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夏尔·贝特兰 1978年3月3日 原载美国《每月评论》1978年7-8期 本文是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毛派）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于28年前发表的一篇全面评述文革的经验教训及华国锋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文章。尽管由于发表较早，该文未能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做出分析，而且部分地方由于消息来源所限阐述的并不完全准确。但总的来说，他对于文革的经验教训和华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刻的，有些部分到现在看也是非常有远见的。 值此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为了总结二十世纪后半夜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该文非常值得同志们借鉴、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得出更为准确、完整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亲爱的尼尔·伯顿：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您1977年10月1日的信，如果我没有能够及时回信，那是因为我以前所承担的一些义务使我不能够进行此项工作。这也是我为什么未能同意去年访问中国的原因（同时也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 您的信中说道，如果我在1977年重新访问中国的话，我便不会得出我在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的辞职书里所公布的结论了。我绝对不能同意这一说法。首先，因为中国现在公布的一些文件已反映出某种政治路线，正是这条政治路线的存在使我得出了我所做的结论。其次，在我写信之前和之后，我见到了很多刚从中国回来的游客——中国的朋友、汉学家、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新闻记者等等——他们所告诉我的见闻（即令他们是赞成当前的政治路线的）使我更为坚信我析1976年10月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为之扫清道路的 我不打算一条一条地重复我去年那封信中的论点，也不想一条一条地回答您1977年10月1日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此，我愿意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分析当前形势和产生这一形势的那些事件的，因为情况已经比以前更为清楚了。特别是，在那四个人被清除以后取得胜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已经更明显了；就是说，那是一种资产阶级政策而不是无产阶级政策。 在下面几页中我还将试图说明，就我的看法而言，为什么形势会发展到现在这般地步。我想这样我就能尽我所能来回答您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 文化革命的结束 第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前形势和文化革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这一声明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无异于承认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对群众活动、首创精神和言论自由的极端限制，而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发扬这些东西的。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并分析1965-196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1967年最初几个月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当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又被放弃了的时候）[1]。此后，它以“之”字形朝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因此，宣布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一个延续了数年的历史过程、一个需要做持久分析的阶级斗争过程的终结。这一宣布的方式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声明发表的同时，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做一全面系统的总结。不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中国其产党的新领导没有能够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对由于文化革命而产生的积极变化和那些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变化和实践活动加以区别。这就为对文化革命的每一个成果进行事实上的挑战开了方便之门。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口头上对文化革命表示肯定，甚至说以后还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明确的尽可能透彻的分析，那是很难正确地找到将来的方向的。 第二点，在宣布文化革命结束的同时，一年多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官方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所阐述的论点，实际上是对文化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当前形势的这两个方面显然并非出于偶然，它们是某种深刻倾向的产物，是阶级之间某种力量对比和组成这一力量对比并反作用于它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我料想您是不会同意我上面的提法的，因此，我要发展我的论点。当然，这一论点只能是局部的。否则的话，就必须要做中国共产党没有做的工作，即系统地全面地总结文化革命，权衡其得失，回忆在运动开始时所宣布的目标，估计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在哪些方面有了退步，并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为数不少的文件和资料，这些都是我所没有的——当然，即使我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我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些东西，因为在那里，与许多问题有关的文件和资料，都被认为是需要“保密”的。 既然如此，我建议先揭露一些近几个月内所发生的倒退的事实，然后再考虑其发生的原因。然而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宣布的文化革命的某些宗旨，特别是那些使从前的作法猝然改变的宗旨。它们在某一阶段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曾多少得到实现，但现在却面临着挑战。 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 当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所通过的《十六条》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宣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促进这样一条政治路线的发展，它能够让广大群众自由发表意见，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采取压服的办法（《十六条》中的第六条）允许群众运用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以至在厂矿企业、城市乡村、国家机关和教育机关里建立权力机构。这一行动最终将采用“象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制”。当选的成员将不断地接受选举他们的人的批评。群众有权撤换或罢免他们（第九条）。当时并没有把这一做法看作仅仅是临时性的，而是强调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另一条基本原则也得到了恢复（因为它在前一阶段并没有得到遵守），即“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四条）根据这一原则，党只能通过毫不犹豫地促进群众运动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三条）。 同时，这种批评应当是本着团结和“治病救人”的精神的。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第五条） 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改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继续有很大影响的上层建筑，所以“改革教育，改革文艺等等”就成为当务之急了。（第一和第十条） 这里也提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它强调说，应当给予前者优先的地位。 自从1966年以来，运动在发展，它经历了几起几落，这些都需要很好地进行分析，以便充分理解目前的形势。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在现阶段不可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这场运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方面和理论方面：它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正在遭到党的现领导诽谤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改变企业法律上的所有制和改变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所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是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存在的，中国实行的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差别，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等。 任何人只须读一读今天中国的报刊便不难看出，自从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革命的意图以及伴随着这场革命的理论上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公开地被放弃，而所谓的对那四个人的批判则是为此找借口[2]。 自从1976年底以来所出现的跃退 正像我所说过的，从文化革命所宣布的目标倒退并不是从1976年底开始的。它的开始要更早得多，是和阶级斗争的起伏有联系的。不过，以毛泽东逝世和那四个人下台为开端的这一阶段是以其倒退的程度和对1966年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分析的公开放弃为标志的。这种放弃意味着否定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贡献——换言之，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我上文中已经提到关于放弃1967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委员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委员会成员的原则以及委员会成员的定期改造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被相应的党委会所侵占，那些同属两个委员会的人在职能上经常陷于混乱更趋于剥夺革命委员会民主地表现他们所应代表的群众的愿望和首创性的权利。 同样的衰亡过程也在影响着其他一些在文化革命初期出现的机构。就这样，我在《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中所提到的工人管理小组也销声匿迹了。当我1975年秋重返中国时，我只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些关于这些小组的消息（这还是我在参观所有的工厂时都坚持要了解这种小组是否还存在之后才得知的）。我所听到的介绍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小组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则是彻底化为乌有了。 这种衰亡意味着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倒退，因为这是使劳动人民在更大的程度上共同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主人的必要前提。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它首先产生于国家机器内部和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他们正在企图强化他们的权力和摆脱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然而在1976年，这种倒退仍可看作是一个短暂低潮的结果。因为那时，文化革命仍旧在议事日程上，而那时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分析阐明了（即使并不总是透彻的）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产生革命变革所需要的先决条件。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所有各条战线上进行反扑：在实际措施和具体决策的战线上，在意识形态立场的战线上。 生产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和一长制的加强 这场反扑的对象就是基层生产单位革命委员会所残存下来的东西。它同时还企图加强一任制和党委员会的专权，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并且还要严格劳动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反扑的最初公开表现之一就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977年1月31日发表的讲话（济南人民广播电台1977年2月1日播送）。在讲话所阐述的主题中（这一主题在以后的最高当局的无数次讲话中曾反复出现），我们听到了关于加强经济领域中党委作用的必要性，而对革委会的任务却避而不谈。在这个讲话和其他许多讲话中，只字不提工人们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问题。相反，讲话人谴责了送到党委的批评意见，同时片面地强调服从。如果他宣称：“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的首创精神，而是因为“它能够最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 正如我所说的，提出这些思想已是越来越经常化了。例如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就是向导和信徒的关系。”同样的，这里已不再是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或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了。党委会大权独揽，工人们只能唯命是从。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众或不论那一种残存的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一律被谴责为是和“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相一致的。对领导进行任何监督就被认为是破坏纪律，同时着重批判那四个人鼓吹工厂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和他们所讲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对立。（新华社1977年5月21日）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曾经被毛泽东正确地谴责过的理论，它认为同一是第一性的，对立是第二性的，这是一种代表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 这一正在予以发展的意识形态企图使干部和技术人员凌驾于工人之上，使后者处于前者的权威和所制订的规章制度的束缚之中。 工厂“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扑。这场反扑旨在扫除一切反对工厂内压迫性规章制度（或被称之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言行。 现在声称这些规章制度（它们还是被公认为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虽然只是顺便提到）“反映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复杂过程的客观规律”。所以工人阶级就必须接受这些规章制度，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他们还从恩格斯那里找根据，援引他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写于1873年，题为《论权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方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3] 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正确地指出的，当恩格斯谈到不受任何社会组织约束的专制主义和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运用“权威”这一概念的时候，他让自己被辩论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忽视了马克思所写的关于“工厂专制主义”的由社会决定的特点的一切有关论断。[4]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的名义，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企图说明加强对工人采取压迫性措施是正当的。从现在起，发展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已越来越不是主要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发展工人组织和提高工人觉悟，而是靠强制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例如，1977年8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绝对不应废除规章制度。相反，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须严格规章制度，而工人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在对最后一句话加以说明时，发言人补充道，“这是自然规律（！），生产在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建立更加严格和更加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多么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前景啊！ 对于那四个人的批判除了其它目的之外，只不过是鼓吹实行更加严格规章制度的一种托词。早在1976年姚文元就已经判批过这种日益严酷的规章制度的思想。他写道：“在这种严酷程度上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难道我们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他们连工人上厕所都要计算时间。” 从那时以来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赞扬“某些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和“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某些方面，”甚至这些东西“是从工人们的经验中得来的，所以它们是科学的”！[5] 强化马克思称之为“工厂专制主义”的借口，一方面是据称由于那四个人的活动而造成的糟糕的中国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后我将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意义。现在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劳动竞赛运动”正是打着有此“需要”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论述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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