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

                                                                         二

        既然毛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那么，叶剑英公布的那个“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是不是就是真的呢？

        不。不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如果研究不够，人们很容易被误导，误以为是真的。我就曾陷在这种局限之中。

        现在看来，这份所谓的“谈话”是假的，是蓄意编造的。

        最有力的证据是毛远新同志2015年9月15日在电话中给我所做的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2015年9月12日，我将我1976年6、7月份得到、然后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这份所谓的“谈话”的影印件，在上海转交给了远新同志。并附上一份短信。

        “远新同志：你好！这是我在1976年抄在笔记本上的材料。这个谈话，有没有，有争论。我最近电话询问逄先知同志，他说汪东兴说有。而华对另外一个人（记不起名子）说没有。就是这位同志写文章质疑此谈话。我问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他和逄是毛泽东传记主编），金老师说，这个想法肯定有，因为毛传里面引了张玉凤和吴旭君同志的回忆，而且是金老师亲自在不同的时间分别采访的。这个谈话是叶剑英首先在中央会议上正式讲的。一般如他说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我想，这段时间，你在主席身旁。你应该知道有没有。方便的话，请核对一下。这毕竟是大事。祝你们中秋快乐。一定保重。健康。观奇2015。9。12上海。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接见。三十九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和希望。观奇又及。”

        我所附“谈话”稿是这样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吴德、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传抄）

        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定论’，我是未盖棺，也快了，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进了北京，总算进了北京城，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疑义的不多，虽有那么几个人在耳边叽叽咕咕，无非是让我早把那个海岛子收回来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都未做定。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远新同志收到后，于2015年9月15日晚打电话给我，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当即做了纪录。

        “毛远新来电纪录

        9月15日晚23点22分，李实同志（远新自称）来电话。

        对我9月信中询问到底有没有所谓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毛遠新同志給予了極為有說服力的可靠的答覆。

        毛远新同志明确地不止一遍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主席这样说过。

        毛远新同志对我信中所附的传抄稿，提出了他的看法。毛远新同志说，主席从来不说“我”做了什么，而是说党做了什么。就毛远新同志听到的，一个是说过，我们党替国民党领导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再一个是说过，我们党领导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远新同志解释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只是民主革命任务中的一个部份。同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从合作化，到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步步做的，从经济领域的改造，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造，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于传抄稿中写的是一月，但是，有华国锋在，这不对，那时，他还没在这个位置上。有王海容在，也不对，因为这时主席已经请他们（和唐闻生）走了，把我叫了来。如果是6月，也不可能，因为这时主席说话已经很不清晰。像这样的谈话，例如“古来稀”等用语，是不可能听清楚的，必须有手写稿。但这不是手写稿。

        因此，毛远新同志最后强调，他没有听主席说过，如果说有，一定要有手稿。不然不能以此为据。

        远新同志多次问我懂了他讲的意思了吗？我表示明白了。谈话至11点48分结束。我立即打下这个谈话。留作档案。2016年9月16日0点30分”

        毛远新同志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证词，也很有说服力。

        为了核实“谈话”，我还寻访过其它一些同志。

        例如：    

        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同志还健在。我于2015年9月，在上海，访问了萧木同志。我询问他当年有没有听王洪文说过这个“谈话”，萧木同志肯定地说，没有听王洪文说过。当然，萧木同志也说，这不能简单等同王洪文没有听过这个“谈话”，因为王洪文并不是每次见到主席后都会把谈话内容告诉他。

        我也曾于2015年9月，在上海，当面问过我的老师朱永嘉同志，是否在当时听说过主席有这个“谈话”。他明确说没有，是后来很晚才听说的。以当时他的重要地位和与北京高层的密切关系，这也可供参考。

        主要根据毛远新同志的说明，结合我们已有的其它资料，我看，关于有没有1976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的问题，有几点是清楚的。

        1、不管是说“谈话”发生在1月或6月，王海容都不可能参加。因为这时，这位已经“跳船的小耗子”已不可能接近主席（2016年2月7日，毛远新在电话中再次强调这一点），这样重要的谈话更不会特意请她参加。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写上王海容参加，是一处造假的硬伤。

        2、说1月13日有华国锋参加，而且排在第一位，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华还没在这个位置上。说6月，毛主席身边的多位同志，如毛远新、张玉凤、逄先知等，都一致说那时主席的身体状况决定了已经没有讲这样一大段话的可能。因此，华国锋对李海文同志针对电视剧引用这个所谓“谈话”特别认真地说，没有听主席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说这样引用“是错的”，华国锋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3、据郭建波《画龙点睛的自我总结：对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考证——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一文，说华国锋和毛远新都曾给中央写过材料，说明没有这个谈话。文章是这样引述的：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写了《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永不变质思想探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这篇文章后来出了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后，看到这本小册子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给李慎明发来这样一个邮件： ‘慎明同志：我拜读了你写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页上讲，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这个材料，我们在统《国史稿》（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笔者注)时也遇到过。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我们最后把这段话删去了。’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邮件后，非常重视，为了落实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相关问题，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说：‘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主席已经失去正常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张玉凤同志根据他 的口型或他用纸笔与人进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经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

        这说明，华国锋和毛远新早就否定了这个“谈话”的存在，并且是有据可查的，现在还可以进一步核实。

        4、如果有这个“谈话”，这是毛主席很重要的意见，形同政治遗嘱。但是，当时既没有传达，更没有公布。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任何文字依据。特别是，以中共中央4号文件名义下发的毛主席这一时期的《重要指示》，并没有包括这个“谈话”。如果真有这样的“谈话”，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很不正常的。这只能证明一个可能，就是不存在这个“谈话”。

        5、最重要的一条自然是毛远新同志对这个“谈话”存在的否定意见。毛远新同志强调，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毛主席有这个谈话。远新同志是从1975年10月开始到主席身边工作的，一直到主席去世。这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谈话，不管是发生在1月，还是6月，毛远新那时正在主席身边，而且担负着重要的传达主席指示的任务，发生这样重要的谈话，毛远新一是不可能不在场，二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毛远新证实在他在主席身边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席没有作这样的谈话。

        有了这些证伪的材料，特别是有了毛远新否定谈话存在的意见，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谈话”是否符合主席这一时期的其它讲话，特别是是否符合1976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揭示这个“谈话”的造假漏洞，正像有的同志已经做过的那样。

        1976年，正是毛主席以无人可比的革命勇气和革命决心，临终前亲自发动和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时期。从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4号文件所公布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所作的“重要指示”看，毛主席对文化大革的看法和所谓的“谈话”中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并没有任何消极的悲观的观点，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观点，并且，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坚持用马列毛主义观点，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观点，坚持“一万年以后也要革命”的“斗争哲学”，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胡乔木、胡绳他们所谓的“失去了信心”和悲观。这些思想观点、思想倾向，和“谈话”在涉及文革评论问题上使用的话语，完全不一样。造假者可以从语言形式上造，但是，限于他们的立场、思路、水平，精神实质是无法造出来的。

        谈到语言形式，顺便说一句，要正确解释主席晚年的精神状态，特别是涉及主席读的那些大字本的古诗词，例如枯树赋等，还是要结合1976年的《重要指示》去解读。虽说主席有“当今惜无孙仲谋”的遗憾，但是与其说主席悲观，不如说主席还是决心要最后一搏。批邓就是最后一搏，就是“三打祝家庄”。这是我的浅见。

        另外，我还想再次提及，这个所谓的“谈话”流传出来的时间也是值得注意的。我是在当时得到了这个传抄稿的，是油印的，我又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我已将笔记本上的抄写稿的照相版发在了网上，《红色中国》网曾经刊登。油印件当时被一位中学生借去，没有归还我。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回忆，我的这个传抄稿大约是在1976年6、7月间得到的（参见我的《〈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这个流传的时间值得注意。这正是“四五事件”后谣言四起的时候，随后，中央也曾下令追查政治谣言。这个背景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炮制“谈话”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动作。“谈话”为什么会有多种版本，也值得研究。记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在1966年8月25日左右传遍全国的，没有不同版本，记得只是多了一个字，就是多了个“第”字，“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其它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没有任何不同。那时，大家把主席的指示看得很神圣，不会抄错。谈话有多种版本，何故？是出自一人之手还是多人之手？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谈话”中使用的一些话语会有所帮助。

        日后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过硬的材料证明这个1976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是假的。但是，仅从我们现在已知的材料看，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下结论了。“谈话”是假的，造假者很可能是为了在歪曲毛主席思想、形象的基础上，为他们要搞“血雨腥风”作舆论准备。这也许正是随后发动政变的那位叶帅从1976年8月15日就热心传播这个“谈话”的原因所在。联系到1935年那份至今依然查不清其存在的 “密电”，以及那位胆大包天、胡作非为的公主，他们会干什么，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