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新的青年与我们的时代

从“新青年”到“老男孩”

从青年视角反思中国社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青年人的命运不仅与百余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处在彼此互动的状态。201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期刊《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一般来说，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是现代中国的起点，但是就像鲁迅的小说所揭示的，民国虽然成立，中国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封建意识依然存在。而1915年到1919年出现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进入现代的标志。《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阵地，一方面传播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文化推手。新文化运动的“新”体现在两点上，一是用西方的、现代文化来反对封建意识，比如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二是新文化所召唤的主体是青年，是掌握了新文化的新青年，青年也成为此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革命中最活跃的群体。这本杂志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也培育了一代五四新青年。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确立了三种新价值。一是，新青年与一种新文化、新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有关，通过改造青年来改造社会，这标志着新青年登上历史的舞台；二是，出现了一种“新”意味着好、进步、正面的价值判断，与之相对立，“旧的”、“老的”就是负面的、保守的代表；三是，新青年是一种掌握了新知识、新文化的知识青年，知青在20世纪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养育的新青年带有两幅面孔，一是关心个人、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如走出封建家庭的觉醒的人（如巴金的《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二是关心民族、国家命运、参与社会实践的革命家。这又分别对应着两类典型的知识青年形象，一类是文学青年、文艺青年，90年代后期出现的小资也属于此列，第二类是文学青年“投笔从戎”转变为参加大时代斗争的革命青年。随着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都市青年人（经历新式教育的新青年们）意识到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包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落后的中国应该学习的榜样，于是，30年代中后期很多热血青年投奔延安，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考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大致是50年代的革命文学《青春之歌》所讲述的故事，讲述个人主义的五四青年怎样转化为为了更多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其中也涉及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如何背叛自己的阶级，与工农群体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50年代也是核心问题。

如果说陈独秀第一次将新青年放在历史和社会的主体位置上，那么到了50年代建设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新中国本身就带有新青年的朝气和豪迈。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都不一样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青年问题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社会主义江山的红色接班人联系在一起。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相似，50年代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被认为“天然”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新人，不存在旧社会的包袱和自我改造的问题。60年代，教育青年、使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凸显出来，如《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作品都讲述如何教育青年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传统，这是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质、防止个人被资产阶级思想腐化堕落的保障。“文革”初期，青年人以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份被召唤为新的革命主体，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急先锋。“文革”有两个任务，一是反帝，一是反修，既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又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尝试走一条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得中国处于美苏冷战结构的第三元，也是当时全球左翼激进运动的榜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正式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上山下乡并非始于文革。50年代就提倡，1961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大有作为”的号召，真正大规模地有组织的行为是1968年开始。据统计，文革期间有1600多万人上山下乡。知青下乡本身是一种“逆城市化”运动，也带来三种社会效果：一是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知青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中国农村和边疆地带，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很多有知青经历；二是有助于缩小三大差别。现代化和工业化本身制造了工农和城乡差别，包括让农村越来越凋敝等，而知青下乡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三是有助于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农村并不是被现代化和工业所抛弃的地方，而是能够找到人生价值的地方，让年轻人回到农村，使农村“在地”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这和90年代以城市为中心、把所有资源都抽取到城市的现代化之路是不同的。当时的电影如《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都是讲述年轻人扎根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

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以人性的回归和新的现代化叙述为基础的，通过重述五四启蒙价值观来为新的社会改革提供合法性。与青年相关的是，重新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把个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变成自由市场中自由自在“游泳的鱼”。不过，80年代处在毛泽东时代和90年代彻底市场化的时代之间，具有过渡时期的特殊性。80年代一方面分享了毛泽东时代乐观、青春的底色，另一方面又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那是一个自信的、充满未来方向感的时代。1980年夏天，《中国青年》杂志刊登“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编辑部集体策划的“读者来信”一经刊登就获得巨大反响。这封信讲述了经历文革的“我”从“无私”到“以自我为归宿”的思想蜕变，一方面醒悟到保尔、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所代表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仰都是“宣传的”、“虚构的”、“可笑的”，另一方面认识到“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才是可信的人生真谛。最后，信中写到“我”不愿意和工厂里的其他家庭妇女为伍，“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封信的重点不在于控诉文革伤痕，而是在既有的社会制度下这种追求自我价值、渴望实现作家梦的“人生路”越走越窄。那些人生的拦路虎就是“组织”、工厂式的单位制等体制性力量，这也就是80年代用个人成功来批判分配制、“铁饭碗”的禁锢与压抑，“体制外”成为一种实现自我认同的“自由”象征。

90年代以来，对于青年人来说，青年人的梦想变成了个人的成功梦。每一个人都是一无所有的个体，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个人奋斗、美国梦成为主流价值观。不再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而是个人要成为个人主义的英雄，这种英雄的形象就是企业家和资本大亨。90年代初期有两部电视剧很火，一个是《外来妹》，一个是《北京人在纽约》。前者讲述南下广州打工的农村姑娘，在港资的工厂里寻找成功梦，后者是北京的音乐家到美国从头开始，寻找美国梦的故事。在市场化刚刚开启的时候，这些励志故事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人经过努力都能够成功的幻象。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已经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接轨”，而此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90年代新旧体制交错的双轨制不同，新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旧制度已经消失、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成为主导逻辑。这就使得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叙述不再讲述反体制的“自由”神话，而变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种梦想就是潘晓的个人成功的人生梦，一种信马由缰、开疆扩土的个人主义英雄成为新世纪之初电视荧幕的主角。

2002年红色怀旧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让“泥腿子将军”成为新的英雄。这些土的、没有文化的、不入流的“泥腿子将军”既是不按常理打仗的个人（男性）英雄，又是打鬼子的国家英雄。这些“从奴隶到将军”的故事与19世纪的美国梦一样，是自由竞争时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成功者。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哪怕只有一个人取得最后的成功，依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制度。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少数人或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的“饥饿游戏”。这种草莽英雄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英雄梦很快转变为职场白领们的励志“春梦”。就像美国在从19世纪小私营企业主的时代向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个人成功的美国梦也变成了二战后的中产梦。这种中产梦的体现就是2005年之后的电视荧屏上开始流行职场励志剧，如《士兵突击》（2007年）、《奋斗》（2007年）、《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杜拉拉升职记》（2010年）等。在这里，个人已经从“泥腿子将军”、光鲜亮丽的小资，变成了可能随时被碾死的蚂蚁（《士兵突击》原版小说把许三多比喻为一只坚守职责的兵蚁）或战争中的“炮灰”（《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炮灰团），一种公平竞争的职场故事开始变成危机四伏的战场，如《暗算》第三部以及电影版《风声》中谍战故事变成了一种密室里的杀人游戏，这种“无处可逃”、不可掌控的宿命感本身是个人在日益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隐喻。

2008年前后在房地产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产梦开始破碎，出现“蚁族”、“蜗居”的现象。2008年郭敬明的《小时代》第一部出版，这部小说不仅把上海浦东作为“小时代”的背景，改变了上海怀旧热中对石库门、外滩殖民建筑群的空间想象，而且清晰地呈现了青年人在这个熠熠生辉的小时代中的真切感受，“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昔日在七八十年代的“大时代”中孵化出来的“大写的人”变成了“小时代”里“最最渺小微茫的一个部分”。这些生活在“大时代”落幕后的小时代里的年轻人，不用拯救民族于危难，也不用面对你死我活的冷战对抗，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悲欢和小伤痛，不愿意感受、也不关心中国社会这二三十年的巨变。“怀旧”氛围是这些影片最大的卖点，《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2013年）《匆匆那年》（2014年）等都唤起观众对刚刚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怀念。借用另一部电影的名字来描述这一代年轻人就是“老男孩”，他们还没有真正变老，就已经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曲了，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成为他们无限缅怀的人生段落。《老男孩之猛龙过江》（2014年）中选秀失败的筷子兄弟再次回到中学晚会的舞台，他们期望自己从来都没有毕业过，而《匆匆那年》的结尾处陈龙渴望回到那场篮球比赛，重新开始与方茴的爱情。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一旦走向社会，走进职场，立马意识到市场经济下求生存的压力，而近些年蚁族、屌丝的出现也使得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奋斗空间被压缩。这或许就是他们怀念校园生活的心理动机，因为那是一个竞争不太激烈，能够享受到同学情谊的空间。

在这里，出现两种有趣的文化想象，一种是“黑暗世界”的来临，不管是《小时代》，还是《甄嬛传》及其他职场剧，曾经自由竞争、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变成了流着黑色液体的“你死我活”的战场；第二是生活在“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只能以更加黑暗的方式来成为黑暗世界的胜利者和幸存者，否则就会淘汰出局、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说80年代作为历史的人质和牺牲品的个人笼罩着一种自由与解放的梦幻，那么在“深似海”的后宫中个人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臣服”和顺从，不可能、也拒绝对“压抑而封闭”的权力秩序进行任何批判和反思。可以说，这些稚嫩、无辜的面孔下面隐藏着一颗无比苍老的心灵。这与90年代末期开启的社会、经济领域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密切相关，随着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行业的产业化改革，驾驶“一叶小舟”的蚁族们在缺乏社会保障的背景下变得“鸭梨山大”，精神“自由”却无力承担物质现实的“暴风骤雨”，按照电视剧《蜗居》（2009年）中市长秘书对作为情人的白领“一语道破天机”：“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于是，即便沦为屌丝，也渴望“见证奇迹的”逆袭时刻，正如那句自嘲的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