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

               “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

                                                                     项观奇

        到底有没有最早由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正式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用的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不是一件小事。道理再简单不过，这至少一是涉及毛主席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二是由此还涉及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问题，这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有责任，趁现在还具备一定的条件，把这个问题尽快搞清楚。

        本来，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很久以来，这个所谓的“谈话”所涉及的听者都还健在，如果党中央关心此事，派人向他们做一个调查，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但是，中央领导始终没有这样做，特别是那几位懂得应该怎样做的秀才们也没有这样做。这让人不可思议，这至少反映了他们对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思想的态度。

    当年为一个到底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可以列为“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罪行”。现在，涉及这样重要的毛主席的“谈话”，竟然不去落实清楚，留给我们一个不算小的难题，这究竟为什么，值得人们深思。

        我是一直很关心这件事的，一直在为核实有无此谈话作努力。最近，毛远新同志在电话中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我就此事向他所做的咨询，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再次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考证，重新回顾了以往大家对此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终于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简单说就是，毛主席认为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的想法是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给身边的不同同志讲过。但是，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所正式传出、而且在1976年已经流传过的所谓的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那个特定“谈话”是编造的。

        我过去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局限，主要就是没有将这二者区分开来。

                                                                         一

        毛主席有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也是讲得通的，证据也是可靠的。

        最可靠的证据是《毛泽东传（1949—1976）》所引用的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谈话。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他（指毛主席）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

    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到：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访问吴旭君谈话纪录，2002年1月18日。）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

    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的后记所写，《毛泽东传（1949—1976）》的这一部份的主编和通稿人是金冲及教授。金冲及教授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授业老师。毕业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受教于金冲及老师。我为此事，在2013年2月3日，专门咨询过金冲及老师，并立即做了纪录。纪录如下：

        今天给金冲及老师拜年，除向老师问候，谈点家常外，也向老师汇报了最近关于毛主席是否有“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的讨论。我告诉老师，讨论是李海文的文章引起的，也告诉老师，我把我在1976年得到的这个谈话的传抄稿放在了网上，也向老师说明，我这个版本和叶剑英的版本有个别字句的区别。等等。

        老师告我，他和李海文很熟。对于此事，老师的意见，有这样几点；1、老师认为毛主席的这个想法、讲法肯定会有。老师并两次强调这一点。2、老师强调他是亲耳分别听吴旭君、张玉凤讲过毛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的。而且，这两个人是分别听毛主席讲的。只是准确的时间，哪个月，哪一天，记不清楚了。3、老师认为，这两个人是毛主席身边的近人，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有可能对他们讲这样的话，而且可靠。4、老师认为虽说吴、张没有纪录，但是，是可靠的。不能说没有纪录就都是不可靠的。例如，毛主席76年的重要指示，毛远新有纪录；和邓小平接见外宾后的谈话有纪录，这些都是很可靠的。毛主席和身边近人的谈话，自然一般不会纪录，但是，不能说就不可靠。这要具体分析。就这个“两件事”的谈话而言，是可靠的。老师最后再次表示，我一点也不怀疑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我相信是真的。

        项观奇  2013年2月3日13时37分 。  电话后立即整理。

        《毛泽东传（1949—1976）》有关主席晚年这一部分是金冲及老师主编的。“两件事”的说法在这一部分之中。金老师说他丝毫也不怀疑毛主席有“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说法，是认真的、严肃的、有道理的。吴、张二位同志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会随意编造主席的讲话，其回忆完全可信。特别是吴旭君的回忆，有和毛主席的对话，自然也印象深刻，向主席提的问题，更是合情合理，因而更具可信性。

        还有一点，现在看来也很重要，就是谈话的时间。二人不约而同地都回忆在1972年或1973年，而不是1976年，这一点也很重要。联系当时内政外交的诸多政治背景，都涉及对主席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这不能不引发毛主席对自己一生评价的思考，提出“做了两件事”的思想， 是很自然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感而发的。

        主席不止一次对自己的一生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有所评价，对身边的警卫员也说过有写一本自传的愿望，现在对吴、张有“两件事”的说法，亦很自然。

    《毛泽东传（1949—1976）》的另一位主编，也是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同志，也有类似的看法。我曾于2015年5月23日中国时间16点（德国时间10点，夏时制）从德国打电话给逄先知同志询问此事，并立即对电话内容作了纪录。纪录如下：

        “电话中，我向逄先知同志询问关于毛主席是否有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逄先知同志立即回答说，毛主席肯定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说法。他说，我们访问过汪东兴、吴旭君、张玉凤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说听毛主席说过他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话。原话不好回忆，但是这个意思是明确的。”

         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研究员在2013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书中也曾提到：“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不知确否，尚待进一步求证、研究。”

        这些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异口同声都说毛主席有两件事的说法，我想，只能做一种解释，毛主席是有这个想法、说法的，而且是一个成熟的想法、说法。

        考证有没有两件事的想法、说法，还要看这个说法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思想。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对毛泽东主义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我个人认为，这个“两件事”的说法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前一件事，无疑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一件事，无疑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毛主席一生主要就是领导了这两个历史阶段的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说话，从来不讲套话、官话，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但又寓意深刻，高屋见瓴。“两件事”的说法正是这样的话语。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毛主席为什么特别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所做的第二件事呢，毛主席不是在建国后还有许多创造吗？这样说，真的会是毛主席的想法吗？

    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也是这次革命失败40周年的今天，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毛泽东传（1949—1976）》说毛主席“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是的。毛主席自己是在1968年10月说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也是在1968年3月，还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但是，毛主席是不是仅仅从这个中国发生的具体问题的角度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所作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的这一说法还有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涉及毛主席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涉及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具体说就是涉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实际，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有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共产党有可能会变成修正主义党，社会主义有可能会变成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的官僚专制垄断特权资本主义社会。从国际上看，苏东在走资派主导下，已经变修；从国内看，在党内也出现了走资派，也发生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也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无疑，这些，自然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在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此看问题。

        这实际是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是要改造所有制，建立公有制，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有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这一切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当今这个历史时代在全世界范围里必然存在的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不仅是中国的，不仅是苏东的，是全世界的，而且是尖锐的、严峻的。

        这个历史课题需要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毛主席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这从他老人家1965年前后对党内领导人、兄弟党领导人反复谈论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亲自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也是想通过“这次认真的演习”，回答这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完整提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更是想从理论上科学回答这个问题。

        毛主席基本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或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是毛主席一生的两大伟大贡献。这两个伟大贡献，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____毛泽东主义的阶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一生所作的第二件事，是准确的，既是符合实际的，也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

        我曾在《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中，表达过我的这个意见。

    “这不是一件小事。毛主席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重要。更况，一旦涉及到，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包括文革演习）到底该怎么看，毛主席是一个贡献，还是两个贡献，这个问题，就更严肃、更大了。自毛主席去世后，我们和邓小平修正主义斗了这几十年，中心问题，焦点问题，要害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第二件事。

        从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看，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革____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演习____在他一生中的地位的。这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身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对他总结、发现的这个理论有一种迫切感、使命感、责任感。面对1966年、1967年全国掀起的波澜状阔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要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在当时不止一次对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说，要写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文章，甚至说，“我写了民主主义论，你们要写文化大革命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我作为一个认真的文革的经历者，在当时就对主席的这个想法，有强烈的认同感，并跟着主席的思想走，直到1975年写出《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我们应该看到，主席不无道理地甚至把他做的第二件事看得比第一件事还重要。因为这是全新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毛主席虽然自己没有写大块文章，但是，思想都是他出的，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从1967年叫中央文革写文章，到1975年公布“理论指示”，到1976年以中央文件名义下达“重要指示”，都是围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探讨。只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了解主席思想的这个发展过程，有那个谈话，是很自然的。

        就算没有这个谈话，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也假不了。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大家，我曾亲口问过他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此书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留下了一批大家一般不知道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老师说得对。例如，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资料就是非常宝贵的，是主席思想的最直接的佐证。

        可以证明毛主席对文革理论重视的还有更多旁证。例如，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就证明，1967年毛主席曾对戚本禹同志说过，“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要你们写了”。为了证实确有此事，我于2010年6月10日打电话给戚本禹同志，核实此事，戚本禹同志的原话是：“毛主席当然有这个话了。而且不只一次对我们说， 你们要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论，继续革命论，是不只一次说过的”。为了再次落实此事，2010年11月8日我又去上海拜会了戚本禹同志，并带夏成德同志陪同作证。戚本禹同志再次证实了毛主席确有这个说法，是不止一次说过的。   

    近日，我在《红旗网》上又看到张春桥同志1967年3月4日（据我核对可能是2月24日，上网可查到。）在上海的讲话，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我已核对，是的），这是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我亲耳听过。据《红旗网》提供的片段，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毛主席又要中央文革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和吴法宪、戚本禹同志的回忆统一起来了，而且是当时的文字纪录，绝对可靠。

        可见，毛主席对文革、文革理论的重视是一贯的。毛主席很明白文革演习、特别是文革原则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因此，有所谓“两件事”的说法，就是很自然的，完全是主席的思想。”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心和主席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