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道路及其前景 当前的道路的标志不仅是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同时确实还有“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在对群众和革命的镇压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同时，却大谈什么“百花齐放”，甚至“千花竞彩”。但这些“花”注定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68]——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同意重复党所说的话就行。事实上“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句话正在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而党落入修正主义领导着手中这种可能性（这正与实际情况相符），却被想当然地排除在外。 奇怪的是，现领导正在恢复一些老木乃伊式的党派组织，它们已经不代表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不再吸收新鲜血液了。[69]这一企图看来是考虑到毛所提出的各个政党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说，主要是使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人物安心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些党派据说是代表他们的。 就在新领导试图安抚知识分子和旧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它却强化了工厂和人民公社的劳动纪律，事实上还限制了工农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干的，让工人们期望不久他们将会享受迅速增长的“现代”生产资料和尖端武器的好处。要取得这些东西，需要巨大的积累，所以，除了一点余屑外，劳动人民所能享受的主要“好处”就是劳动的强化和进一步受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命令的约束——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加强。 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真正阶级本质在它的国际政策中也暴露了出来。由邓小平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后果，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70]例如，表现在支持法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干涉和支持一些最反动的政权，像非洲的蒙博托，博卡萨和伊迪·阿明以及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71]。这一支持的阶级意义反而更大，因为它甚至违反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感到这是对他们的民主和民族的愿望的一种污辱，这反而有助于加强社会帝国主义的威信，总的说来，后者的策略运用更为巧妙（即使是在同埃塞俄比亚的殖民主义者一起干涉欧加登的索马里人民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候）。为了证实中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消极作用，你只消和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谈谈就行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威信己经降到了最低点。 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当前的国际政策继续体现在一种试图把中国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外贸政策中[72]，以致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一市场的波动。于是，除隐含在激烈的加速积累率中的危机因素之外，又加上了其它起源于国外的危机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遭到了历史的谴责。从长期观点来着它只能遭到失败，正像修正主义的整个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它将被迫逐渐地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它将在那些今天无法或不愿看到这一面目的人们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实际上，这个领导现在正坐在火山上。即使他相信自己的诺言，这些诺言也将被事实所驳倒。的确不错，生产可能在几年内有所前进，特别是那些给予优先权的工业部门，但是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最终将会恶化，因为现领导引导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很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民认为党正在引导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许下的诺言将会实现。这种情况，加上那四个人所犯的错误，他们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厌倦情绪，说明了为什么有一部分群众以慰藉的心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相当的热情来欢迎现领导。 然而，当虚假的诺言被拆穿时，事情总归要变化的。那时，为社会主义进行过长期胜利斗争的、经过文化革命锻炼的、在实践中亲眼看到这场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积极成果的、敢于向统治当局挑战的中国人民——他们是富有经验的——将继续大步前进。 我们现在无法预见到这一切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而且将会出现许多曲折，包括党的领导出现新的分裂。邓小平的经典性修正主义路线和华国锋的路线（华看来还企图保持文化革命某些成分的外表形式）之间的冲突正在发展。但这种波动只是次要的，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中的健康因素将同他们在一起。 在目前形势下，一切身居国外的中国的朋友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责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在不干涉中国事务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必须避免做任何可能提高正在把中国拖向通往灾难道路的领导人的威信的事情。此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些人看到文化革命遭到否定，但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可能会对社会主义感到幻灭。对于他们，中国的朋友们必须尽力去解释修正主义路线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暂时占上风的。这种解释更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毛泽东路线支持者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错误。这种知识对所有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可以缩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或是其它什么地方重犯同样错误的危险性。 这个解释的任务是长期而又复杂的。我已试图在上述几节中开始这一工作。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最多不过是一个长期的思考过程的第一步，如果要取胜，很多人必须加入进来。总之，我感谢您，亲爱的尼尔·伯顿，正是您的信激励我作出回答，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些东西，以此作为对我所答应的解释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注释： （1）下面在专门论述上海公社的各个段落中，我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由于这封信是要公开发表的，所以我或者在文内，或者在注释中详细说明那些不一定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或记得的东西。例如，我提醒读者：那四个人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王洪文从1973年8月起任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治委。姚文元和江青都是1969年（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在1976年10月的政变中被捕，并且在1977年7月全都被“永远”开除出党。 （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伊·列宁著《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4）哈里?布雷夫曼著《劳工与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强加给工人的纪律时写以这种惩罚[按：英译本中，‘惩罚’一词作‘纪律’——编者]，在劳动者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工作的社会状态中，本来就是多余的，……（《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页） （5）见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6）七十年代初总是提倡“社会利益”。这就是说，在某种限度以内，某些企业的“财政亏损”是可以容忍的，尤其是当这些亏损是同对人民有利的措施有关时是如此——例如控制污染。作为一个无条件的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盈利，就不存在考虑各个企业单位的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利益”的问题了。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5页。 （8）对于农业产量，能够看到的估计数字很少，特别是具有决定性的“粮食”产量数字更少见，引用这些数字必须有保留。就我所知，中国方面给西方访问者提供的最新数字是1974年的收获量，据称是27490万吨，这是创纪录的数字（包括薯类，也许还包括大豆，稻谷是否指原粮还是碾过的不清楚）。1975年，外国专家主要根据各省的材料估计总产量为2.8亿吨至2.9亿吨。官方材料似乎表明1977年的收获量达到同样水平。这两年的粮食产量顶多和人口增长速度相等。但1970至1975年间谷物产量仍然增加了4700万吨，即19％——成绩相当可观。我们还应当指出，中国于1977年签订的进口谷物合同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吨，而1975年为500万吨，1976年只有200万吨（数字采自1977年1月10日法国《世界报》、《中国季刊》1976年6月号第817—21页和《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112页）。对西方声称1965-77年是标志着不关心生产的年代的那些人，指出中国的灌溉面积从1964年的3500万公顷，增加到1977年的5500万公顷，共增加2000万公顷（1952年总灌溉面积不过2100万公顷）这一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参阅德怀特·H·柏金斯：《中国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75年版]第28页与《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2页） （9）下面我将探讨这些技术问题如何大部被归结为“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以及其所以这样做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10）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在中共领导内部显然存在分歧。新华社1977年12月25日发表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1966年3月12日）是有象征意义的。那封信虽然赞同实现机械化，但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操之过急的倾向都提出了警告。毛泽东在信中说：“不能一哄而起”并补充说：“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11）对于这家工厂态度的这一‘说明’，使人回想起苏联在三十年代那些抱怨经济搞得很糟（缺货、产品质量下降，等等）的人所作的陈词滥调式的答覆，这种相似令人感到不安。所有的问题当时都归罪于“托派的破坏”，然而在‘清算了托派’之后40年，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顺便提一下，谢墩公社把东方红拖拉机厂的作风跟一家缝纫机厂进行了对比，后者马上就提供了所要的零件。奇怪的是这家工厂是上海第一缝纫机厂，而上海是所谓‘四人帮’猖獗的地方。 （12）请注意，这类事情给公社和工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提供了由各自所在单位出钱去出差的机会。这些出差人员自己好几天不出勤，同时却非常强调要工人和农民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也反映了阶级关系演变的方向。 （13）零件问题只不过是粗暴地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所引起的各种矛盾的一个侧面而已。这些矛盾必然要导致机械的巨大浪费，因为这些机器在正常使用它们的必要条件尚未实现之前，就被送到农村去（中国的出版物对于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材料）。另一个问题是机械的保养问题。1977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操纵农业机械的人曾在国家办的训练班受过训的只占总数很小的比例。这一点并非偶然。 （14）这个观点更加重视设备的积累，而不重视生产者集体掌握生产过程。 （15）采用这些办法增加生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亚洲其它国家取得高产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其作用远远超过了机械化。例如1974年日本每公顷粮食产量为5580公斤，而中国只有1900公斤，稻谷产量分别为6200公斤和3509公斤（见《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3-85页） （16）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中要谈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写。 （17）显然我这里没有篇幅去分析现行修正主义路线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又有哪些区别。在我看来，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强调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强调“现代化”等等。其区别看来同国家资产阶级人数多寡相联系，现在这个国家资产阶级对于老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优势。 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同如下事实相联系，为了打破抵抗（这种抵抗因工人阶级有了文化革命的经验，而只会增长），资产阶级有必要搞“迫切”的“争时间”“比速度”的神话。打着这一“必要的斗争”的幌子，国家资产阶级试图最大限度地加强纪律，加强劳动强度。1977年提工资看来是为了（通过规定提工资的各项标准）来分裂工人阶级，和作为加强纪律和劳动强度的对应物。 （18）承认张的这些重大贡故当然不应使我们忽略他的分析中的弱点，这些弱点表明了客观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某些局限性。弱点之一是他没有能够说明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真正的社会性剥在的前景。他不谈这个前景，而主张普遍的国家所有制（被错误地称为“全民所有制”），而这只能维持直接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状况。同样，张没有看到一旦国家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就来自国营经济内部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再是来自小商品生产。 （19）数字引自《1976年的中国经济》，载《中国季刊》1977年6月，第362－4和38页。 （20）见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标手册》。根据这同一来源，同期的拖拉机产量（以1000标准台15马力为单位）从23.9增加到180，民用船舶（吨位）产量则从50600增加到335606。 （21）数字据《中国季刊》1977年6月注9。 （22）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第23页。红卫兵的版本见《共产主义》1972年11月第1期第95页，以及毛泽东《文本1949—1958年》[巴黎，1975年版第190页]。 （23）在我看来，当谈到1966至1976年间实行的革命路线的，这个看法尤为重要。那些年里实际上的政治路线受到下述事实的强烈影响，即最始终如一的革命领袖们（这就是说，首先和最突出的是毛本人）当时相当孤立，比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所设想的更为孤立．他们只能部分地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极不相同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且不同时期依靠的对象也不相同。例如在文化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后来又依靠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等等。（关于这一点，参阅我在下面关于上海公社的论述，特别是注53）。 （24）见1976年第41期《北京周报》第5页。参阅A. Bouc《整风》一书（巴黎，1977年版〕第159页以下，以及ChenYing-Hsiang和Claude Cadart合著《毛泽东的两次死亡》（巴黎，1977年版）第97页以下。这两本书的观点和我的观众很不相同，彼此之间也很不一样。 （25）见《毛泽东的两次死亡》第98页。 （26）顶多部分政治局常委曾开了会。 （27）如K. S. Karol著“DaTeng a Teng: Tre anni di lotta politica in Cina”，载Quale Cinadopo la revoluzione culturale, Il Manifesto，第6期，第46页。 （28）见1976年第43和44期《北京周报》。 （29）《解放军报》于10月29日发表题为《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一文。这种说法无疑意味着这件事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30）除此以外，如果这场运动不是充满了谎言，那么这个党还像个什么样子？其领导人干了像指在那四个人干的那些事，而没有任何人知情或提出抗议。 （31）11月24日，华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活中，就没有再批邓。 （32）这些处决当中，有些是正式宣布的，或者通过电台广播，或者由当局张贴布告。另一些是通过“大字报”传播的，或者人们看到卡车载着被判死刑的人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对他们的判决。事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以至有必要公开声明某些判决以缓期执行为好。很难肯定反右斗争中执行的死刑比这次少些。然而不管现在怎么说，看来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右派分子回到领导地位，无论如何表明了他们不过是被罢了官。此外，毛泽东的路线是反对大规模处决反革命的。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写道：“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 （33）例如胡耀邦于1977年12月出任组织部长。他过去是共青团总书记，因持修正主义观点在文化革命当中受到严厉批判。 （34）见Alain Jacob发表在1978年1月13日《世界报》上的文章。 （35）还用得着提醒当1976年2月，华国锋被任命为代理总理时，他建议批邓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吗？1976年11月8日军报提到了这件事，但是显然华在十一大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36）W.Aschmoneit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权》一文中发展了这个思想：载1978年 Berliner Hefte，第27页以下。 （37）正如Aschmoneit正确地问道；除了存在八级工资制这个事实之外，我们对于这种差别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对于技术差别，季节性工人的作用，农村小工厂中的工人和城市大工厂中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知道些什么呢？ （38）Aschmoneit还指出；我们对于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改变生产技术的运动对于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 （39）即使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这些成分通常是指土改前的社会区分，那已经是二十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40）当犯了错误被撤掉的干部们受批判时，通常也是用老一套的说法；他们儿子都被指控为“间谍”或者“特务”。江青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这样攻击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现在轮到她自己被指控为“间谍”“特务”了。在这里，也是扣帽子而不进行具体分析。重复使用这个方法意味不是向群众解释问题，而是拒绝向他们作任何说明。这样，他们自己的历史就被弄得含混了，而且企图使用篡改过或是伪造的文件以及修过版的照片来破坏他们的历史记忆，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不再是缺乏分析的问题，而是蔑视群众的问题了。 （41）这一向前突进是从1966年夏天发展起来的。在这以前，曾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学生和青年工人起了先锋作用。当我在1967年夏天访问工厂时，工厂革委会成员们不止一次向我解释地在文化革命开始时，大多数工人都认为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让前来串连的学生和其它工厂来的工人走开。只是逐步地，通过紧张的宣传活动；才使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我提同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注意到这个辩证法。她从我对她说的那些话中得出一种看法，认为我把文化革命不看作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先锋队在意识形态上试图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其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反官僚主义的官僚集团”（见M. A. Macciocchi《马克思之后是四月》〔1978年巴黎启蒙出版社版），第26—27页）。很明显，一个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先锋队是不可能发动家文化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的。 （42）要想发现缺乏能力的原因，需要进行长期的复杂的分析，这是我在这里作不到的，而且我也没有掌握这样作所需的材料。这些理由肯定既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又是政治的。下面我将提到其中一些理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这些理由是跟有关的人远没有跟斯大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彻底决裂这一点相联系着的。 （43）见Aschmoneit《中国》一书第30页。 （44）强制并不一定，甚至也不经常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取“社会压力”的形式。此外，必须记住青年下乡（其自该的程度不同）的问题不仅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子女而且也影响到工人子女。 （45）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纽约版）第二卷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这里没有篇幅再谈这个问题。 （46）见Aschmoneit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中国》，第31页。 （47）这个文件的日期是1966年11月17日，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的小报在12月23日发表的（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香港1966年版）第133页） （48）K. S. Karol《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谈到了这些事件（伦敦1975年派）第215页及以下。 （49）1967年1月26日《北京周报》第8-9页。 （50）《文汇报》1967年2月6日社论，Karol在《中国的第二革命》的第227页上引用。 （51）见同书第229-231页《中国大陆报刊汇编》第4147号曾重印了这个讲话的详细摘要。也可参同毛泽东《大红书（1949一1971）》，（巴黎1975年版）第224页以下。 （52）见J. Daubier《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1965一1969）》，（巴黎1976年版）第289页以下。 （53）如我们所知：一贯拥护革命路线的人经常不得不依靠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并同它们妥协），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少数派地位所造威的。例如，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不能不依靠林彪（从而依靠解放军），尽管他和林彪在一些主要问场上有分歧。他写道：我的朋友（指林彪，带有讽刺的口气）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迫我采取行动。显然，除了同意他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甚至补充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个重大问题上违心地跟别人站在一起，这就是所谓不自愿地改变方向。革命领导人的这种相对孤立处境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时也没有克服。1971年，林彪垮了，这使得革命领导人们跟那些远不同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达成协议。这些干部成为政变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基础。 下面我将试图分析造成那些主张革命路线的最始终如一、最受尊敬的领导人相对孤立处境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至于其社会基础，无疑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相对微弱的比重造成的。这个阶级的积极分子，尤其是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形成革命路线拥护者所能依靠的根本基础（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但这个基础在人数上是弱的，因而有必要跟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达成不同形式的协议。这些协议之必要性以及达成协议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更激进的理论立场的发展。 （54）Karol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第218—219页上引用。 （55）同书第225页 （56）实际上，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若干年内起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有些指挥员无疑赞成革命立场，真正帮助了左派，但他们不是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最不革命化的一个工具。当然，1960至1965年间，它经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然而却是按林彪的观点，按照公式化的老一套的公式进行的运动，其效果最终证明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力量对比从来没有使得革命路线拥护者真正能够解决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的问题。到1967年，毛仍然希望人民解放军能够在干预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自己教育自己（参见J. Daubier《历史》，第293页）。事实表明这并未实现。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部到头来还是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此外，左派发展工人民兵的努力没有能充分地持续下去。今天，工人民兵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处于解放军控制之下。同时，我们看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又重新出现，把人民解放军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57）列宁在俄共八大上《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58）在放弃上海公社的政治形式之后，党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之间数度形成紧张局面，但是结果并设有改变实际关系（跟1967年的理由是一样的）。例如，1974年，许多中国工人提出口号：“我们要作国家和工厂的主人，不作生产和工作的奴隶。”那时，他们支持革命路线的倡导者。今天，在政变以后，这个口号被认为是“反动的”（见P. Tissier《中国新领导1977年的经济路线》一书，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68页以下。） （59）我没有篇幅来谈这个重要问题。简言之，这些分析的弱点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所造成的。这些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这个思想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它并不涉及生产关系的任何改变。而且，按照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观点，革命报说已经保证在根本上以“无产阶级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统治权威的存在，而忽视了同群众相分离的国家机器的存在，因而就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因此，如果对这些观点不加批判，就不可能给群众运动指出它所应冲击的真正对象。关于这个问题，参见B.Fabrègues《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40页以下，特别是第45-49页。 （60）这些特权的存在可以从RoxaneWitke写的江青传（《江青同志》，波士顿，1977年版）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独有的特权。所有的同级领导人都享有这些特权，尽管今天的新领导试图使人以为只有那四个人享受那些特权。人们知道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61）能说明问题的是：各个“单位”（工厂、车间、教育机构等等）在组织讨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应用时，主要涉及八级工资制、奖金等问题，而从能看到的材料判断，国家官员的高工资（有时比刚进厂的工人高十倍）却从来没有辩论过，甚至在讨论范围最广的那几年也没有涉及到。 （62）关于这一点，见贝特兰《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阶段，1917—1923》，第399页以下。 （63）一般说来，限制表达意见，提供情况，进行讨论的自由（在党内和社会上），作为“保护”统治当局革命性质的一个工具，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它不仅使得形成小宗派、贪污腐化和帮带关系成为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利于国家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拍政变，使得他们更容易利用对民主的限制去镇压革命派。今天，继苏联之后，中国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容置疑了。 （以）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参见《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二阶段，1924—30》，（纽约1978年版）第一章。 （65）这个思想在1964年《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表达得很清楚了。 （66）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一文中指出。“不让发表错误意见”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各党派互相监督”有必要——“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 （67）这种障碍也妨碍了马克思说的“自由科学探讨”，他说这种探讨有许多敌人（《资本论》第一版前言）。 （68）这“百花”显然是掩盖真相的“门面”，主要目的是欺骗知识分子，对他们做了少许小的“让步”。这些“让步”部分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这是修正主义分子指望实现的，但它们只能是有限的。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支持者们不断号召的尊重权威和等级制是相冲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自由化让步”不可能发展，因为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的倡导者对劳动人民和不愿否定过去的干部们进行镇压是不可调和的。例如197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号召对所有“反四人帮立场不坚定”的干部都要进行攻击，使他们不能不“进行自我批评，讲清楚自己的错误。”从而暴露了这家报纸害怕这些干部“不可避免地”“气候一旦合适就要煽起（政治）动乱”。 （69）例如，1977年12月27日，多年来第一次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民主党派”参加了这次会议。 （70）我这里质疑的是“三个世界理论”本身。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将占过多篇幅。然而，必须指出，这个“理论”没有科学基础，不符合现实情况。它错误地假定例如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同一性可以超过矛盾性，这个思想跟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东西背道而驰。历史表明了使许多“第二”和“第三”世界同家互相反对的深刻冲突（同样也使“第三”世界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尖锐冲突）。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也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依赖关系有多么大。如我已经说过的，那些“靠权威来使论点成立”的人声称这个理论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并不能赋予它科学价值，这个理论埋葬了阶级矛盾，且不说国家之间的矛盾。除此以外，甚至这种说法似乎也没有多少根据，因为毛没有发表著作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 （71）197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大使它称他对智利以及其国家元首的印象“极佳”（1977年10月21日El Mercurio以及同一天La Tercera报）。 （72）就这样，中国逐步失去了它作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榜样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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