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鸭山直面煤矿工人的“中国痛”

走出国企困境

　　咱们工人有力量   图片拍摄：宋阳标

　　金融风暴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自由市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然而，无论是让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被抛入市场，没人去听他们的声音，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的缺失，正是破译他们命运的密码。在我们的走访中，遇到的工人们个个都是勤劳、朴实而善良，正是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发展提供着最基本劳动要素，然而，也正是他们，每个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却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这难道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爱护”劳动者的方式?

　　第一种主流观点是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要么以制度经济学家自居，要么就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前者认为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经验，主张企业改革应实行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说穿了，这只不过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压低生产成本，加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工人对福利的负担;后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帜，主张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维护了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这两派国家主义者却在强调国家的同时，一方面避而不谈两极分化与贪污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将那些“国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们远远抛出了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将产权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经济民主)混为一谈，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将改变产权所有制性质作为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弊病，即官僚主义泛滥、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主要问题的药方，却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和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才是真正激发生产效能，民主参与以及有效约制官僚主义的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强调所有权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的落实，从而导致了企业管理权和社会资源只是垄断在少数官员和精英手中，更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因为国企的精英们并不打算把国有制转变为一种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所有的劳动者分享到劳动成果，也不打算让工人参与管理与分配，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民主。在这种国有制下，大部分的财富落在少数的管理阶层的手上，进一步造成了官民冲突的潜在隐患。

　　第二种主流的观点是自由市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因而滋生贪污腐败和资源垄断，使得生产低效、成本激增，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认为只要厘清国有资产，逐步让位给市场，让有能力的个人逐步分割垄断资源，独立管理就能激发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建构一个产权私有、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制度。说到底，他们提出的出路就是进一步地私有化，企图将所有权从国有制转为私有制。

　　第二种观点认为进一步的私有化和现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贪污腐败的问题。在自由市场主义者看来，产权和资源被控制、垄断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产权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资本家手上。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的是，自由市场主义将产权制和民主管理对立化，认为只有资本家才懂得市场逻辑和企业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这种主张就是赤裸裸地把产权和社会资源转移到少数的资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润视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将工人抛到所谓的自由市场上进行竞争，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

　　就这样，资产所有者和管理阶层与劳动者不但在收入方面拉大差距，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制造着不同的梦想。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能达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而且矿上领导和工人吃饭、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而煤矿的管理阶层的工资迅速提高，反而是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所，甚至连喝的水、吃的饭都是带有阶级属性。因此，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社会不公的根源归咎于国企所有制的产权问题，是掉进了一种认知的盲区及资本的圈套，其背后是一种阶级利益的误导。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是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有意地把产权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颠倒，因此无法真正处理国有企业和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看，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都忘记了这些默默奉献的煤矿工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体，才是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历史隧洞里的黑暗?如何才能让他们面带微笑，重建经济主体，使得“矿工万岁”再一次浮出历史的地表呢?

　　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是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矿上领导和工人吃住都在一起，生活待遇没有明显区别。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却迅速提高，且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房，甚至连喝水、吃饭都有了阶层属性。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今天，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仍然灵魂附体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中。煤矿工人的命运困境，仍是沉重的社会命题。

(本文整合自《历史隧洞中的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走向市场?》以及《煤矿工人的“中国痛”》，后者刊于《南风窗》2013年第18期，作者：潘毅、吴琼文倩、邓韵雪，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她的学生。 责任编辑：胖头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