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生产过剩”还是“购买力枯竭”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任何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物质都可能成为商品，更不用说“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了。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3)并引用英国工运领袖托•约•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对资本追逐利润的论述作为这句话的注脚，“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24)由此可见，资本家生产任何商品都是以利润为前提。如果没有利润或利润微薄，即使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商品，资本家也不屑一顾。那个行业或哪种商品利润丰厚，资本家便像苍蝇逐臭那样蜂拥而至，涌进这个行业或争先恐后地生产这种商品。即使这种买卖将使末日降临，他们也再所不惜。资本家决不会听信悲天悯人的资产阶级文痞虚伪的道德说教，正如李嘉诚所言，“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不管是地产、金融还是教育、科技等等，“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25)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直到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引发以生产过剩为直接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例如《长江商报》记者刘迅和实习生黄嘉佳于2015年8月24日披露说，“一种便宜的救命药”“‘放线菌素D’断货，令不少肿瘤患者陷入困境”，而“国外替代药一支近6000元。”(26)新华网记者韦慧于2015年9月14 日在也报导说，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特效药品“ACTH”每盒售价只有7.8元，利润2%，因此很多制药厂拒绝生产，黑市上每盒则卖到4000元甚至有的地方高达8000元。而利润丰厚的所谓“一般”药品每个厂家或分销商“都有几万箱甚至几十万箱的储备。”(27) 英国资产阶级曾为谋取毛纺织业暴利掀起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与中国资产阶级为谋取房地产暴利而发起的“房吃人”圈地运动比起来，英国资产阶级掀起的“羊吃人”圈地运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罢了。资产阶级官僚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或经济手段支持、鼓励甚至纵容房地产商霸占城郊农民的土地，强拆城镇居民的住房，而且还派出干部和警察帮助他们抢劫和掠夺地产资源。我们无法统计“房吃人”圈地运动到底引发多少群体事件，也无法查到多少人因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被残暴的房地产商吃掉，但是“房奴”这一概念则从另一个侧面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房吃人”运动中无可奈何地接受资产阶级压迫和掠夺的心态。住房商品化改革使各路资本云集于房地产开发行业，甚至某些工业企业宁肯削减原来的生产计划或者干脆停止技术改造也要把大部分资本投进房地产业，这当然是房地产业暴利导致的必然结果。自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的几十年里，虽然全国大中小城市甚至西部边远地区的西宁、兰州等地新建商品房鳞次栉比，依然没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一路飚升几乎到了疯狂程度的房价导致商品房生产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尽管特色政府曾试图控制商品房价格暴涨，但是屡试屡败，以至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鬼城”，例如鄂尔多斯、丰都、钦州、拉萨、嘉峪关、井冈山、威海、锡林浩特以及嘉兴、石嘴山和三亚等等。尽管资产阶级媒体记者不断报导各地房价趋缓甚至很多地方开始下跌，但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依然在“高歌猛进”。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家电、水果、蔬菜等等也经常出现滞销，甚至最近两年河北和山东等地奶农把刚刚生产的鲜牛奶倒进地沟里。不管资产阶级媒体记者在报导中为生产过剩寻找出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消息闭塞、体制僵化、竞争意识淡薄、服务观念落后等等，依然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事实。早在2012年8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就以《中国产品滞销现象日益严重》为标题报导了中国大陆“从钢铁和家用电器到汽车和商品房，所有东西都供过于求”，“商品的积压也拉开了一系列价格战的序幕，制造商使出浑身解数，力争把国内卖不掉的商品出口。”另据可靠消息，全国知名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正在把原来三班轮换生产的作息制度改为两班转换制，企图以此淘汰或裁减“不符合”生产要求的过剩余人员，以此维护肉类食品加工生产的霸主地位。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服装、电子、机械加工等企业的老板跑路更不是空穴来风。来自特色政府税务部门的年报称，自2014年以来，制造业税收比以前年度降低10%－20%还多。事实充分说明：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经济危机不仅使大量的资本凝固或沉淀在某种商品中，破坏资本的正常周转，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与生产过剩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量裁员和大批工人失业。大量事实迫使特色政府不得不半遮半掩地承认“产能过剩”，这不过是生产过剩的替代语罢了。他们正试图通过调节产业政策、给予资本家税收优惠或者直接对商品销售采取财政补贴之类的办法推进“供给侧改革”，解决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带来的经济危机。但是不管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行政或经济手段，都无法阻止经济危机全面暴发，即使继续扩大和引导资本家们开路马力进行“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的生产，转移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从而加速资本周转，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都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以生产过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产品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引发的，是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硬说“社会购买力枯竭”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希望通过扩大就业面积，提高社会购买力化解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遗憾的是，这不过是重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杜林先生“人民消费落后……人为地造成的消费水平低”的陈词滥调罢了，丝毫没有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中标榜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能力！因为“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就是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十五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低的。他们远没有拿过自己的全部产品来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变得明显，那未只有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不用新的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旧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水平低的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可变这一事实，而从常数始终不变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28)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管是杜林先生的“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抑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社会购买办枯竭”，自阶级产生以来都是如此，远远不能确切、完整地表达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发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的化解和消除经济危机的建议，就成为隔靴搔痒的把戏，是对广大劳动者的无耻欺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百年前就已经给出了答案，要彻底消灭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拉历史的倒车，使人类社会退回到封建自然经济时代；这条路杜林先生走不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走不通，资产阶级根本不愿意走；因为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肩并肩地摧毁了封建自然经济。要么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七、结束语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给资本家生产财富，则给自己生产贫困。工人阶级不仅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着压迫、剥削自己的大小资本家、政府官僚和镇压工人阶级反抗的军队、警察和特务，也供养着大量从精神上摧残和奴役自己的所谓思想家、艺术家、宗教领袖以及大大小小的走狗和文痞们。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一方面用工人创造的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用科学技术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用分工奴役工人的劳动，用工人生产的武器镇压工人的反抗，然后雇佣各种反动文人生产出一堆堆思想文化垃圾麻醉工人的精神和意志——企图使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成为永久贫困。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更不靠神仙皇帝。工人阶级要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社会地位中彻底解放出来，铲除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必须团结起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分工赖以奴役人的雇佣劳动制度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自己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日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4卷第61页。 ③《左传•襄公九年》。 ④《孟子•滕文公（上）》。 ⑤《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一卷第52页。 ⑥公务员：4000万人，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09月26日发表了《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该书在谈到少数民族事务时如是说，“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根据这一数据，那么全国各级干部总人数＝290万÷7.4%＝3918万人。干部的范围比较广泛，但不包括编制内的工人、打字员和司机等等；公务员的范围虽然比较狭窄，但是只要编制内，即使工人、司机或打字员都属于公务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看作两个大致重合的集合。根据目前情况，2014年公务员至少在4000万人以上。 ⑦没有确凿的统计数据，根据目前情况大致预测，军队、武装警察以及协警等等不下500万人，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保安、门卫等可能也在300万人左右。警察和国安、国保等特务属于公务员之列。 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14年在全国10617154个正式注册的大小企业中，仅私人控股公司就有9027688个，如果每个注册企业中平均按一个资本家和5个高层部门经理人员计算的话，全国至少也有54166128个资本家和部门经理，其中还不包括国家控股、港奥台及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工商企业。如果按每个工商企业10个中高级管理人员，那么全国至少在9027.688万人，甚至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比这个数据大得多。各类工商企业物质采购、产品销售以及大中小商场中的营业员没有10000万人恐怕也得有8000万人，仅全国各地的电信业从业人员恐怕就不下300万人。因此根据文化企业从业人员等情况来看，上述数据只会比我们预测的更多而不会小于这些数据。 ⑨金融保险：762.7万人。金融保险业，包括各类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银监会、证监会、交易所、期货公司等等。数据来源：经管之家论坛•原“人大经济论坛”•《中国金融圈到底有多大？》 ⑩本数据及所有未注明出处的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⑪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 ⑫《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3卷第58页。 ⑬《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一卷第37页。 ⑭同上第38页。 ⑮《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一卷第37页。 ⑯⑰来自在线阅读，易中天《中华史•国家》第一章“国家与人”。 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四卷第211页。 ⑲同上。 ⑳来源于网络“于丹论语心得”。 (21)（“观察者”网“财经”栏目，《双鸭山通报龙煤拖欠工资职工上访事件：责令筹资发薪，若堵铁路将打击》） (22)《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1960年第二卷第638页。 (23)《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二卷第265页。 (24)同上。 (25)来源于网络，李嘉诚的辩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 (26)来源于网络，《长江商报》记者刘迅和实习生黄嘉佳：《廉价抗癌“救命药”全国断供调查…… (27)来源于网络，新华网记者韦慧：《廉价救命药无人生产家属找药无望黑市疯狂》。 (2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二版第三卷第324－3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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