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张五常说，邓丽君唱一首歌收入就高得惊人,但邓丽君可不是资本家,说她是工人吗？“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是否由此可以推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错了呢？另外对于艺术家这类创造的价值又是怎样定价的呢？
（图片来源：freewings）
在《邓家天下》一文中，张五常说，邓丽君唱一首歌收入就高得惊人,但邓丽君可不是资本家,说她是工人吗？“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这只能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错误了。毕竟，“价值与劳力没有一定的关系。”
张五常一秒也没有考虑过：邓丽君的收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吗？马克思可曾说过一个人的收入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或者，张五常的“马克思”有这样的谬论。原装正本的马克思幸而并未无知到这种程度。
邓丽君所赚的钱，只是一种收入，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价值由劳动所创造。这是属于生产的范畴。收入却是另外一个范畴，是分配的范畴。分配当然要以工人已经创造的价值为基础。但是就已有价值如何进行分配，既不是生产的范畴，也不直接由生产决定。分配有它自身的规律。资本家没有劳动，也没有创造价值，但马克思没有否定其分配权；非生产性工人虽然有劳动。但没有创造价值，照样有分配权。生产性工人尽管创造价值，但是他的收入永远不会包括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马克思甚至嘲笑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主张劳动所得要“不折不扣”地归劳动者所有。[2]可见，要取得收入，既不一定要创造价值，也不一定要劳动。归根究底，生产价值与分配价值是两码事。邓丽君的例子只证明要取得收入不一定要劳动——对此马克思完全同意——但不能证明劳动价值论错误。事实上。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明白收入与劳动没有一定关系这个普遍经验。招摇撞骗而发达者有之，乱吹乱叫、强不知为知而发达者有之。张五常以为然否？
张五常不仅把获得收人混同于价值，而且把艺术品(歌唱家的歌)混同于普通产品。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规律的。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不是一次过完成生产的。而是通过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断再生产出产品，同时也再生产出原有的生产关系。但是，艺术品从头起就不是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从头起就没有包含在《资本论》的分析中，因为艺术品根本无法再生产出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能再生产自己的作品。因此，适用于一般生产的规律，根本不可能适用于艺术品。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当马克思谈到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部门转移的时候，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是撇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说”的，因为“按问题的性质来说，这种艺术作品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3]又说：“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4]马克思要考察的，正正不是“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其运动的艺术品，而是一般产品，因此他的劳动价值论根本不能拿来应用于艺术品，正如鸡毛不能当作令箭一样。
不幸张五常的错误不止于把鸡毛误认为令箭，而且还混淆了价格与价值的分别。
邓丽君的歌有很高的市场价格，而不是价值。稍微碰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根本不可能直接在市场中出现，就像佛洛伊德的“原我”、“超我”不会在人类的现实活动中直接显现一样。马克思严格区分价格和价值。价值的唯一来源是劳动。但价格却不是。价格的波动以价值为轴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价格也是间接来自劳动。但是这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甚至有时不是主要因素。市场供求关系可以影响价格。张五常爱强调的“相貌”、“天资”等因素也会影响价格。甚至全无价值的东西也可以有价格。也就是说，有时价格完全不是来自劳动（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马克思说：“价格形式不仅允许价格和价值量的不一致。也就是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绝对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再表现价值。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名誉、良心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出卖……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5]邓丽君的例子只证明价格不是取决于劳动。而这是马克思预先已经同意了的。
包括邓丽君的歌曲在内的所有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根本不能确定。甚至可以说价值一词对它们已不适用。因为价值是社会劳动平均化的结果。但只有可以再生产的产品才能由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平均劳动。艺术品往往耗费艺术家大量劳动，但由于别人无法再生产，因而艺术家的精神劳动是无法平均化为社会劳动的，因此其价值根本无从确定，因之其价格也就可以全由市场供求及其他偶然因素支配了。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可以解释邓丽君的例子。只有张五常的“劳动价值论”除外。
注释：
[2]见《哥达纲领批判》
[3]《资本论》第三卷856页
[4]《资本论》第三卷714页
(选自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附录，)
附：
邓家天下
两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饭后他到我书房谈天，见墙上挂着一首毛润之的清平乐，一首辛弃疾的满江红，此外文件及电脑资料堆积如山，但一本书也没有。正想发问，他突然见到在书房内堆得井井有条的全套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着几张邓丽君的唱片。他冲口而出：“哈！邓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邓小平、邓颖超、邓丽君在中国的声望，比之当年的宋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于是指着墙上的清平乐，打趣地说：“毛泽东这般豪情，却容不了贝多芬，邓小平不见有什么文采，竟然容得起邓丽君；看来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时是在1981年6月北京召开六中全会之后。该年初曾有过“压制走资”运动，而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竟能屹然不受影响。三年一度燕归来，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就不能幸免了。
我一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这种人不只包括红透半天的歌星或电影明星，也更包括数一数二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网球或高尔夫球好手。这些“超级明星”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需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在私产制度里，娱乐事业中的表表者（杨杰注：意为佼佼者）可成巨富是事实。在美国，球星如波格（Borg）、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电视广告上喝一支汽水的收入，就足够普通人一家的终身享用。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畴内，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例如美国政府要抽阿里的税，他就跑到非洲去拳赛；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税，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罗去作市民。
马克思的理论错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价值与劳力并没有一定的关系——所有的价值不是单从劳力得来的。第二，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因为缺乏了一般性的概念，矛盾甚多。正如费沙（Lrving Fisher）指出，所有可以导致增加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当然包括相貌、天资及劳力。在这个广泛而正确的概念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毫无剩余可言——因为他所指的只不过是劳力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的收入。在自由市场里，每一个人都是资产的拥有者——明星也不例外。
不要以为邓丽君的名成利就只靠她的天份及相貌就可不劳而获；也不要以为钢琴名家的收入较为合理（杨杰注：原文如此），因为弹钢琴的技巧是要苦练而成。时代曲我听不懂，但单看邓丽君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又何尝不是千锤百炼的功夫？我们又怎能以自己所好或不好，而去否定市场的价值？邓丽君的收入可不是剥削听众而得来的。
这其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含意。虽然我们每人的际遇不同，资质各异，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别天份。要追上大明星的收入当然不易，但要发掘自己的天资而增加收入是人人都希望的。在概念上，明星的成就与任何事业的成就无异。士农工商的知识投资，跟明星的勤修苦练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共产政制昔日容不得刘诗昆、容国团，今日容不了刘晓庆，又怎能容许知识投资去争取收入？要搞经济现代化，又要以剩余价值压住天资的收入，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