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所有经济部门，农业部门特殊性最大。其它部门发展受挫，不过是经济损失，无伤根基，农业部门发展受挫，就可能国本动摇。不仅封建社会如此，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农业状况牵动着亿万人之心，对世界影响举足轻重。也因此，关于中国农业的许多重大方向性问题众说纷纭。本文选择我们所认为的关键问题加以阐述，对已有的理论或作深化分析，或阐述反其道而行之的道理。
一、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成就
这个话题与中国到底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有关。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一些外国人打着美国“一流”大学、机构的旗帜，对中国农业生产能力指手画脚，甚至煽动恐慌。比如，美国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既然这些人是美国“一流”大学或机构学者，那一定是科学的代表、真理的化身。其实不然。即使学术没有国界，真正的学者以学术为唯一的圭皋，也不妨假道学的学者打着学者的旗号兜售别有用心的伎俩。中国传统故事中，一个小孩在狼没有来时却喊狼来了，戏弄别人，狼真来时，没人救他了。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也国破家亡了。其实，如果熟悉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非常好地解决了自己的农业发展问题，就不会相信这种“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异见邪说了。
中国农业发展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就有“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五谷的记载，而《孟子滕文公》则有“稻、黍、稷、麦、菽”五谷的记载。五谷词义的不同表明，中国古代农业就已经有了重大发展。这与现代一些西方人所说的产品创新是相似的。不过，与我们对现代一些西方创新者的耳熟能详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的许多创新者都不知其名了。
中国古代人不仅在农业生产上做出了静态的取舍，而且做出了动态的发展。中国先人不满足于水产渔捕之利，而是要争取更大的利益。《史记•八书第七 河渠》记载：
“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大禹)“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这说的是，中国古代人密集地居住在黄河流域，他们为了过上好生活而决定治水。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做那样的工程，必须借助地形之利，抓住关键环节，才能取得成功。大禹首先认识到了黄河发源地的海拔很高，特别是到了大邳这个地方，如果黄河直接东流，因为落差很大，在降水丰沛的年份里，下游河道就会被冲垮，造成灾害，因此，大禹就把黄河流向改为向北，而且把黄河分为两个河道，进一步减轻河水对河道的压力，而在大陆这个地方，又分为九个河流，来承接黄河流水，最后归于渤海。
大禹上述的治水策略不仅取得了“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的功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外部性，诱导出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等领域的治水工程：
“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在楚，
“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通江淮之间”，
在吴：
“则通渠三江、五湖。於齐，则通菑济之间”，
在蜀，
“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在秦，韩国间谍郑国
“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由以上可见，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就已经非常高超，而且已经把“水利”技术扩散到四面八方了。
中国古人不仅兴修水利，而且知道节水。比如，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水稻，但中国古代北方在山陂陵阪地区主要种的不是需要很多水的稻麦，而是黍稷等旱地作物。这种取舍也是中国人民早期节约耕作成本的一种证明。
可以想见，既然中国古代人在农业种子、农业基础设施上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不管今天中国农业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只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只要继承大禹、李冰、郑国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忘我精神，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劳外国人置喙。
二、新中国前30年农业发展成就空前
上述中国农业进步主要是从改善生产条件入手。当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收了地主土地，又实施了合作化和公社化，则主要从改善生产关系入手。如何衡量这些举措呢?是否因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就表明中国的这种农业发展战略是失败的呢?不是的。是否解决温饱并不是衡量新中国前30年农业发展战略的科学指标。
首先，新中国前30年没收地主土地、合作化、公社化的农业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成功依赖于发动农民，而在这个发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人民结成了深厚的鱼水情，难道革命成功之后，就要背叛农民阶级，再让农民遭受地主剥削和压迫吗?地主一旦得到合法性承认，会轻易让中国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去到城市里去做工吗?而且，工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深深领教过了。如果采用家庭农场，中国农村就会出现一个农业资产阶级，可以依靠这个资产阶级在城市实现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业化吗?对此，毛泽东很清楚，他在1953年说：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其次，合作化、集体化、公社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既定目标需要粮食等农产品物资。比如，一五计划要求1957年我国粮、棉产量比1952年分别增加30%和34%。 从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看，也从西方学院派的投入产出理论看，这将是中国一五计划期间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基石。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完成这两个增产并不容易。对此，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一文中做过理论的阐述。他说：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合作化、公社化为工业发展不仅提供粮食和原料，而且提供了市场。重工业的拖拉机生产、其它农业机器生产、化学肥料生产、农用煤油和电力生产等等，只能在农业发展中找到市场。而中国如果是小农经济，农村就无力购买大型机械，就需要发展大型的营销网络来销售化肥、煤油、种子，而这就要发展庞大的服务部门。在公社化后，大型机械、种子、化肥、农药都可以直接销售给公社和大队，而无需销售给个人。可以说，合作化、公社化的方法让中国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节约了那种分散的市场经济下的交易成本。
中国农业的这种规模经营方法究竟怎样还可以从与替代性解决方案的比较加以衡量。当时，世界有两种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方法：美国家庭农场和苏联集体农庄。美国家庭农场不用说了，不可能采用。为什么中国没有采用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呢?
首先，地大物博、人口稀少是苏联实行集体农庄的一个基础条件。相比苏联，中国土地少得多，人口多得多。其次，俄国政权主要通过城市革命成功获得，布尔什维克与农村各阶级之间缺少长期联系和因此而形成的阶级友谊。中国则不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富农中农都结成了统一战线，这使得中国的地主、富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当了解。尽可能地让中国地主、富农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减少抵抗，甚至把抵抗转化成一种合作，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所规定的一个既定战略!中国在革命过程中急于求成造成巨大损失的殷鉴不远。第三，俄国革命成功后即面临内战和外国武装入侵，而此时农村富农、地主以拒绝与城市交换粮食相威胁，苏联面对国内战乱、外国干涉甚至入侵，没有时间、资源去和平地让农村富农地主与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通力合作。新中国建国后没有内战，这就有条件采取相对温和的办法。
合作化和公社化到底有没有让中国农业发展取得成效呢?在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11318万吨基础上，1952年上升为16392万吨、1957年为19505万吨，1949-1957年这种年均增产7.0%、1952-1957年年均增产3.5%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了。1976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8631万吨，1952-1976年年均增产为2.35%的数字尽管看起来并不好看，但中国1978年粮食产量为30477万吨，1999年为50839万吨，1978-1999年粮食增长率也只有2.46%。 这就表明，新中国前30年的农业发展成就不能否定。更不能因为公社化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否定了。 如果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产生了堪比公社解散后的粮食产量增长，却又保证了人民生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资源和市场，那不反过来说明公社化是一个好政策吗?
新中国即将庆祝66华诞。在她66年的生命中，人口增长了9亿，相当于新产生了三个美国。没有农业的成功，不可能养活世界上这个最大规模的人口。美国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却只供养了3.15亿人口反而表明，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没有用于提供人民的基本保障。
三、中国今天农业发展的两大挑战
虽然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但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挑战。特别是，在经济思维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制定农业政策需要注意如下两个重大问题。中国农业政策制定部门和更高级的部门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关注。本书把它们提出来，希望引起更多关注。
（一）防止出现粮食大幅减产、减收
中国农业早已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个阶段。造成中国局部出现饥荒的那种经济形势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依然不能对农业减产、减收掉以轻心：
第一，市场化作用下人口流动的威胁。经过37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曾经是稳定、改善中国农业的一种力量，但它的这种作用是否依然存在是值得思考的。在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一些农村，在80年代初分地时，平均每个人分得的土地是一亩左右。这种格局就大致沿续到了今天了。今天，中国一亩粮食大概只有不到2000元的年净收益(总收益减去种子、化肥、浇地、农药等费用)。如果把这看作是一个农民的工资，假设农民在土地上每年的工作时间是2个月，这就相当于农民的月工资只有1000元。这与他在城市打工所得到的工资相比是很低的。更重要的是，在城市里，他还可以在其它的10个月里都有工作、有收入。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下，农民从个人理性的角度，自然是要外出打工而不是留在家里了。然而，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持续30年后，让留在农村的老人、儿童和妇女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同时也就让中国的粮食供给更多地落在老年人身上。再过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老年人活在世上的越来越少，还有多少能从事农业生产呢?中国的粮食供给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威胁。
第二，私有化的危险。中国合作化、公有化过程中曾出现较严重问题，今天，中国农业的私有化也可能产生严重问题。在当前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农村劳动力缺乏而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由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契机。中国农村已经不乏一个企业承包、租赁几千亩土地的案例。可以想象，这些私有经济成分普遍以利润为导向，在低廉的粮食价格的作用下，它们很有可能退出粮食生产，转而通过建厂房、工业园来牟利，从而导致中国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这是危险之一。危险之二是，即使这些私有经济成分依然经营农业生产，但由于规模化后大量使用机器，减少人力投入，很有可能出现广种薄收的生产模式，这就会根本改变目前中国这种小农经营的相对精细化经营的格局，从而使亩产量下降。除此之外，还可能会有大量的收获过程中的浪费。
第三，农业经营多元化的危险。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的食品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表1表明，中国人均粮食、蔬菜和食用菌的消费总量和比重大大下降，肉禽、水产、蛋、奶、食糖的消费总量和比重大大上升。从这些食品的供应看，多元化经营会导致粮食耕地面积的绝对下降。事实也确实如此。参见表2。中国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平均每人对粮食的直接需求会更少一些，但由于肉禽、水产品、蛋类、奶类的供应都需要消耗粮食，今天中国对粮食的总需求实际上更大。这样看来，农业经营的多元化对于粮食供给的威胁在于，它让粮食产量和直接供应餐桌的粮食数量产生了重要变数。
表1：全国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消费量单位：千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表6-2、6-15、《中国统计年鉴•1979•人民生活•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食品消费量》。其中，1978年为油料产量(而不是食用油)。
数据说明：酒、糖、奶数据未在总消费量中加以计算。这两年的统计年鉴在统计口径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对于本文的目的，这种统计口径上的差别似乎并不重要。*表示没有数据。
第四，错误观点的影响。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划定18亿亩耕地作为红线。然而，中国不乏批评这条红线的声音。从看出，中国只是在1978年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了18亿亩。在随后的30多年中，所有年份的粮食播种面积都低于18亿亩。但播种面积的这种下降是值得警惕的。特别是，稻谷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是玉米播种面积从1978-2013年高达80%的上升才没有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更多下降。油料、蔬菜、果园播种面积的增加才是中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想象，如果18亿亩红线守不住，17亿、16亿、15亿亩红线也可能守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