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新的青年与我们的时代

新工农联合的可能性

前面梳理了从五四新青年到当下，各个历史时期青年人的位置和精神状态。如果说从五四到80年代末期，青年人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那么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时代，年轻一代则被召唤为个人主义的消费者，是个人奋斗、美国梦、中产梦的信奉者。虽然这是一个“小时代”，但并不意味着青年人只关心个人或家庭的小幸福、小欢乐，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依然是社会结构当中最有生命力的群体。新世纪之交，新乡建运动吸引了大量的有为青年参与乡村建设。这种对“三农”问题身体力行的介入，是对80年代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当下主流文化把乡村变成都市生活的乡愁不同，新乡建运动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借对农业、乡村的思考来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克服的痼疾；二是，新乡建运动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不是资本和中产。面对新世纪以来国家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乡村治理的进一步弱化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大资本对农业的“垂涎三尺”，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反思20世纪中国现代化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工农联盟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是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力挑战，实现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其中国家的工业化是最核心的任务，这决定着中国能否在列强环伺的帝国时代存活下去。工业化不仅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也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从晚清、中华民国到新中国，都是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回应。发展工业化的前提是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民营资本的壮大，而中华民国虽然完成了现代中国的转型，但长期遭受来自外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部军阀武装割据的影响，使得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无法完成。当然，中国工业化进程本身也给传统中国社会尤其中国乡村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民国时期一批知识分子从事乡村建设的主要背景，乡村建设成为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救行动。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建国之路，又在50年代初期借助朝鲜战争而获得国家主权的独立，这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按照温铁军的观点，为了弥补工业化的资本不足，毛泽东时代借助人民公社制度从工农剪刀差中积累发展工业化的原始资本，这也造成那个时代农村被工业过度剥削。这种内生性的原始积累方式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制度基础上。农民不仅是与城市工人相并列的国家主人，而且人民公社也把农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保障。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工农联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依靠自力更生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积累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基础，也使得90年代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就有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世界加工厂”。这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新工业化之路，农民以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再次为工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使得农民工没有完全沦为城市贫民。凭借着90年代新一轮工业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工业化国家。

从前30年和后3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得益于一种工农联盟的社会制度，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遗产。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从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升级中，工人、农民同时沦为社会底层阶级，也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一个是，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三农危机，农业、农村在新的工业化过程中完全被抽空，变成了现代化之外收留老弱病残妇幼的场所；二是，2008年、2010年以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劳资矛盾，两三亿新工人与利润率下降的代工厂资方之间的对抗，这使得90年代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政治威权加经济自由化）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与90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返回乡村，新工人无法转化为农民，这就是打破了80年代以来乡村充当工业化、现代化的蓄水池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能否构建新的工农联盟是关乎未来发展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