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搞丑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表现在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宣称的对毛泽东革命路线形式上的忠诚——而在实际行动上却相反——使得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手法表现得更能迷惑人。 结果大致如下（例如1977年2月10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一篇为学习论十大关系第三次会议写的报道）：一方面，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所制订的先后顺序（即农、轻、重）再次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这一客观经济规律上”（这实际上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农业的发展则主要从它对资本积累的贡献这一观点来看。第四次会议（1977年2月8日北京电台）关于专门讨沦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报告中不断重复、强调这些观点。这条道路受到赞扬，批评只限于牺牲农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片面性。对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均衡问题则完全被忽略了。 简言之，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上来了。这些观点正是现行路线的“理论”表现。这不仅是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普遍作法，甚至退回到远在1956年就在中国流行的观点上去了。 发展“速度” 在阶级关系上的倒退是与加强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的，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地位相联系的（下面我还要进一步探讨使这种加强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加强表现在更加重视发展的“速度” 这是现领导最关切的核心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报刊的核心机构把这一点作为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最重要的主题。下面是一些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曾从中国报刊上消逝了的句子：“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结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句话，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 这样，加快“发展速度”据说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引伸”出来的。而事实上，这是以生产斗争来代替工人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使工人服从于生产率的“要求”，要他们干更多的活，要更加遵守纪律。 强调生产速度在阶级关系上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如我所说，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这是进一步加强这些人地位的一种手段——它不仅仅把工人和农民置于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生产定额的束缚之下，而且还使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所起的领导作用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上面引用的社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给予知识分子、教育和获得科学知识以起核心作用的重要性。这样，对加快发展速度的强调也成了攻击文化革命中进行的教育革命的论据之一。 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加快速度——由于它不是同生产关系革命化相联系，而是同“科学”（它掌握在专家手中）的日益增长的作用相联系——包含着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统治，由此而来的积累率的增长，以及对资本本身升值的要求的增长。因此，它也就意味着工人服从于利润的要求。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往前走，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实际限度，而这必将导致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群众的生活水平和今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 苏联的经验表明，虽然这些危机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的，但它们却是真实的。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从根本上探讨这个问题。我将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里详尽地阐述这一问题。至于强调加快速度的问题，还须加以进一步的评论。首先，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唯生产力论的口号——“速度决定一切”是同样的货色。实行这一口号导致了1932-33年和1936-37年的严重危机，伴随着这些危机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而且1938年以后跟着出现的是党内新成分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 第二，现领导为了替它的唯生产力论辩护，不仅乞灵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做到发展速度高于资本主义”的要求，还乞灵于“结束”所谓的由那四个人造成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是恶劣的谎言。国民经济根本没有长期停滞和倒退。从文化革命的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到已经有估计数字的最近几年，不存在停滞现象。电力生产从420亿度增长到1080亿度（1974年）；钢产量从1250万吨增长到3280万吨（1974年）；煤产量从2.2亿吨增长到3.9亿吨（1974年），石油从1080万吨增长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1975年）[19]。这种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说法完全是与现实相矛盾的，其目的是对文化革命本身进行污蔑。 至于机械产量的增长，那就更为可观了。如果把1957年的机械总产值定为基数100的话，那么1965年就增长到257，而1975年更增长到1156。而这些数字的来源却是非常不友好的中央情报局出版的手册！[20] 在1975年至1976年间的确出现了困难，但这主要是跟革命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困难，还有1976年下半年。由于唐山地震引起的困难。因此把这些都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完全是歪曲事实。事实上，那四个人从来没有“控制”过经济。如果真有破坏的话，应该追究那些主管生产的人的责任——因为他们一方面想把那四个人当成自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引起了各种不满情绪的表现（包括罢工），而那四个人很可能是支持这种行动的。不管怎么说，当发生罢工时，宣传罢工的责任在于“煽动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 即使有上述困难，我手头有关1976年的资料也没有反映出任何“长期停滞”和“倒退”的迹象。例如，1975年煤的产量估计为4亿3000万吨，而1976年石油产量增长了13％，天然气的生产增长11％。1976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总值比1975平同期增长了13.4％，而1976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7％[21]。据我所知，1976年下半年的数字没有公布。 也许，由于1976年的事件，某些部门的生产暂时下降。但那并不能说是长期的停滞不前和倒退。 上述评论一点也不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速度是不可取和不可能的。但如果放弃了文化革命的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生产斗争的话，这种加速度不可能长久的。 实际上，这种降格等于为了资产阶级竭力榨取利润的目的而奴役劳动人民。这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生产关系和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关于科学技术无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思想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现领导以完全颠倒马克思主义为特色的思想在各个领域产生的效果。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科学技术领域。文化革命反对派的思想标志是把科学技术说成是全人类的、没有阶级性的。例如他们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而对各种技术的应用会产生特定的阶级效果。毫无疑问，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发展方式的写照。这些方法照例是不能单纯地简单地“照搬过来”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服务的。对于科学技术也需要进行改造。文化革命中流行的这一观点，今天却正在被忘掉。 这种否定技术阶级性的极端观点表现在“企业管理技术”方面。例如《人民日报》1977年3月22日文章批判在管理方面应顾及三个方面即“路线、领导权和相互关系”这一提法。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它没有提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发展生产力问题的确重要，但是把它置于阶级关系之前，说成是最重要的，就是采取了唯生产力论的立场。 另外还必须指出，在现在的思想家们企图取消阶级关系这个主要问题的过程中；“科学性”这一标准占有中心地位。如人民日报又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强调“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有科学态度，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采用科学方法。” 在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第十五次会议的报道（1977年2月14日北京电台）中甚至宣称：就“管理企业”而言，有必要保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中”“科学的东西”。这一提法预先假定资本主义的管理属于“全人类”的科学领域而工人阶级可以按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生产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件引用的是《论十大关系》上一句非常模棱两可的、被明显篡改以适合“当前口味”的话。在现在正式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我们见到了在各方面既不符合毛的风格、也不符合毛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句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文化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毛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种版本根本没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陈词滥调，更没有说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的“科学特点”的话。毛泽东的话要简单得多。[22]很清楚，毛泽东的话被篡改了，以便用他的权威来掩护他们为采用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辩护的作法。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走着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走的同一条道路：在美国企业管理学校里学习企业管理。 这种“修改”毛泽东某一著作的作法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现领导经常这样干。在现在流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加了一句在以前的版本中所没有的话。这句话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这与毛强调的权力分散是背道而驰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总之，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接受的、与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论点相抵触的思想，其特点就是这种把科学技术说成是象生产力一样、“无阶级性”的倾向。须知生产力既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有前者才能促使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但这一思想不见了，有的只是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泛泛之论。而这一论调同这样的理论密切相关，即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任何发展“物质基础”的事情都必然会巩固“社会主义”。 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现领导为他们的修正主义以及与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做法进行辩护的思想观点，但我并不认为有这种必要。因为我所说的已经具有足够的结论性。因此，我只想用下列的话来结束我信中的这一部分，当前中国修正主义是以实践上的狭隘经验主义和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 这种教条主义表现于：修正主义者不是对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靠武断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语录（如我们指出的，有时甚至不惜进行歪曲和伪造），但避而不谈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的发展。例如，对于文化革命前的毛泽东语录和文化革命中的语录同样看待，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较老的语录比对较新的语录更加重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最近的语录中富有完整的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使现领导感到很难堪。 最后，从1976年底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教条主义，其特点就是力图把现在的根本的理论问题说成是己经“解决了”，其目的在于防止沿着文化革命打开的方向进一步进行理论分析。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宣布毛曾经“创造了完整的、精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197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把这种理论说成是“完整”的，意味着除了对之进行评论之外，其它作法一律不能允许。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提出了一个禁止对这一理论进行详尽阐述和进一步研究的形而上学的主张。这是力图使这一理论丧失生命而枯萎。因为理论一旦不能前进，它就会后退。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企图以毛泽东的理论来反对毛泽东。吴江的“完整的理论”和林彪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在是大同小异。 例如，我们看到了各方面的“大跃退”。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除非你不愿正视现实。那是因为你感到，不管你不愿承认，现实将迫使我们去研究我们认为已经解决或情愿相信是不存在的问题。（我想这正是你的态度，我亲爱的尼尔·伯顿。）或者由于你一向或现在认为文化革命是“有害的”，因而否认有“大跃退”。我相信这是大多数现领导的看法。他们片面地美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头十七年取得的成就（1949-1966）而对1966年开始的革命阶段却实际上闭口不谈。说实在的，他们不敢明确地、公开地否定中国革命的最近十年。但是他们对这些年的革命涵义所持的缄默证实了他们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立场。 现在，形势就是我所形容的这样。现在需要了解的是，它是如何发展到这一地步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对它的答案包含了现在和将来都可借鉴的教训。 实际上，这个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它和事态的进程有关，它与使“等命路线”陷于失败的那些政治条件相连，这一失败自从毛泽东死后趋于明显了。对于这些事件在当前只可能做到片断的了解，只是部分地告诉我们造成这种失败的背后的原因；尽管如此，了解当前形势的特点自然是有必要的。 关于“革命路线”这一词的含义 在着手研究造成“革命路线”失败的条件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我加了引号的这个词的含义说几句。由于这一词有时会使人产生误解，特别是当它被“个人化”，称作“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时，就更是如此。 在现实中，一条实际的政治路线从未“实现过”党的最高领导阶层或是这个党的领袖——尽管是一个集中制的党——所制定的方向。一条实际的政治路线总是由给予它生命的社会力量（阶级或是社会阶层、或是属于这些阶级和阶层的人）所决定的。 一条政治路线只部分地符合它所要求的原则方向，因为它明显地表现出这些社会力量的特殊愿望和利益。他们的愿望尤其取决于他们关于“集团利益”的观念——这一观念必然要受到他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影响。这意味着，由党的领导机构提出的原则政治路线与实际政治路线之间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着相当的差距。[23]实际政治路线基本上是由给它以实际内容的社会力量来决定的，并且体现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愿望和观点。 因此，把一个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的方向跟一个党的实际政治路线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一路线并不是他们的“指示”借以存在的形式。它是对于一个客观进程进行思想和政治干预的结果。它可能会改变这一进程发展的道路，但只是在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限度之内，它能对这一力量对比施加远非按其原来意图实现的影响。 在政治实践方面，辨别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或个人的指导下的实际路线（即使这一路线多少偏离了这一指导）并不一定是出于耍手腕或系统的“欺骗”。它往往是在只有最高当局所制定的政策才是唯一正式“合法”的政策的时候，进行政治斗争的那些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 例如，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所执行的路线是“党和毛主席制定的”，即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可以认为在刘少奇和林彪行使实际权力的阶段所“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据说，即使是在那些时候，尽管有敌对的路线的“干扰”或对官方路线的“破坏”，执行的仍然主要是“基本路线”。 这样就是既承认，又否认官方路线和实际路线之间有分歧。由此而产生的混乱是由于那样一种作法（实际上是一种唯心的方法）：根据那种作法，实际的政治路线首先是与“思想体系”和以这些思想的“会议”做出的决定相联系，而不是明确地与体现实际政治路线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确，在关于现代历史的研究中，这种作法常常无法避免，因为暴露那些体现一条特定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力量未必总是可能的。 这些看法并不只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历史。它们也适用于所有社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实际政治路线被看成是由执政党的最高领导阐明和确定的，并且在这些组织中这条路线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确定的。这种表面现象与某种政治关系的存在有关，它也许会产生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和“铁板一块”的神话。或者说，作为其对等物，一个“极权主义”的神话。 苏联共产党也不断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宣布的政治路线与实际政治路线之间的“差距”又真又假。这些差距通常被说成是“违背”这一路线的例证。在某些阶段，这种“违背”是由“组织工作中的缺陷”所造成。例如，在1934年苏共17大期间提出的“组织工作决定一切”（参看1934年莫斯科发表的关于这次大会的报告，特别是33页和610页）、后来把这些“违背”归咎于“敌人”的活动、“破坏”、“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等等。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明确承认：方针路线和实际路线之间有矛盾（这被描绘成“违背”）和不能够从真正社会力量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矛盾。 如果我们要回到文化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我们就有必要强调，这条路线——总的说来，毛并未否定这一路线，尽管他对这一路线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批评——并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席的著作中提出的政治方向的“实现”。为了理解这一路线的真正和复杂的社会实质，有必要进行有区别的分析而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表明：从社会上和思想上实际介入政治舞台的这些社会力量（阶级和阶级的派别）是什么。这些社会力量看来像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代理人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路线的内容。 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大的保留来使用“毛泽东政治路线”一词以描绘在1966年至1976年占统治地位的那条路线。 我们必须看到：使用某一领袖的名字来描绘某一政治路线会引起一系列消极的后果这一事实。的确，当这一领袖受到高度尊敬时，使用他的名字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会阻止对这一政治路线进行批判的分析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以“来自权威的论点”来代替对事实和原则进行透彻的检验。这种代替可能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它会助长产生一种气氛，即某一领导人说的话被认为是“必然正确”的，而使群众和党员不敢提出他们的意见。 对于使用“革命路线”一词也要有所保留。实际上，任何一条政治路线部带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推行、甚至泡制这条路线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他们并不都具有革命性）的印记。尽管有这些保留，在这里仍然使用这个词，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说在现有条件下，1966年-1976年期间占统治地位的那条路线的主要方面表明它是最革命的，跟毛泽东对原则的观点最接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基本上支持这一路线的原因。 谈了这些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虑一下造成这条路线失败的条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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