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领导机构的清洗 明白了这种情况也就能够明白，目前对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一任务的解释的全部意义所在。例如，《红旗》杂志（1977年6月号）上王谦给这一任务下的定义是，为了保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 对于会从字里行间看出名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对领导班子的清洗，撤换所有不赞同目前关于纪律、命令和“现代化”等观点的人。这也意味着把现在这种观点灌输给农民来对他们“进行教育”而不再是向他们学习了。 外贸政策 当前经济政策的方向在许多其它方面也暴露出修正主义特点、虽然在这里不能研究所有各个方面，但必须谈一下外贸的某些问题和提出的解决办法。这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是在1977年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其中第十六节主要是谈外贸。 这一文件（北京电台1977年2月15日广播）提出了“正常对外贸易”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是为优先增加石油和煤的出口以换取新技术和设备的进口进行辩护，力图找到支持这一政策的“论据”。而正是这一政策给了中国对外贸易一个（如张春桥正确地指出的）与“殖民地经济”相似的结构。 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在所迫求的“目标”，他们当然希望使中国现代化并摆脱帝国主义大国。我所指的是，通过利用资产阶级的“正常对外贸易”的概念并给予原料出口以优先地位，是不能使这些领导人达到他们所想达到的目标的。苏联近五十年前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它现在仍旧主要是其他工业国的原料出口国。苏联没能成功地发展可以使它与其它工业化国家处于同等地位的技术，所以仍然继续大规模地进口技术和设备。 苏联现在的处境当然主要不是由于某一种“外贸的”观点造成的，但这种“观点”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政治路线的一部份。根据上述原因以及将在后面提到的其他原因，我同样认为，根本上相同的一条政治路线现在在中国占了上风。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除了某些特点之外，在三十年代就在苏联实行了。[16] 顺便提一句，我也注意到了“正常对外贸易”这一空洞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中国官方文件愈来愈多地使用这一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词汇。 对教育革命的破坏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对文化革命反扑的其它具体表现吧，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制度。在提出“我们一定要搞好教育革命”（如1977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提到的）的同时，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只能被理解为他们要将教育领域中的反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否定1966年以来实现的大部分变革。对于最近一些决议和文件的研究证明这种事情现在正在发生，而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大跃退。” 招收学生又一次搞择优录取。考试又成为体面的事情，使有学院式书本知识的人处于有利地位。例如，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一方面承认有些有实践经验的体力劳动者有可能进入大学，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挑选同级中的高材生和“必须择优录取”，并提出要按比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部分地恢复了文化革命前的制度。这一恢复开始于不再要求未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先在农村锻炼两、三年。这也意味着放弃了由各单位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做法。事实上，在1977年10月里，有20％-30％的学生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中录取的。我所得到的消息表明——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临时死记硬背，特为准备应付考试的干部子女。那些有钱人家的、首先是干部的子女所享有的特权就这样得到了加强。 我们在1977年9月18日的通知中所看到的对文化革命前的形势的大段颂扬，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现领导希望恢复同当时类似的一种局面。 同样有代表性的是重建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严厉谴责的双重教育机构。1977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解释说：“由于入学人数的限制，参加考试的大多数人不可能被录取。只要他们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还有机会再参加考试。……他们也可以参加其他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半日制大学”。这样，“最优秀”的分子直接进人大学受高等教育，而其他人则被用来壮大熟练技术工人的队伍。 我并不认为文化革命中在教育领域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或是无须进行严肃讨论的。相反——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的——根据近几年到过中国的学生和教师们所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所进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今人满意，还需要做重大的改进。但看来很清楚，不能通过修复到文化革命前的状况来实现这种改进，而应该是广泛地、公开地探讨文化革命在教育领域里的经验和教训。这需要进行大辩论。但事实上并没有人大样做，而只是在声称“我们必须搞好教育革命”的同时，倒退回1965年。 这种作法同当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的整个运动的仓促冒进的特点是相吻合的。然而，首先是重建学术权威的权力和加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权力。在这方面，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因为这种趋势在西欧和美国也正在发展。这一重要性在无数篇文章中出现，例如，吴文俊在197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上的提法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与这一国家的数学发展成正比。”
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断言，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数学知识和那些掌握这一知识的人的“威信”，这也是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远远超过为了恢复在过去几年中业务知识和理论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所失去的恰当地位所需要说和做的范围。 同时，有关劳动纪律和劳动规章制度、工厂革委会、工资差别、农业生产组织、加速农业机械化和教学改革等所采取的方向，都对文化革命造就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否定了这一革命的成就。 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纠正文化革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革命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运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算这一革命运动的企图。 从“理论”上清算文化革命的企图 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敢对文化革命发动正面进攻，因为这就意味着公开攻击毛泽东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声称它是忠于这条路线的——它之所以需要这样申明，是为了显得“合法化”。然而，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在开展的却是企图从理论上加以“清算”而进行的伪装的进攻。进攻的方式是繁多的，我仅列举几点： 最重要的是否定文化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上所表明的分界线。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这一分界线是根本性的。在他的晚年，他声称，他一生曾致力于两件大事：“一件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和推翻蒋介石，另一件就是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这样把文化大革命和国家的解放相提并论。 但是现领导却在抹煞文化革命所遵循的这一分界线。他们并不仅仅是在实践和具体政策中使1966至1976年间下台的那些右翼分子恢复领导职位，而且还在理论上采取了措施；逐渐地不再提文化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式地将从1949年至1966年所取得的成就和从1966年至1976年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而实际上是从思想上和实践上认为前一阶段优于后一阶段。这样，它否认1966年以前的政治路线含有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因素，否认1966年以后的政治路线带有新的革命方向，而这一方向包含有根本的质变，即向革命新阶段的过渡。 这种抹杀这一根本分界线的作法表现为对1949年至1968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片面美化。另外，它还表现为攻击那四个人，谴责他们强调了那时发生的变化和后来发生的变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那四个人受到如下攻击：“‘四人帮’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描绘成漆黑一团。‘四人帮’不仅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还要以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名反对文化大革命前所做的一切，从而全面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所取得的成就。” 北京电台1977年4月8日广播同一文件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这一声明的目的不仅仅是攻击那四个人，它还过低地估计了1949—1965年间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现领导必须这样做，因为它自己正在回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17]。这进一步表明，它完全否认1966年以前和以后的革命路线之间存在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是与进入新阶段的革命运动相关联的——而现领导已不愿再听到这一新阶段了。 在刚才引用的1977年9月18日通知中，我们也发现这种想要抹煞根本分界线的同样愿望。这一通知谴责那四个人“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一领域（即科学和技术）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但是这类提法模糊了1949年至1965年间的形势，正是这种形势才使文化革命成为必要。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企图从“理论上”清算文化革命有多种形式和不同的论调。这里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提法。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场所，而生产则是在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中进行的。但是现在却说每一个企业首先是一个生产场所。他们就是以这种片面方法断章取义地解释毛泽东的话。1977年4月大庆党委书记宋振明也不用这一提法。他甚至说，“世界上，每个工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主要任务是生产。”这是一个全世界资本家都重复的令人作呕的公式。 1977年11月的中国报刊又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这一论点。在那段时间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机械地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分开，从而否认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而前者基本上支配后者。例如，文章指出：“革命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旨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生产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生产规律与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同”。（1977庄11月27日北京电台广播的文件） 但这一提法却闭口不谈“征服自然的斗争”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特定的阶级关系中发展的，而且进行这一斗争的方法也产生阶级后果。马克思对此早有说明，文化革命从中得出了政治推论。然而今天，现领导试图使人们忘记这一点，以便他们搞最庸俗的“经济主义”。 这种经济主义可以从王谦在《红旗》杂志（1977年第6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为这种思想辩护说，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当前中国上层建筑中的变化要受“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以此来“加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这里我们发现又回到了“唯生产力论”——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曾正确地受到了谴责的理论、一个被苏联国家资产阶级用来扩大和巩固自己权利的思想武器。 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统治了以讨论十大关系为借口而召开的十六个会议。如果我们再来研究一下《红旗》杂志（1977年第1期）就会更加明白了。它对生产关系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只字不提，尽管这种改造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最基本目标。 这里所讨论的只是“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因为据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现在，人们又回到了不是把阶级斗争、而是把生产力作为革命的根本要素的经济主义上来了，于是就出现了如下说法：“归根结底，经济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经济基础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样，归根到底还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生产关系（1977年9月21日新华社电讯稿）。 这样，刘少奇在1956年“八大”上坚持的理论又重新出现了——这些表面上受到批判的理论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被请出来了。 回到“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上来 为了给这种经济主义和生产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以反对生产关系（同时在劳动分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特权等方面）中出现的任何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又弹起了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了批判的一些老调子。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词倾向于代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它起着同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苏联修正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相同的作用。 为讨论十大关系的十六个会议所作的评论，谈到据说是1956年已经建立起来，现在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加以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其标志是国家所有制。这种标志表明已不再承认一系列矛盾的存在；虽然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论十大关系》的一个主要贡献，而且即使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首先强调的也是同一性而非矛盾性。 其中第七个会议表明，由于国家占有工厂，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理论上的”胡说，其目的是宣称，既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家是“工厂的主人”，因此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 这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矛盾（包括列宁在1921年指出那些矛盾）就被简单的否定了。工人们只需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因为这些命令是他们自己下达的！真是绝妙的辩证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所有制”或“公有制”所起的这种根本作用在其它许多文章中也得到阐明。例如，在开展竞赛运动的时候，1977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平静地声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在这种社会中的关系是同志之间的合作关系。” 资产阶级的存在被忽略了，当然就更谈不上承认党内和企业领导岗位上存在资产阶级了。于是，文化革命的许多基本论点就这样被否定了。 拒不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货色，纪政在1977年3月号《红旗》杂志上写道：“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同时，由于分工不同，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属于内部矛盾。”这样就否定了阶级斗争，同时也否定了为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但要抹煞十年文化革命的教导绝非易事。特别是让人民忘记一些人在这10年中所说的话更不容易，尤其是张春桥，他曾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起正面进攻（即使并不总是非常明确）。某些“理论家”不可避免地会想到张的一些说法（同时进行歪曲以易于进行批判），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林尽染在1977年5月号《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攻击了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中的言论。我们知道张春桥在这本小册子里尝试确定中国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限性的性质，而当时的提法是这一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张迈进了重要的一大步，因为他强调了这一改造的法律和形式两个方面。他指出生产关系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从而集中说明了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18] 林尽染在他的文章中所攻击的正是文化革命的这一主要目的，同时也攻击了与此相吻合的各种理论上的提法。为了使他的攻击令人信服，林尽染提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并声明，由于这一改造已“基本”完成，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发展。就这样，林尽染删去了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由工人自己发起的为了改造劳动过程和生产、从而也就改进生产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他鼓吹以“思想斗争”即“现代思想”与“旧思想”残余的斗争来代替在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这样放弃阶级斗争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它的对立物。它使国家资产阶级得以声言“这些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工人们仍然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理由来攻击工人们可能提出来的要求。 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林尽染的文章从这一论点的经济实质继续写下去。根据他对“所有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这一概念，他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主要方面就是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一切就是以生产斗争代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一斗争需要由专家和技术人员来领导。如果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那就只能加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尚未被摧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看起来，中国的许多工人和党的干部不愿错误地遵从这些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因此为现领导服务的理论家不断地回到由张春桥的文章提出的许多问题上来，其中登在1978年第1期《北京周报》上的王惠德的文章《为什么张春桥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是一例。在这篇文章中，王惠德责备张春桥在1975年重复毛主席1969年4月说过的“看来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我们的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大多数工厂——我不是说全部或绝大多数——的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中”。 根据王的说法，已没有任何必要考虑企业的管理问题了。因为经过文化革命，“只有—小部分工厂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既然权力在工人阶级手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也就已经“解决”了。 王的提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问题。王很详细地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问题已以社会主义占上风而最终地解决了。但王的这种肯定又从何而来呢？从1969年到1975年（从1976年到1978年更是如此）难道不是发生了许多事情吗？特别是文化革命中被清除的大批右翼分子的复职。难道我们没理由设想今天的情况比1969年更糟糕吗？ 最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也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问题。张春桥试图辩证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并不认为他是完全成功的。）他表明，政权的阶级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这种斗争也在党内进行。所以，政权从来都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它可能落到国家资产阶级手中。（毛主席在指出某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会变成“法西斯”党时，也提到类似情况。）但是王拒绝以这种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他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对于他来说，政权和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还以同义反复的方式引经据典，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方法产生了下列“道理”：“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二，就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所有制已由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三，我们要注意不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象林彪那样的资产阶级阴谋家和野心家手中。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 这里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武断的结论，而不是说明。头两个断言算它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断言问题却丝毫没有解释1975年“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存在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因素，无产阶级的专政如何与它的对立面相结合，自从1976年10月事件和华国锋、邓小平集团掌权以后，国家的阶级本质是否已经改变等问题。 除了对上述一切有关事项进行具体分析以外，没有其它办法能够解决财产关系的实质问题和剥夺方式问题。这正是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所力求做到，而为中共现领导的理论家们所不能接受的。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只要“努力工作”、“服从命令”以加强和扩大这一所有制就是了。这完全是一个否定关于文化革命的教导、为国家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论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再说一点，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纳粹法律的（这就是说，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如何占了统治地位的。这种统治地位可以从薛暮桥在《北京周报》（1977第49-52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在这些文章中，他甚至说，在1953年国家通过投资、提供原料、销售产品和派遣管理人员而把一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就足够了，因为这些企业很快就具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性质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丑化。它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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