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对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评论。(1) 萨伊定律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其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证明，“有效需求不足”才是破坏市场均衡的症结所在。(2) “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相对过剩”。因此，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扩大有效供给” 才是“有效” 的。(3) 不能把“扩大有效供给” 与创新混为一谈。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某些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2015年，“供给侧”成了中国社会最热门的经济学词汇，顺带也让“供给学派”流行起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搜索：(1)2000 2015年16年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刊中以“供给学派” 为题目的文献有49 篇，除去少数几篇文献，几乎都是正面评价。(2)与此形成对比，2010 2015 年6 年间，公开发表的报纸中以“凯恩斯主义”为题目的文献有42 篇，且“批判性反思” 几乎成了文献的基本取向。(3)2014、2015年两年间，在公开刊物上以“供给侧” 为题目的文献有46 篇，在公开报纸上以“供给侧”为题目的文献有470 篇。有鉴于供给学派在当下的理论影响力和实践意义，本文提出有待进一步思考的三个问题，并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展开评论。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内核进行评论;第二部分，对“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进行评论;第三部分，对创新的本质和动力进行评论;最后一个部分是小结。
一、供给侧来了，凯恩斯走了?
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严谨的定义。刘世锦认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率”。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认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 “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的表述代表了比较主流的看法，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应该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整体发力，包括鼓励创新创业的改革举措，推进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实施减税降费和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积极推进新一轮财税、金融等配套改革”。有人据此总结，认为“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重要财经部门负责人的解读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加、减、乘、除’。加，就是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减，就是压缩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乘，就是鼓励创新，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除，包括破除垄断、放松管制、减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也包括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积累的风险等。” 展望改革愿景，“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和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改什么”以及“怎么改”，尚需要实践的推进和检验。伴随着改革实践的展开，相关的理论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在我看来，目前占学界主流地位的“新供给学派”，其理论逻辑和政策含义仍有值得讨论之处。
按新供给学派的说法，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传统供给学派的思路，而是“新供给学派”的思路。何谓“新”?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说， “新”就“新”在“有破有立”。所谓破，就在于它“直率地指出了”，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所谓立，就在于“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 直率地指出凯恩斯们“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这是破;而“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是立。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这一“破” 一“立”，不过是同义反复，其理论内核还是围绕着“萨伊定律”做文章。用贾康教授的话说： “这样就可以回到最早萨伊所说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来作新一轮的阐发———对此话过去曾经给予批判，如归为‘庸俗经济学’，但是这话语里面却含有合理的成分，就是带有破坏性创造、颠覆性创新特征的供给，确实有可能塑造市场、引领市场，创造出大量的可对应需求，是‘升级换代’式阶段性提升的关键因素。” 换言之， “从‘萨伊定律’到美国供给学派， 以及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都给了我们在经济学创新方面的启发”。虽然强调“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 有点“新综合” 的意蕴，但新供给学派的核心还是定位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谈经济当然要看供求两端，不能只看一侧。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两点论”不是陷于“相对主义”，其关键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分为二” 之后，还必须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以“一分为二” 的眼界看，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究竟何在?现实就摆在眼前：不在于“供求均衡”，而在于“供求失衡”——这一点估计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在于，导致供求失衡的症结究竟是“供给侧”呢，还是“需求侧”呢?在新供给学派看来，症结不在于“需求侧”，而在于“供给侧”。做出这个判断的理论依据何在?答曰：萨伊定律。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萨伊定律。让·巴蒂斯特·萨依(Jean-BaptisteSay)，19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因其名字命名的定律而名闻天下。萨依定律(Say’s Law)，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 “供给创造需求”。它包含三个要点： 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由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民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生产过剩，最多只能在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且也是暂时的; 货币仅仅是流通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萨依定律无非是想证明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在马克思看来，萨伊定律完全是罔顾市场经济经验事实的“想当然”，马克思对此讥讽道： “按照这种看法，生产过剩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相对性，即一些领域中现实的生产过剩引起另一些领域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因为，如果生产过剩是普遍的，一切生产领域相互之间的比例就会保持不变;就是说，普遍的生产过剩= 按比例生产，而按比例生产是排除生产过剩的。据说，这就驳倒了普遍的生产过剩。” 遗憾的是，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成了供给学派坚信不疑的教条：“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于是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 吉尔德充满深情地认为：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拉弗对萨伊定律更是充满理论自信，他不仅坚信萨伊定律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精髓，而且坚信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依据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刺激供给，强烈反对刺激需求的政策。
与供给学派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破坏资本主义市场均衡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供给侧”，而恰恰在于“需求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述，就是：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用凯恩斯主义将其表达就是：供求失衡不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对于拒不承认“生产过剩”的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给予了彻底批判，且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也已经做出了无数次证伪。今天，有人又翻出萨伊定律来否定“生产过剩”，说客气点是捡拾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牙慧，说不客气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人坚称，“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甚至还拿“中国人海淘购买大量国外商品” 的实例，来证明“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 的问题。这样的证明，我以为是缺乏说服力的。据美国在线支付公司PayPal和调研公司Ipsos发布的第二届全球跨境贸易报告： “35%的中国网购消费者在2015年曾以海淘方式购买商品，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26%。”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显示，虽然“够买本国无售的商品”和“发现新奇有趣的商品”是海淘的重要因素，但是， “购买海外商品的成本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73% 的跨境消费者把价格优势列为跨境购买而非在本国购买的原因”。其实，“海淘爆棚”的原因就四个字：便利、便宜。除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之外，关键还是在于“价格优势”!真实情况是：国外购买的商品即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国内便宜。国人的海淘基本上不是冲着豪华版去，而是冲着便宜货去，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囊中羞涩， “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商品比国外的便宜，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海淘爆棚”这个事实，与其说证明了中国人的“有效供给不足”，不如说证明了中国人“有效需求不足” 的客观现实。
各种统计数据也在不断证明“有效需求不足” 的现实。比如，长江商学院发布的2015年二季度中国产业经济报告表明，当前中国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求不足，二季度由于需求进一步萎缩，产能过剩的矛盾在恶化。报告负责人、长江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甘洁建议，财政政策应以增加内需为主： “不建议简单地给企业减税，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更为有效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家庭为养老、医疗进行的储蓄，从而增加内需。我认为，这个报告值得认真对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严谨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所得增长率总是快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所得增长率总是慢于经济增长率，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连皮凯蒂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坦承“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病根，很遗憾，主流经济学语境下的新供给学派为什么要极力回避这个起码的事实呢?
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新”，并非其自定义的“一破一立”，而是其不以为然的另一侧：需求侧。也就是说，虽然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无视有效需求问题的萨伊定律，但是，其政策主张却又不得不回到需求侧去发力。看看贾康教授最近呈上的五条建议，虽然总想把供给侧当做抓手，但其政策含义仍有很强的“凯恩斯” 味道。用贾康的话说：“政府投资部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在经济下行中，结合优化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改善民生等需要，应积极考虑加大选择性‘有效投资’ (即可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的力度”。什么是“有效投资”、“聪明投资”，或容进一步讨论;然而，不论这投资是“有效” 还是“无效”，是“聪明” 还是“傻帽”，在经济学中都会归入“需求”一侧。所以，若以为新供给学派没有什么新意，也未必公允，只是这个“新”，已经与萨伊定律的逻辑有点不能自洽了。刘世锦认为： “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 这是一句大实话，而且说到了点子上。事实的确如此：前门赶走了凯恩斯，后门却又放进来“需求侧”。客观经济规律是绝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论这某个人是老萨伊，还是新萨伊。
2009年2月8日，张维迎教授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宣告：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但是对于现代经济学而言，市场经济要告别凯恩斯，没那么容易。“供给侧”来了，凯恩斯不能走，也走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