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大萧条

2008 年爆发的遍及世界的经济总危机，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一次大萧条。这次危机是资本积累长期波动模式中，经济长期繁荣最终让位于长期下行的一个完全正常的阶段。当这种转换发生的时候，经济状况由好变坏。在坏的经济状况的后期阶段，一个打击就能引发一场危机，正如 2007 年次级贷款市场崩溃引发了危机，也如 1820 年代和 1870 年代、193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总危机，都是由之前的打击引发的。［1］［2］［3］加尔布雷斯在其名著《1929 年大崩盘》中指出，虽然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以一系列疯狂的金融投机为先导，但从根本上说，正是 1929 年不健康且脆弱的经济状况使股票市场崩溃，进而引发经济崩溃。［4］［5］①既有当初，必有近日。［6］那些选择把每一次这样的插曲看作独立事件，看成是迄今为止一直纯洁无暇的白天鹅群中随机出现的“黑天鹅”的人，已经忘记了他们要寻求解释的这一历史的动因。［7］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正是利润的逻辑致使历史重复。

资本主义积累虽然表象为一个混乱的动态过程，但实质上却具备强有力的内在节奏。这个节奏由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共同调制。因此，对具体积累历史的分析，必须把它内在固有的模式与它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区分开来。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动态过程中最显著的因素。一个短周期( 3 ～5 年存货) 来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无休止震荡，一个中周期( 7 ～10 年固定资本) 来自总生产能力和供给的较慢波动。［8］但在这些商业周期之下，起更基础作用的是一个由长期交替进行的加速积累和减速积累所构成的更缓慢的节奏。各种商业周期错综复合在一起，构成这些基本波动。［9］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是 1970 年代的大滞胀。虽然潜在的危机被严重的通货膨胀所掩盖，但还是出现了大量失业、股指市场实际价值的剧烈下跌以及企业和银行的大范围破产。在那个时候，存在着关于经济和金融制度将一起崩溃的巨大担忧。［3］123美国和英国是这次危机爆发的典型，危机导致高失业率、快速侵蚀实际工资和股票市场实际价值的通货膨胀以及对工会和其他支持劳动者与穷人机构的攻击等。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采取了保持低失业率和缓慢紧缩资产的对策，这虽然拉长了危机持续的时间，但却阻止了危机下沉至英美国家那样的深度。

到 1980 年代，几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一场由利息率的剧烈下降所激发的新繁荣。利息率的剧烈下降，极大地提高了资本的净回报率，即提高了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净差额。下降的利息率还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扩散，诱使消费者债务的大幅增长，刺激国际性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滋长。在许多国家，金融机构渴求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除了像加拿大这样的少数国家之外，这种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出现了对劳动者前所未有的剥削，表现为实际工资增速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实际工资减少导致实际消费支出能力停滞不前。但随着利息率下降和信用更易获得，消费和其他支出继续上升，支撑起一个日益上升的债务浪潮。对资本积累的所有限制似乎都被搁置起来，所有的运动规律似乎都被废除。然后，崩溃终究破门而入。美国的房贷危机只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深层次的问题是利息率的下降和债务的上升，是它们强撑起已达到极限的繁荣。

当前，危机还在继续。虽然在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大量货币被创造出来以支撑商业部门的运转，但这些货币并未带来直接的好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高位。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演化过程中，机构、规制和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还展现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模式? 答案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 这些特殊模式的根源均为利润驱动，它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留着商业行为核心调控者的地位。为保持这个不变的内核，资本主义一直在改变它的外形。本文将通过检验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中的逻辑。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危机的发源地，仍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但必须说明，实际因危机而付出的代价是全球性的，大部分灾难降临到了妇女、孩子和失业者身上。

“驱动企业家的引擎是……利润。”［10］“没有利润的销售额是没有意义的。”［11］获取利润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利润率( r) 与利息率( i) 之间的差额是资本积累的关键，原因在于利润是主动投资的回报，而利息率是被动投资的回报。资本可以投资于生产或销售商品，也可以用于借贷或积极的投机。在每一种情况下，利润率都是资本的回报，其间的过程和努力受制于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和错误。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资本也能投资于储蓄账户或安全债权，以相对安全的方式赚取利息。利息率是主动投资回报率的基准，是后者的安全替代物。马克思将这两个比率之间的差额称为企业利润率( r － i) ，他认为，正是企业利润率驱动着主动投资。凯恩斯把利润率称为资本边际效率( MEC) ，并集中研究了它与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认为这个差额是投资活力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很迂回的方式对这个差额也进行了解读: 生产成本定义中包含了“机会成本”———它由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 interest equivalent) 构成，因此，“经济利润”是企业的利润量，相应的利润率不过是企业利润率( r － i) 。［3］126［12］［13］

假设企业的年利润是10 万美元，当期利息率是 4%，企业年初资本存量是 100 万美元。那么，如果该企业的资本被投资于安全债券，可获得4 万美元利息。从古典经济学角度看，企业的总利润由两部分构成:4 万美元的利息等价物和6 万美元的企业利润。新古典经济学把利息等价物看作是与工资、原材料和折旧等同的“成本”，因此，它的经济利润的定义只包括企业利润( 6 万美元) 。由此可以得到: 利润率等于年利润与年初资本存量的比例，即 r =100，000 美元/1，000，000 美元× 100% = 10% ; 相应的企业利润率是企业利润量除以资本存量，即 re =60，000 美元/1，000，000 美元× 100% = 6% ; 企业利润率还可表示为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即 re = r – i = 10% － 4% = 6% 。

在经验验证层面上，有两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进一步考虑。首先，国民收入账户中所列的利润既不是总利润( P) ，也不是企业利润( PE)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值。国民收入账户把经济利润定义为实际利润扣除实际支付的利息。因此，如果正在研究的这个企业借了一半的总资本( 50 万美元) ，它就必须支付 2 万美元的实际利息( 50 万美元总债务的 4%) 。这样一来，国民收入账户的利润指标( P' =8 万美元) ，是实际利润( P =10 万美元) 减去对实际借债支付的实际利息( 2 万美元) 。因此，为了测算实际利润，我们需要把实际的货币利息加到国民收入账户所列的利润数中去，然后按照之前讨论的方法，计算企业利润的水平和比率。［14］［15］［16］其次，如果我们在分子中用当前美元利润流，在分母中用当前成本计算资本存量( 用当前价格等价物测算的资本) ，那么所有的利润率都是实际比率，即调整了通货膨胀的比率。通过这种方法，分子和分母反映的是同一套价格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际值的测量。②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利润率( re) ，因为其分子是当前利润减去当前利息等价物( 以年初资本存量( P － iK) 的当前成本计算) 的差额。用这种方法测算的企业利润率 re = r － i 是实际比率。［17］［18］③下面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导致当前危机的事件，首要的是利润率的运动。

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 见图 1) ，系指支付利息和利润税之前的利润与年初厂房设备当前成本的比率。我们需要测算支付利息之前的利润量，以便与同样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相比较，计算出企业利润的总量。因为非金融企业公布的利润是实际支付利息之后的净值，所以，我们需把同样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重新加到他们公布的利润中。这种测算方法会捕获一部分金融企业的利润。从图 1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利润率有很大的波动，而且在短期内很容易受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如 1960 年代利润率的巨大扬升，反映了越南战争的升级。对利润率而言，战争一般是好事，至少在早期阶段是这样。图 1 展示的利润率的拟合趋势( 细节见图注) ，区分了由结构驱动的利润率模式和由越南战争这类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波动。我们看到，利润率在 35 年的时间里保持下降的趋势，然后稳定下来。现在的问题是: 什么事情逆转了利润率这一不断下降的模式?

图 2 描述了 1947 ～2008 年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每小时实际工资间的关系。实际工资的增长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慢很多，即剥削率趋于增加。而且从 1980 年代里根政府开始，实际工资增长明显减速。如果用 1980 年代起的实际工资变动轨迹，与在继续保持战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比例关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工资变动轨迹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显著。这种对原有趋势的背离，是通过这一时期对劳动者的全力进攻换来的。它对利润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相对于利润而言，雇员的工资数量巨大。

图 3 描述了抑制实际工资增长对利润率的影响，展示了利润率实际变动和反事实变动的轨迹。后者是在继续保持非金融企业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在战后比例关系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利润率变动轨迹。始于里根时代的对劳动者的镇压，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撑起 20 世纪后期资本的繁荣。

实际工资增长的减速延缓了利润率的下降，但这只部分地解释了开始于 1980 年代的大繁荣。资本积累由企业利润驱动，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大繁荣的另一个关键点———利息率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出现非同寻常的持续性下降。图 4 展示了美国 3 个月国债利息率的变动轨迹: 在 1947 ～1981 年的第一个阶段，利息率从1947 年的0. 59%上升到1981 年的14. 03%，上升了近23 倍; 在1981 年开始的第二个阶段，它以同样剧烈的程度，从 14. 03%下降到 2009 年的 0. 16%。总之，战后利息率的长期上升和随后的长期下降的变化趋势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图 5 通过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利息率的对比，展示了这一趋同性。这说明美国利息率变化的动态过程，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特征。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所有因素联系到一起。总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是企业利润率。这是资本积累的核心驱动力，是产业资本“动物精神”的物质基础。图 3 显示，1982 年之后对劳动者的全力进攻，使实际工资的增长比过去缓慢得多，进而将总利润率从长期下降的趋势中拉了上来。图 4 和图 5 显示 1982 年之后利息率剧烈下降。图 6 显示这两个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净效应，即大大提高了企业利润率。这就是 1980 年代开始的大繁荣的秘密。这次大繁荣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内在矛盾: 首先，利息率的剧烈下降带来无节制的借贷，各部门债务负担猛烈增长。为保持消费支出的增长，那些实际收入一直受到实际工资增速下降挤榨的家庭，被提供了更廉价的借款。结果家庭负债与其可支配收入的比，在 1980 年代显著上升( 如图 7 所示) 。其次，一旦利息率被降到零，就再也无处可降。这个基准利率与商业或消费者借贷之间( 优惠利率、房贷利率) 的差额，虽仍可被政府压缩，但这个差额是金融部门获取利润的来源。后者通过存贷款的利率差赚取利润。因此，缩小这个差额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但家庭负债/收入比增长了又能怎样? 毕竟如果借债很便宜，一个人就可以在不必招来更多本息负担( 分期付款及所付利息与收入的比率) 的情况下，承受更大的债务。事实上，如图 8 所示，1980 年代家庭负债/收入比平稳增长，但相应的偿债比却保持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即家庭负债越来越多，月供却没有大量增加。然而，在1990 年代，随着负债的继续增长，偿债比也开始上升。到2007 年之前，债务波动曲线在历史最高水平上达到峰值，然后在2008 年下降，因为在不断展开的危机的痛苦中，借债较收入下降得更快。这就到了关键之处。从工人一方看，在一段时期中，虽然实际工资增速下降，利息率的下降刺激了家庭借债的增加，帮助他们维持了生活水平的原有轨迹。从微观经济看，负债增加带来的家庭支出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繁荣。繁荣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利息率的显著下降和剥削率的上升( 实际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同样显著的下降) ，这二者的结合大大促进了企业利润的增长。同样的两个变量对工人和企业却起到不同的作用，因为骰子被灌了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