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工 历史唯物主义还告诉我们，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引起了分工，而分工又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原始土地公有制中期，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生存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质料与人口不断增多，社会交往活动也日益频繁，丈夫的权力和地位在家庭中不断得到加强，母权制逐步被废除，妻子的地位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和单纯生育孩子的工具。从此，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过度到父系氏族社会，婚姻关系也逐步由蒙昧时代的群婚制过度到专偶制。这不仅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②也就是说，阶级和阶级对抗不仅是伴随着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而产生的，同时也是由分工引起的。换句话说，分工一开始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认知能力）、需要和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的。 分工不仅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是农业和畜牧业、农业和商业、农业和工业分离的社会根源，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子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就是这种原始的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也就是说，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生产中的应用等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真正的分工。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和道德等等。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和道德等等与现存的社会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由此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是阶级对立的必然产物。 三、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 由分工产生的阶级对立必然引起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例如奴隶逃亡、殆工、奴隶和农民起义等等。因此，人类社会自阶级产生以来，出于维护阶级利益的需要，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分离出来并统治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本身的阶级又重新进行了分工，这种分工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专门负责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财富，然后从这些财富中拿出极少一部分豢养家丁和打手，建立军队、警察和法庭等国家机器，保护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另一部分人则专门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作为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他们一方面生产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等精神产品向统治阶级微言大义，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戏剧、音乐、绘画、诗歌、散文、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等等，编造谎言、幻想，欺骗和奴役广大劳动者，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服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奴役。生产于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历史著作《左传》就记载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形式：“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③辑录孟轲言行的《孟子》也阐述过这种分工形式：“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④很明显，所谓“劳心”和“劳力”就是指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君子”、“大人”指的都是统治阶级和该阶级中从事精神生活资料生产的人，而“小人”则是指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奴隶、农夫或庶民。孟轲根据这种分工形式论证奴隶主对奴隶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是人类历史上亘古不变的“通义”，目的就是维护日趋瓦解的奴隶主义阶级的利益。 人类历史的发展还反复证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⑤用简洁的话说，掌握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掌握着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具体到中国来说，上古时代是奴隶主阶级掌握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奴隶主阶级就掌握着当时的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例如《尚书》、《舜典》、和《左传》以及介绍“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的《易》、《书》、《诗》、《礼》、《乐》等，都是在奴隶主阶级统治下生产出来的，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的等级制度以及“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就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不过由孔子等人总结概括出来被其门徒收集整理成册才流传至今。中古时代由封建地主阶级掌握着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经过地主阶级的代表董仲舒加工改造后的“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二十四孝、上尊下卑和读书做官以及影响至今的所谓“仁”、“义”、“礼”、“智”、“信”等等，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唐魏征据《荀子•哀公》所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提出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当然也是如此。甚至就连北宋时期范仲淹的“先天下子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满清末期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也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范畴，是对广大劳动者的欺骗和精神奴役。那些稍微反映被压迫阶级愿望和要求的，例如救世主思想、清官思想、侠客思想等等，除了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腐朽的思想文化外就不能留传下来。而真正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思想，例如陈胜、吴广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曹刿提出的“肉食者鄙”，张角等人的“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王小波、李顺和钟相、杨幺等人的“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粮”，洪秀全、洪仁玕和冯云山等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甚至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思想等等，不仅经常遭到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走狗们的诬蔑和诅咒，而且拥有这些思想的农民领袖和资产阶级革命家总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豢养的走狗与文痞们冠之以谋反、叛乱、忤逆或异端等罪名肆意镇压和屠戮。 在统治阶级内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例如，中古时代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明朝晚期李贽的“存天理，倡人欲”思想，都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儒道佛墨思想的对立和敌视，因此王安石被罢官，李贽也被封建地主阶级诬蔑为“异端”而投入监狱。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之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薄熙来企图用“共同富裕”——这不过是农民在小生产方式下产生的幻想，既“均贫富”之类的翻版——缓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却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资本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资源就是财富的代名词，谁拥有了矿山、森林、石油等资源的开采权，就等于直接占有了财富）——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因此他被自己的阶级投入监狱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当统治阶级本身受到威胁时，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例如，奴隶制逐步崩溃瓦解，封建生产关系逐步确立的战国时期，李悝、商鞅、吴起等人的变法思想逐步取代当时各诸侯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孟轲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思想即将崩溃瓦解时的哀叹，也是企图与新兴地主阶级妥协的表现！尤其是当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引发大规模人民起义和人民革命，剥削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时，统治阶级内部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以便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例如满清末期，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变法六君子被屠杀，当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准备推翻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时，当年因为主张变法被满清贵族残酷迫害而出逃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与迫害自己的满清贵族在国体和政体上的思想对立就消失了，一致的意见就是镇压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只是在镇压的方法和手段上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出兵围剿和屠杀是镇压，收卖安抚、分化瓦解和招安同样是镇压。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不管任何一个时代，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始终是围绕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进行的，各个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会对该阶段的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思想或看法，并以此形成指导生产的理论为该时代的生产方式服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时代革命思想的存在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没有革命阶级，就不可能有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现代无产阶级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革命思想就有了现实的阶级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仅没有停止，而且生产能力也比一百多年前强大不知多少倍。如果“工人阶级不见了”，这岂不等于说资产阶级香车宝马、奢侈淫靡的天堂生活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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