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的突破——有感于90后独立意识的呐喊

认识论的突破——有感于90后独立意识的呐喊

什么是独立意识，让我们听听90后发出的声音，

卓丝娜：“摆脱难以摆脱的东西，这种裹挟太多了，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影响我们的那些事情。怎么才能减少他们的影响，不管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我不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收任何东西。感觉可能因为我地盘意识太强，这是我的家，你们不要随意来来去去的。”

卓丝娜说得真好：“我不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收任何东西。”

想想前三十年，再想想后三十年，我们是否在无条件的接收着截然相反的主流意识？我们真的独立了吗？

80年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从那时起，我常去新华书店和各种地摊儿找书看。其中有因业务需要买的《系统科学》，定价3.40元，共466页；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AO`S CHINA AND AFTER）上下册;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介绍斯密斯微观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和介绍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美国人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德国人托尔斯腾.克尔纳的《纳粹德国的兴亡》…….。德国人格尔哈德.帕普克介绍哈耶克的《知识.自由与秩序》。我在文革中遭遇过痛失亲人的磨难，但我对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没有一点兴趣，因为文革的经历让我感觉到个人之渺小不过是大浪中的沙粒而不论你是精英还是平民。精英受了委屈，可以著撰“文学”。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即使家徒四壁又有谁会关注他们的伤痕？相较于近代史中历次大规模的“血”浪，文革那点精英的“伤痕“又算得了什么。当时我就想知道，那堆起千堆“血”的背后，到底是一只怎样的手？

我在大学学的是电子学。环境、整体、单元、信息流、反馈、锁频、温控、相控、黑箱这些与系统学相关的概念是电子运用的基本手段，但是我们的教育却避开认识论与方法论，绝口不提系统科学、系统工程，不提信息论、控制论。去年初我问一位在国内读管理学本科的在澳硕士留学生：国内的基础课里有没有系统论。他说：“没有”。我问他知不知道系统论，他说好像听说是钱学森发明的。于是我告诉他钱学森搞的是《工程控制论》，是经典控制论的基础。还不是现代控制论。系统论是外国人搞的。他说：“哦，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系统学在中国当今最活跃的那帮精英里面影响甚微。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崇尚西方的精英们却不愿下功夫去掌握由西方兴起的认识论，只捡了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而对于国内教育界精英，是不是应该再给他们留点“伤痕”？

在我国经历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间，世界学术界发表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三篇论文,它们分别是： 1945 奥地利 贝塔郎菲《关于一般系统论》；1948 美国 申农 《通讯的数学理论》（信息论基础）；1948 美国 维纳 《控制论》。这三篇论文标志着现代系统学的到来。1954年 钱学森在被迫滞留美国期间研究并发表了《工程控制论》，该论文被视为“经典控制论”。六十年代初，美国 卡尔曼的《控制系统的一般理论》和《线性估计和辨识问题的新结果》形成了“现代控制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系统工程学向着超大系统的最优控制与管理的方向快速发展。

世间万象随时间千变万化，风云诡谲。社会形态有进有退，有昌盛有崩溃。社会组织之间剪不断理还乱。在政、经、文诸多突发事件偶然的背后是各种博弈的能量促成的必然。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也借助于对自然现象研究的成果而一步步前行。

起源于生物工程研究的系统学的兴起是对以实体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物理学的突破，同样也是对传统哲学的突破，是一次认识论的革命，它完善了对有机体组织的解构并提供了建立复杂人工系统的手段。

系统学与马克思主义不同，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中性学科。他的属性更偏向于“工具”。运用它，我们知道了没有能够独立存在的意识形态公理（诸如普世价值之类的东西），它的背后一定有经济利益的操控。因为系统要素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结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更生动、更鲜活的，涵盖时间更长远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从群居动物起就开始的精英与大众的共生与冲突；可以还看到因争夺生存资源而掀起的滔天“血”浪，及资本的利润极大化推动社会肌体走上正反馈的不归路；同样也可以看到革命者继承的旧遗产怎样一步步把他们拖进泥潭。

社会本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组织，是一个符合佛学“成、住、坏、空”理念的生命体。而基于实体的认识方式只能让我们看到事物的表象，从而无法抗拒各种裹挟，也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

要想摆脱“批判的批判”的循环，那就把我们的社会观察放到生命体的祭坛上，用“活”的认识论的手术刀去解构它。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