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毛｜在“叛乱”中心的日子

在最初的几天里,游击队员们不怎么和我们交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我们。他们也许在想，我是印度人吗?如果是，我为什么和简•缪尔达尔用瑞典语交谈?他们的印地语也不太流利，而且他们也不确定我是否能理解他们更熟悉的恰蒂斯加尔语，当然他们知道我肯定也不懂冈德语。但是几天之后,好奇心战胜了戒备心理,他们开始和我们交谈。当他们发现我懂印地语，而且是一个住在国外的印度人，现在就住在德里，他们开始对我好奇。当我们开始一起唱歌后，他们就逐渐信任我了。他们向我询问德里民众的情况：他们有工作吗?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还问我，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健在的时候，欧洲革命没有成功?欧洲现在还有阶级斗争吗?为什么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用炸弹袭击清真寺，把自己的民众而不是美国军队当成袭击目标?为什么克什米尔人没有一个政党为自己争取解放?每个问题都需要回答,不能敷衍了事。但是这些问题有些我了解，有些不了解。三十年的斗争，让他们逐渐了解了森林外面的世界。他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曼尼普尔邦和阿萨姆邦，受压迫人们正在为了自由而抗争。斗争中的人是敏感的，因此尽管他们被封锁，但是思想并不封闭，他们居住在丛林中，但他们的心却与其他地区的人民连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生活在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anam Sarkar，Revolutionary People’s Committees）领导下的森林居民，住在城市里的印度知识分子思想反而更加狭隘，他们对其他地区民众的斗争熟视无睹。

在与游击区以及毗邻区域的土著农民交谈后，我找到了最近巴斯塔地区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三个原因。首先,政府发起战争，是为了让大公司夺取当地人的土地。当地农民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出售土地并接受现在的补偿，那么他们不仅会失去土地,而且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我听到这消息时很好奇,问他们“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是什么意思。我被告知，公司的“代理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补偿给他们的钱，那么这些钱将会转给他人。他们解释说，这意思就是公司会签发空头支票或将支票签发给非土地所有者，这种事情现在很常见。第二，货币补偿能否体现土地的公允价值，因为这土地的不仅是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依靠，也是他们后代生存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他们指出,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树林的价值，也应该体现在补偿中。第三,他们在看到发生在Bailadilla（恰蒂斯加尔邦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事情后，就意识到了政府整天谈论的“发展”都是假话。过去那些年来,部落民生活贫困，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仅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现在,当有公司希望占有他们的土地，政府就提出“发展”。他们希望政府能让他们就这样过下去，不要折腾他们。一个当地老农民说,如果“政府如此热衷于“发展”，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们不帮助部落民发展农业?”

在一次会议上,一些老人的言论让我们震撼，“我们已经很老了，生命已经快要结束，所以为了阻止政府夺走我们的土地我愿意献出性命，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仍然能够保留这片土地…我们所有老人都会这么做”。他指着他的后代说，“我们就呆在这里战斗，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被军队杀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杀死我们所有人吗?”“我们知道如何战斗”。愤怒是显而易见的。我问我们应该告诉外面的人什么?“请告诉他们政府对他们撒了谎。今天他们拿走我的土地和森林，明天将带走我的生命”。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森林和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对他们复述了印度内政部长的话：“除非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否则不可能发展。矿产资源是财富,必须开发并为人所用。为什么不呢?你们想让部落永远过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吗?我们应该让部落成为人类学的博物馆吗?是的,我们可以继续保留这些矿藏10000年,但这会给这些人们带来发展吗?我们可以尊重部落民崇拜Niyamgirhi圣山,但这会让他们有鞋穿，让孩子有学校可上，改变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吗？这样能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吗?对于采矿业的争论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他们说，我们现在并不在挨饿。但是,外面的人们呢?“如果允许人民政府接触他们，他们也可以受益。”“所以你们不想发展?”我坚持问他们。“现在我们不希望这些外面的大资本家掠夺我们。我们知道在Bailadilla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句关键的口号,“看他们在Bailadila做了什么”。(见Gautam Navlakha 和Asish Gupta所著《巴斯塔的真正的分歧》，第30卷四十四章, 2009年，8月15日)

我向我们的同伴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告诉他们，外界说毛派喜欢滥杀无辜，村民哪怕有一点“告密”的嫌疑就会被杀害。但和我一起的同伴们反驳说“我们从不杀人,抢劫或强奸”，我们只会帮助人。Chetu说,我来自南丹德瓦达，在那里“和平行动”(Salwa Judum)的军警肆意强奸和杀害女性。他们专门针对无助的平民。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战斗，而去杀害村民？Sukhlal说,他的弟弟在监狱中被残酷虐待,仅仅因为参加了印度农民协会。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杀戮?“不,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只杀‘人民的敌人’。”但人民的敌人又是谁?凡是反对党的人就是敌人吗?“不,不是。对我们来说，敌视，反对和批评党并不重要，但如果你帮助政府军队，那么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我问你们怎样惩罚这样的人?“我们并不杀掉的所有被认为是敌人的人。党会阻止人们杀害告密者。只有被一再被警告却屡不悔改的人才会被处死。”

我记得2010年1月毛派总书记在我和简•缪尔达尔对他的采访中讲到:“…在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地区,曾经发生一件事，两个村子中有33个村民与警察勾结，成为他们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想给间谍头子判死刑,但是党给那个人说情，让他有机会认识到错误。如果在自己的政权控制区域内，毛派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会有不同吗?还是他们只是选择性的提起这件事以表明死刑是不受欢迎的?还是我多虑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如果毛派们滥杀无辜，那么他们的政权不可能在这片区域坚持这么久。

Sukhlal问我，“你看到那些高压电线了吗?“是的”,我说。“你应该知道，去年当地的民兵组织炸掉了一些输电塔，党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批评了他们。”党说了什么，民兵又为什么这样做，我问。“党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城市里的穷人将会比富人受更多的苦，因为富人有发电机，供电不会受很大影响，停电造成的损失主要由穷人承受。”那么民兵组织的成员说了什么？“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把警察引诱过来，然后伏击他们。”这意味着民兵可以擅自采取伏击行动？“不，他们会先通知人民解放游击军。”

“如果党是不主张伏击的，那么怎么会频繁发生伏击，爆炸事件?”我对人民解放游击军指挥官Ramu抛出这个问题。

他说，“当然,我们会组织伏击，但每个伏击是精心策划的，需要很多时间来计划，因为我们弱于敌人。我们不能随意发动不计后果的进攻。除非我们做好准备，否则我们通常避免与敌人交战。而且我们发动这样的袭击主要是为了得到武器。”他说，几天前，有两人据说因为加入政府军队被杀，根据2010年1月21日内政部长P Chidambaram的说法，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只要是我们做的，我们就会承认，即使这对我们不利，这就是为什么类似你们这样的人喜欢批评我们。”他补充说，他们认为这是“积极的批评”。但是对于不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道歉，但我们不能为与我们无关的杀戮受指责。他说，我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因此每一个行动都是计划好的。”

“那么毛派的斩首事件或在恰尔肯德邦火车爆炸事件呢?也是计划好的吗?”“这是我们的失误,”他说，“党已经承认了错误。”我指出，每次你们犯下这样的错误，即便事后道歉，但对你们的运动有何帮助呢？这些事情难道没有暴露出组织纪律的问题吗?他说，“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这里，我了解DK地区，但不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

我质疑他们杀害印共(马)成员的行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他们是腐败分子还是压迫了人民?还是仅仅出于一些毛派成员的报复欲望？如果是这样,党有没对他们指出,不计后果的杀戮只会伤害党，而不会帮助自己赢得朋友? 如果城市中产阶级反对这些杀戮，他们将如何去争取他们站在革命的一边?如果革命的战士不能遵守纪律，该党打算如何赢得人们的支持?他们认真的倾听我的话,但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们不支持盲目的暴力。”我也把这些问题抛给一个高级领导人，他说在阅读委员会的报告核实情况之前他无法回答。他们拒绝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接受批评，即便这批评来自一个“支持者”。但是我注意到，他没有轻视我的批评，我告诉他，如果党不能维持纪律，那么他们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军队是否在政治组织上已经为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做好了准备，他问这是我的观点还是其他人的观点。我说这是许多人的观点,他点了点头。

但是我仍然想知道,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一个行动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是由党来决定，还是由游击队或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决定？如果一支队伍在没有党的允许进行行动会被给予什么处罚?例如是谁批准了Jamui的屠戮行为[7]?或是袭击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8]?如果党是反对一些行动的，为什么不能阻止他们？我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一直强调他们会考虑我的批评。他们告诉我，也许公众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一直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对于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清晰的回应。但他们也坚持认为他们所在的丹达卡丛林地区与比哈尔-贾坎德地区不同,所以我不能妄下结论。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很沮丧,因为我不停地提到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情。我同意我可能是错的，和其它地区不同，党在丹达卡丛林地区建立政权已经超过20年了，因此他们通过赢得民众的认同而不是暴力来维持领导地位，这也反映在他们政权的宪法里。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斗争经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DK和其他地区之间不同的现状，但是这差异有多大,以及是否会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我去过比哈尔-贾坎德游击区域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然得到了一份2009年4月28日丹达卡丛林地区特别委员会的公开道歉声明：写给那些在2009年4月16日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人的家属。声明上写道:

“我们知道说对不起也不能挽回您家人的生命，我们的道歉也不能抹去你们的眼泪。但是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党对你们的家人没有敌意。那是一次意外。政府公务员包括警察和普通军警以及准军事部队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袭击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为什么我们安置地雷?或者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这是制度的问题。你们都很清楚,每一次和平的鼓动和抗争，我们都遇到政府的镇压。我们不是剥削阶级的政府宣传的那样是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我们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我们在落后的部落地区组织民众反对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帮助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他们继续指出, 2009年1月4日在南巴斯塔的Singaram1地区，19个原住民被杀，包括四个妇女，她们被轮奸和杀害。在西巴斯塔的Minkapalli，6个原住民被杀害。自2005年以来,至少有1000原住民丧生,数百名妇女被强奸,700个村庄被烧毁。“这样做是为了向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家移交矿产资源。正是在这种暴力下，我们不得不以‘暴力’给予回应。我们如果不反抗，他们的目的早就实现了。虽然政府士兵和警察来自普通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工具，攻击他们的乡亲。杀人、抢劫、强奸、非法逮捕、受贿…这是警察…的惯例。我们经常分发宣传册,呼吁他们不要攻击穷人，剥削人民。这就是我们使用炸弹袭击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背景”。

声明所体现的态度和那些叫嚷着“我们早就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毛派批评者或嘟囔着“阶级战争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毛派支持者完全不同，他们都脱离了日常的斗争，不懂得斗争需要细致的工作，不断改正错误。对于我所有尖锐有时甚至不留情面的问题，他们没有一次表示轻视。虽然他们谈论其他地区很谨慎，但是非常乐于谈论他们自己在DK地区的工作。他们向公众进行公开的道歉是正确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赢得人们的支持，那么他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