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

                                                                         三

        如果说，“谈话”是编造的，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其中所表述的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是不是主席的思想？如果是，那又怎么能说“谈话”是编造的呢？

        事情的复杂和奥秘也许就在这里。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没有1976年的这个谈话，不等于简单否定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从正面说就是，主席是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但是，没有现在流传的1976年的这个“谈话”。这是可以讲得通的。

        人们会问，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并没有公布，一份造假的“谈话”，何以能准确地造出主席真有的“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呢？而且，其说法，和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竟然不约而同。

        只有一个可能，编造“谈话”的人，曾经听到过这个说法，而且，在高层纪律严格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能是听毛主席本人说过，而不是听的传播。这就是说，编造者是接触过毛主席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接触，是能够和主席谈上话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是屈指可数的。

        是谁？我们暂且不表。我们先看看主席是在什么时间最有可能说过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

        根据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是在会见尼克松后的那段时间，也就是1972、1973年左右。前面说了，这个时间的内外政治背景有可能促成毛主席对自己一生所作的事情有所评价。仅只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建交，美国人也好，其它外国人也好，都在评论毛主席，毛主席自己能没有想法、说法吗？更况林彪事件后，国内高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右倾向再度抬头，斗争异常尖锐而复杂，毛主席能不有所考虑、有个说法吗？

        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否定、批评了周总理等人关于批判林彪要批判极左的意见。书中写道：“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指王若水的信），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传（1949—1976》》对此评论说：“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证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是的。主席是不同意否定文革的。也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1973年）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参见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纪录，1973年5月26日）有纪录档案为证，这是真正的这一时期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和最后的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捍卫文化大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编造的“谈话”恰恰歪曲了这一点。

    《毛泽东传（1949—1976）》还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主席此时还搞了八大司令对调，并且在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四十三（一说46人）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强调部队的同志要学文，讲了“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历史典故，要许世友学周勃；讲了“《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讲了“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也是在此时的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了周总理等人在对美外交上的错误，并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总理。事后，主席对总理说，“现在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参见《毛泽东传》1663页）

    研究1973年左右的复杂政治背景，研究毛主席此时的战略思想，是理解“两件事”想法、讲法的一把锁钥。这也可以从此时毛主席的讲话中，找到那个所谓的1976年的“谈话”的造假的材料来源。

    例如，和“谈话”同时流传的还有“高祖将崩，吕后问政”那段话。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显然，这些都是以此时毛主席的谈话为基础而搞出来的。

    总之，编造的1976年的两件事的“谈话”，包涵了毛主席是有的“两件事”的想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只能证明，编造“谈话”的人是知道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说过这样的话，也大体知道这一时期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一些讲话，而时间正是1972年、特别是1973年。

        那么，编造者可能是谁呢？我们没有第一手资料，只能作些推测。

        一个是“谈话”给出了王海容这个人。此人当时是经常出入在主席身边的，有可能听到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说法。例如，前面所讲的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对军委同志作重要讲话时，据参加会见的同志回忆，她就站在主席左面，充当把主席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的“翻译”。正是在这个会议上谈到“安刘氏者必勃也”那些话。（参见李林、毅军《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位小姐，曾对周总理大不恭敬、肆无忌惮地大批周总理，毛主席说她“不好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后来说她是“跳船的小耗子”，那是指其见风使舵，也不会冤枉她，可见其人品和立场。到了不得意的1976年，会做什么，可想而知。       

        再一个，则是另一位小姐唐闻生。近日，我在网上看到出现于2012年的《唐闻生录下了毛泽东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的某些讲话》一文（是不是有更早得版本，我不清楚），不能不使我有点联想，是不是这位“小耗子”，也有作假的可能呢？

        那时，两位小姐是经常接触毛主席的。《毛泽东传》中有纪录：“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参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其实，何止外事，连前述军委的会都能参加，又担当那样重要的角色，经常会听到毛主席的谈话，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我不敢冤枉这两位闻名一时的小姐，但是，希望她们自己出来说话。金冲及老师告诉我，王海容对找他调查的同志是拒绝回答问题的。我也曾试图通过国务院的同志向她询问有没有“两件事的谈话”，只回答“有还是没有”即可，但是，至今也没有回音。为什么？只有她自己明白。

        现在看来，《毛泽东文稿》把此二人揭发江青同志时，提供的所谓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正式列为毛主席的文稿，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违背了此书自己所立的编辑条例，而且，没有考虑到这两个人当年的不光彩的特殊政治表现。

        最后，我要说，可以肯定，1976年流传的所谓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是伪造的。即使不是伪造的，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正式纪录作依据的情况下，也不应该算做毛主席的著作、文稿。《毛泽东文稿》应该严守编辑条例，把这个“谈话”删除。同样，那些不伦不类的“揭发”，更应在删除之列，不要因此歪曲、丑化了毛主席。

        2016年3月23日  于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