?

　　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萨伊拒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为什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如果说现代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持怀疑态度，那么从“存在决定意识”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来演绎，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依然是“立场使然”。说到“立场”，不仅庸俗经济学拒绝对号入座，现代经济学也会坚决反对。我就多次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动就拿立场划线，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否互不兼容，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恕不赘述。如果说“立场”或有“不实证”之嫌，那就按照令现代经济学自豪的“实证”来展开讨论吧。在我看来，供给学派之所以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其实是把“扩大有效供给” 等同于“创新”了。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18世纪瓦特发明蒸汽机，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汽车，20世纪初期威利斯·凯利发明空调，1973 年马丁· 库帕发明民用手机，20 世纪40 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1990年蒂姆·博纳斯李发明互联网，等等，都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那么，创新的本质何在?创新的动力何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生产力的革命是创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创新。然而与生产关系的创新相比较，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创新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的创新是第二性的;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 内在地具有“创新” 的冲动和趋势。工业文明以来，这种冲动和趋势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加速倾向。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生产力具有不安本分的内在冲动?为什么科学技术会如此地不安于现状?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革命或科技的创新，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把握和驾驭，是人类自由程度的不断增加。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活动，不仅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规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时空范围。实践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自身活动去理解创新的现实根基，离开了实践，生产力革命和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那种把生产力革命视为可以脱离实践的天赐之物，或者把科技创新视为少数精英“心想事成” 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对创新本质和创新动力的严重曲解。

　　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革命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内生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马克思指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每个企业总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并生产新产品。这种狂热地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在。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说成是“节俭的结果”，是“禁欲的产物”。资本不是什么“禁欲的产物”，但是资本家确实有“节俭” 和“吝啬” 的嗜好。马克思说： “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于是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最有消费能力，但他们的生活消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速度;资本家最具有消费能力，却最为吝啬。而最有消费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雇佣劳动者，却最缺乏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资本要做强做大，要积累集聚，没有消费的不断扩大，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悖论：资本家很吝啬，但资本统治的世界必须拒绝吝啬;单个资本总是吝啬的，而总体资本却必须是奢侈浪费的。没有奢侈浪费，如何扩大消费?于是，吝啬的资本必须用“消费主义” 的奢侈浪费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当下资本主义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

　　一方面，“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浪费经济，没有奢侈浪费，资本就没有利润。据统计，“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0%”。由 此可见， 资本的存在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深刻矛盾之中：“节约” 是资本的本性， “奢侈浪费” 也是资本的本性。吝啬的资本却不得不“奢侈浪费” 的荒谬性， 在“劳德代尔悖论” 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对公共财富的本质和起源以及增长手段与原因的探究》一书中， 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梅特兰强调： “人类所具有的常识表明，任何提出要靠制造通常对人类有用和必需的商品的稀缺来增加个人财富的建议都是令人厌恶的。” 可是，劳德代尔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却不得不做这类令人厌恶的事情。如何增加“稀缺性” 呢?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浪费”。比如， “在一些特别丰收的时期， 荷兰殖民者烧掉了‘香料’或是付费给当地人，让他们‘收集肉豆蔻树的绿叶或新开的花朵’， 然后毁掉它们。在美国的一些丰收年里， ‘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 依据法律规定，按照在田里农作的奴隶的比例烧掉‘一部分烟草’。这些行为是靠故意摧毁或人为限制构成公共财富的商品(这里是指地球的产品) 来提高稀缺性， 从而增大私人财富(主要是少数人的财富)”。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 “故意摧毁或人为限制” 不仅上演了“把牛奶倒入大海”的荒诞剧，还进一步演化为一轮又一轮的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多，需要频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普遍。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创新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和运用，也催生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浪费”。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过去的圆珠笔芯能使用几个月，现在的圆珠笔芯只能使用几天。随着圆珠笔品牌的不断“升级换代”，圆珠笔芯的使用寿命也越来越短。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 (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的“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 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在我看来，这种浪费或许就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 的意义所在。

　　“扩大有效供给” 并不等同创新。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外部压力的驱使下， 科技创新的确具有强烈且自发的内在冲动， 而且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 在拒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 的语境下， 供给学派把“扩大有效供给”等价于“创新”， 我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是值得商榷： (1) 商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即使是“有效” 的， 也未必就是创新; (2) 不考虑“有效需求” 的供给， 是没有意义的供给;(3) 在“有效需求” 不足的背景下， 所谓“有效供给” 往往是无效的， 比如大量商品房的积压; (4) 不改变“有效需求” 不足的现实， 科技创新也难以变现为“有效供给”;(5) 不要把“奢侈浪费” 等同于创新， 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 很多“创新” 并不是真正的创新， 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 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 “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 也好， ‘生产别的东西’ 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

　　任何真正的创新， 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也不会只是“供给侧” 的事情。即使在资本追逐利润的语境下， 创新也是一个必须顾及“需求侧” 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 而无视“需求侧” 的“创新”， 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 创新要鼓励， 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四、结语

　　2015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改革” 列入政策篮子， 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五大任务。仔细品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并不只是“供给” 的事情， 五大任务也并非“扩大有效供给” 就可以搞定。实际上， “扩大有效需求” 仍然被置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中。需要提醒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最终需求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所在。众所周知，人民大众的需求才是最终需求的坚实基础。因此， “共享” 而不是“独占” 必将成为越来越强劲的时代呼声。在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搞扩张性刺激需求政策， 毫不掩饰对需求的关注和热情; 供给学派的“扩大有效供给”，看似不屑于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拐着弯也是在琢磨着消费者的钱袋子。不论“刺激需求” 还是“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效果最终还是要人民大众的需求买账和认可才行。

　　公允地说，虽然供给学派存在着理论漏洞和逻辑硬伤，但是，创新的诉求和愿景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因而其在生产力维度上的不断进取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在资本统治的世界，比起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 注入兴奋剂的边际效果递减而言，“供给侧结构改革”或不失为一次割疮剜肉的局部手术。虽然“破坏性创造”仍解决不了由社会基本矛盾带来的根本顽疾，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 有如一次自觉的危机，的确可以为定期清零“过剩供给” 提供一条现实路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既要拒绝危机，又不要凯恩斯主义掺和，怎么办?供给学派主张：让市场自动出清吧!然而，“市场出清”本身并不是对危机的否定，而是对危机的顺从和认可——或许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就是供给学派比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原因之所在。只是不知道，当下的市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能承受冷酷且剧烈的“市场出清”?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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