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变化中的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即150万亩)
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4/indexch.htm。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表12-8“农作物耕作面积”。 与那种否定18亿亩红线的观点遥相呼应的一种观点就是，既然香港、纽约不种粮食而可以衣食无忧，中国大陆也可以。如果这种观点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农业减产、减收就不可避免了。香港、纽约实乃弹丸之地，其粮食供给可以借助市场而仰赖世界，不生产粮食而无饥饿之虞。整个中国的粮食供给却不可能依靠任何其它国家、地区，因为它太大了。在市场经济思潮如此泛滥的中国，强调粮食自给自足非常重要。在历史上，每当中国国内粮食供给小于其正常需求而不得不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时，就会遭遇国际市场的提价，从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对于中国而言的这种巨大损失，对于它国，特别是农业大国，就是巨大经济利益。除了这种经济上的损失，粮食短缺还可能引起无法控制的灾难性后果。这里有两大案例说明，向他国借粮是不那么有保障的。 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回“秦晋大战龙门山，穆姬登台要大赦”描述了晋国向秦国借粮成功，秦国向晋国借粮却未果的过程： 话分两头。却说晋自惠公即位，连岁麦禾不熟;至五年，复大荒。仓廪空虚，民间绝食，惠公欲乞籴于他邦。思想惟秦毗邻地近，且婚姻之国，但先前负约未偿，不便开言。郤芮进曰：“吾非负秦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乞籴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负之有名矣。”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庆郑，持宝玉如秦告籴。穆公集群臣计议：“晋许五城不与，今因饥乞籴，当与之否?”蹇叔、百里奚同声对曰：“天灾流行，何国无之。救灾恤邻，理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福我。”穆公曰：“吾之施于晋已重矣。”公孙枝对曰：“若重施而获报，何损于秦?其或不报，曲在彼矣。民憎其上，孰与我敌?君必与之。”卆豹思念之仇，攘臂言曰：“晋侯无道，天降之灾。乘其饥而伐之，可以灭晋。此机不可失!”繇余曰：“‘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与之为当。”穆公曰：“负我者，晋君也。饥者，晋民也。吾不忍以君故，迁祸于民。”于是运粟数万斛于渭水，直达河、汾、雍、绛之间，舳舻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晋之饥。晋人无不感悦。 明年冬，秦国年荒，晋反大熟。穆公谓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丰凶互有。若寡人去冬遏晋之籴，今日岁饥，亦难乞于晋矣。”卆豹曰：“晋君贪而无信，虽乞之，必不与。”穆公不以为然。乃使冷至亦赍宝玉，如晋告籴。惠公将发河西之粟以应秦命。郤芮进曰：“君与秦粟，亦将与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与粟耳，岂与地哉?”芮曰：“君之与粟为何?”惠公曰：“亦报其‘泛舟之役’也。”芮曰：“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何哉?”庆郑曰：“臣去岁奉命乞籴于秦，秦君一诺无辞，其意甚美。今乃闭籴不与，秦怨我矣!”吕饴甥曰：“秦与晋粟，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粟而秦怨，与粟而不与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为与之?”庆郑曰：“幸人之灾，不仁。背人之施，不义。不义不仁，何以守国?”韩简曰：“郑之言是也。使去岁秦闭我籴，君意何如?”虢射曰：“去岁天饥晋以授秦，秦弗知取，而贷我粟，是甚愚也!今岁天饥秦以授晋，晋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意，不如约会梁伯，乘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惠公从虢射之言。乃辞冷至曰：“敝邑连岁饥馑，百姓流离。今冬稍稔，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不足以相济也。”冷至曰：“寡君念婚姻之谊，不责地，不闭籴，固曰：‘同患相恤也。’寡君济君之急，而不得报于君，下臣难以复命。”吕饴甥、郤芮大喝曰：“汝前与卆郑父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计。今番又来饶舌!可归语汝君，要食晋粟，除非用兵来取!”冷至含愤而退。 无独有偶，《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一回“美人计吴宫宠西施，言语科子贡说列国”则记载了吴国借粮给越国，反受越国连环算计的故事。它可与上面秦晋故事相互参照： 越王勾践闻吴王宠幸西施，日事游乐，复与文种谋之。文种对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岁年谷歉收，粟米将贵，君可请贷于吴，以救民饥。天若弃吴，必许我贷。”勾践即命文种以重币贿伯嚭，使引见吴王。吴王召见于姑苏台之宫，文种再拜请曰：“越国洿污，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困。愿从大王乞太仓之谷万石，以救目前之馁，明年谷熟，即当奉偿。”夫差曰：“越王臣服于吴，越民之饥，即吴民之饥也。吾何爱积谷，不以救之?时子胥闻越使至，亦随至苏台，得见吴王，及闻许其请谷，复谏曰：“不可，不可!今日之势，非吴有越，即越有吴。吾观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饥困而乞籴也，将以空吴之粟也。与之不加亲，不与未成仇，王不如辞之。”吴王曰：“勾践囚于吾国，却行马前，诸侯莫不闻知。今吾复其社稷，恩若再生，贡献不绝，岂复有背叛之虞乎?”子胥曰：“吾闻越王早朝晏罢，恤民养士，志在报吴。大王又输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将游于姑苏之台矣。”吴王曰：“勾践业已称臣，乌有臣而伐君者?”子胥曰：“汤伐桀，武王伐纣，非臣伐君乎?”伯嚭从旁叱之曰：“相国出言太甚，吾王岂桀、纣之比耶?”因奏曰：“臣闻葵邱之盟，遏籴有禁，为恤邻也。况越，吾贡献之所自出乎?明岁谷熟，责其如数相偿，无损于吴，而有德于越，何惮而不为也?”夫差乃与越粟万石，谓文种曰：“寡人逆群臣之议，而输粟于越，年丰必偿，不可失信!”文种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饥馁，敢不如约。”文种领谷万石，归越，越王大喜，群臣皆呼“万岁!”勾践即以粟赐国中之贫民，百姓无不颂德。 次年，越国大熟。越王问于文种曰：“寡人不偿吴粟，则失信;若偿之，则损越而利吴矣。奈何?”文种对曰：“宜择精粟，蒸而与之，彼爱吾粟，而用以布种，吾计乃得矣。”越王用其计，以熟谷还吴，如其斗斛之数。吴王叹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见其谷粗大异常，谓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散与吾民植之。”于是国中皆用越之粟种。不复发生，吴民大饥。夫差犹认以为地土不同，不知粟种之蒸熟也。文种之计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越王闻吴国饥困，便欲兴兵伐吴。 《东周列国志》虽然是小说，但里面的主要情节都依据史实，再加以敷演。即使上述情节不是史实，但既然有人想出来，难道就不会有人用? （二）防止农业滥用转基因技术除了农业产量和收获量减少的挑战之外，中国农业发展还面临转基因农作物的挑战。 首先，转基因作物确确实实存在着风险。一块土地上种植烟草之后，就在未来的数年中不适合种植粮食。土地上种植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有类似效应呢?转基因作物对其它农作物、动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转基因作物自身的种子能否自身进行繁衍呢?转基因作物在未来会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异呢?不同的转基因作物之间是否会有相互作用呢?在转基因作物对于人的健康、寿命、所居住的环境产生的影响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贸然大面积播种，太危险了，可说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更何况，谁能保证某种转基因作物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不会成为一只引起一场全球风暴的蝴蝶呢?有人说，当年中国引进玉米种植难道不是引进一种新的基因品种吗?国家监管了吗?中国当年引进玉米尽管是缺少国家监管，但至少玉米基因与人体的关系客观上经受了美洲印第安人长期实践的检验。在今天，对转基因如果国家能够监管却没有监管，这至少是政府不作为。 其次，即使没有上述风险或者上述风险得到解决，与西方转基因研究相比，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如果西方的转基因研究先进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但西方的转基因应用却落后于中国，那么，西方限制应用转基因研究的成果，中国一些人为什么这么大胆，一意孤行地主张大规模地应用转基因呢?而且，如果西方的转基因研究领先于中国，中国一旦支持转基因产品大量应用，在当今开放条件下，就会让外国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凭借这一生物技术获得巨大利益，中国为了得到什么东西而将这种利益拱手让人呢?仅从这个经济角度看，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能大面积地推广种植转基因农作物，最好是严格控制。 四、反思一些西方发展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指责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片面强调工业化而牺牲了农业。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比如人力资本理论、市场理论、开放理论，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可是，不难发现，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上述两大挑战，尽管不是受这些西方发展理论支配而产生的，但与它还是有着种种联系。中国实践证明，这些60年代兴起的理论本身强调农业，强调市场，但它们是失败的。 （一）农业国依靠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产生的巨大可避免成本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确实是强调工业化，农业部门成为工业化的支持部门，即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资金、资源和市场，但是，至少如中国这样的国家，这种格局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代价。站在道德的高度指责这种发展战略容易，但用他们所设计、所支持的战略，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只能让经济发展中产生巨大的可避免成本。 首先，在过去30多年中，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是农村大量青年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他们走向城市，在城市部门从事着种种职业，却绝大多数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不仅青年人如此，在经济发展的旗号下，有不少中老年农民不情愿地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也无产阶级化了。这个过程与当年英国圈地运动时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它也是一种圈地运动，尽管不是为了养羊。值得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实行经济自由化，个体的经济理性就会起作用，就会有人做起私人老板，有人成为雇佣工人。沦为无产阶级的人放弃了本来可以在农村发展中得到的机会，还不得不承受背井离乡本身的巨大经济和心理成本。而中国建国后30年的发展表明，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发展可以避免的一种巨大成本。这种成本是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命运被改变了。 其次，在允许发展私有制的条件下，大多数人的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必然带来少数人的发财致富。不要说通过廉价地获得几亿人、几代人高积累、高建设、低收入、低消费地建立起来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不要说通过股票市场的巧取豪夺，就是在纯粹的实体经济部门，一些人借助私人企业这个工具榨取他人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也是空前巨大的。在他们所得到的剩余价值中，不仅包含所雇农民工做出的直接劳动贡献，而且包括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在农民工离乡之后承担他们本来可以承担的劳动所做出的间接贡献。老实说，英国圈地运动后，由于农民已经成为完全的无产阶级，资本家还不得不承担他们全家的支出。而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打工收入不用提供全家的生活支出，打工者的工资就被压低到支撑全家在城市生存的工资以下的水平。这样一来，雇佣者的利润率相对当年英国雇佣者的利润率就高了。在中国，今天远超英国当年的人口，为任何一个有经营头脑的私人老板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今天远超英国当年的技术和资本水平也为任何一个有经营头脑的私人老板提供了远为广阔的获利空间。中国在短短的30年的时间里，就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收入极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种经济发展过程的巨大可避免成本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还是5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都没有考虑的。 （二）农业领域对外国资本、外国产品过度开放加剧经济不稳定早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半殖民主义时代，外国资本、外国产品的过度进入都是一个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以后，外国资本、外国产品的进入如果不受管制、控制，也必然导致经济不稳定。 首先，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外国资本在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尤其善于逐利。比如，中国的粮食价格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粮食价格相比较高，这就使得中国肉食品价格高于西方同类产品水平(还不考虑质量)，在这种情况下，被外国资本掌控的中国企业是否会利用其在外国市场上的资源向中国出口肉食品而获得巨大盈利呢?答案不言而喻。而且，在外国资本获利的同时，使用本国粮食从事肉食品生产的企业会遭受重大打击。 其次，动态地看，当个别中方企业借助外力获得成功之外，不难引起其它中方企业竞争性地效仿。而在这种效仿之中，中国自身企业的发展就衰落了。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个体经济没有前途。个体制比不上合作制，合作制比不上企业制。如果仅从利润和利润率的角度看，单一中资的企业制可能也比不上合资制。但如果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些领域完全落入西方人手中，这是一种什么格局呢?这是一种他们凭借枪炮也没有得到的格局，这也是一种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格局。而就在无条件的对外开放之中，这种格局竟然就能自发地形成了。难道拥有悠久的历史，最先掌握了水利技术并广泛应用、在农业生产经营上长期居于世界一流地位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就应该是这样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 （三）建议不提用土地流转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当前，有观点认为，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这种观点可能也影响到了中央决策层)。中国现代农业无疑必须甚至早该实现规模化经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里的土地流转也是可以存在、可以探索的。特别是，如果通过流转的办法，把分散到各个农户的土地逐步、稳妥地集中在一个集体组织上，让原来的农户通过这个集体组织获得他们应得的经济保障，就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好的道路了。但是，由于中国私人资本的积累、集聚，如果中央允许土地流转，甚至把它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即使把它与其它多种形式并提，就必然会给私人资本夺取中国农村、农业土地提供合法性支持。资本的逐利本性使资本家如果有20%的利润，就会蠢蠢欲动;有50%的利润，就会冒险;有100%的利润，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有3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如果党和政府允许土地流转，那实际上就是给中国的资本家们降低风险了。这样，也许不要十年，中国农村的土地就会被城市的私人资本瓜分完毕。毕竟，在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在私人资本力量已经足够强大的条件下，有哪些农民积极分子或者政府官员会去推动中国农村、农业土地流转到集体手中呢? 在今天的中国，推行土地的集体化已经不会出现类似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末期集体化和公社化所出现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土地对于农民的经济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中国农民已经在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中看到了另一个前途，即成为工人阶级。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末期中国农村的农民在生活上严重依赖于土地、对土地因而有着强烈的感情的状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差别了。因此，即使中国今天由政府来强推集体化甚至公社化，都不会出现20世纪50年代末期曾经有过的混乱了。即使有些混乱，相比中国农业已有的混乱也是小事。况且，西门豹曾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如果抱着这样的信念来推动中国农业的集体化进程，即使在其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终究会得到老百姓和有识之士的衷心拥护。况且，中国今天的舆论工具和理论工具都很强大，可以更好更快地让人民认识到这种必然性、合理性，与他们的利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最为科学的农业土地政策改革思路。如果这种分析不错，那么，中国就不用提“土地流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这种说法，而应该提“尽一切努力，扎实稳妥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在实践效果上，这两大提法有天壤之别。 五、结语以上并不是中国农业所涉及的全部重要问题。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来自权威人士的数据说，中国土地化肥的使用量是世界平均使用量的4倍，每年使用农药大概180 万吨，70%在喷洒过程中喷到地上或者飞到空中带来严重污染，每年有100万吨以上的塑料薄膜残片遗留在土地里，另外，还有整个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的短缺等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很急迫。但是，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与本文前面所谈到的一些问题交叉在一起，甚至是在那些问题产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政策思路是，只有在解决那些问题的过程中，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参考： 1.《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表A30。 3.关于中央对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做的政策反应，参见辛逸：《“农业六十条”的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