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最近一系列青年教师和学生因抑郁症而导致的自杀事件，让“抑郁症”这一话题突然而强势地闯入了我们的视野。谈及“死亡”与“抑郁症”，我们大概也不会忘却2010年富士康那场震惊世界的连环跳，这一事件也被富士康事后解释为“抑郁症”。这个春天离去的学友们与6年前离去的工友们，他们是在同一时空中几乎不会相遇的两个群体，然而，他们却共享着同一社会结构，并最终同样决绝地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抑郁症虽然是一种具有心理症候的生理性疾病，但病态的社会结构，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并引发生理上的病患。因此，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联，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议题。本文摘编了五位精神分析背景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精神状态的一些观点，希望能有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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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位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共同拥有精神分析的背景，这里介绍的他们的几本书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来了解和掌握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变化的。不仅仅因为动荡和战乱的二十世纪前半期制造了大量的精神病患，进而也催生了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繁荣。更是因为两次大战促使哲学家思考现代社会前进的方向，为何资本主义许诺的政治自由和物质文明没有将人们带向解放，反而是更多的桎梏和悲剧以及道德和心灵的冷漠，启蒙所苦苦寻求的东西到头来却成为了我们的枷锁。哲学家们希望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寻找这些灾难和悲剧产生的内在动力。

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晚年主张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爱欲与文明》以弗洛伊德“文明是对性欲的压抑”的基本观点入手，分析了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普遍蔓延的一种紧张和戒备的状态。现存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对人的本能的压抑之上，而即使是非压抑状态都有可能变成巩固固有社会结构的工具，比如变成按照游戏规则的消遣等，这使得人格的真正解放变得尤其困难。

“幸福决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幸福必须服从作为全日制职业的工作纪律，服从一夫一妻制生育的约束，服从现存的法律和先存的秩序制度，所谓文化，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p18）

“严厉的父亲，作为爱欲的可怕的代表，征服了奥狄帕斯冲突中的死亡本能，并确立了最早的公有关系，因为他的禁令导致了儿子们的自居作用、目标压抑的爱情、异族通婚和升华等结果。在自我克制基础上，爱欲开始了其文化工作，把生命结合进较大的单位。而且，就在社会当局补充、替代父亲，并使父亲的数目倍增的时候，攻击性冲动及其目标，同所颁布的禁令和禁条一样，也都广泛地蔓延开来了。与其同时，社会进一步需要加强防卫，即需要增强负罪感。”（p55）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弗洛姆

弗洛姆（1900-1980），德国犹太人本主义哲学家，旨在修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人精神处境，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角度推进了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逃避自由》认为现代人虽然摆脱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外部束缚而获得了一种自由，而同时因此而变得孤独和丧失安全感。为了逃避这种自由，现代人发展成了虐待狂或者是受虐狂，这两种人格正好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

“现代社会结构在两个方面同时影响了人，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P75）

“现代史上争取自由的斗争大都着眼于反对旧式权威和束缚。人们自然会觉得传统的束缚消灭得越多，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大。然而，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虽然人除掉了自由的旧敌，但性质不同的新敌又出现了。这些新敌不是外在束缚，而是妨碍人格自由充分实现的内在因素。”（p76）

“我们摆脱了外在权威……我们却忽略了公众舆论及常识之类无名权威的作用，它们的作用非常大，因为我们非常急于与别人对自己的期望保持一致，也同样非常害怕与众不同。换言之，我们对摆脱外在于自己的权力，不断获得更大的自由而欣喜若狂，却对内在的束缚、强迫和恐惧置若罔闻”（p76）

——弗洛姆《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社，2002年。

大卫·里斯曼

大卫·里斯曼（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受过精神分析代表人物弗洛姆的影响。《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一书中，他描绘了美国特有的消费景观、传播媒介、大众文化和政治生态对美国人性格塑造的影响。他将西方历史发展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在中世纪以前，人们顺从传统，称为传统引导型人格，在文艺复兴以后是怀有理想的内部引导人格。而工业社会以后则是热爱消费，善于交际，留意他人对自己态度的人格类型，即他人引导型。

“大众传播媒介使他人引导者把政治当做一种供人观赏和享受的消费品，一种比赛和娱乐。大众传播媒介为政治活动发明了一种特效药——魅力，政治家若想获得成功、得到人们的注意和关切，必须具备魅力，必须有时髦的外貌、诚恳等。旧式的才干、壮举均已过时了”（p9）

“他人引导者重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和操纵人的技巧，与同事采取有敌意的合作……内部引导者以工作为主，把娱乐当做次要的。只要工作有意义、事业顺利，他们的生活就充满乐趣。而他人引导者不仅讲究娱乐，还把娱乐当作结交合作伙伴的手段。在他人引导的社会，从饮食、爱情、性生活都与内部引导时期有所不同”（p9）

——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罗洛·梅

罗洛·梅（1909-1994），美国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20世纪中期将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介绍到美国，开启了美国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焦虑的意义》广泛汲取了从帕斯卡尔和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思想资源，又吸收了阿德勒、荣格和卡尔·霍妮等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和医学等多方面展开了讨论。既分析了具体的治疗案例，又对现代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洞察。“焦虑”现象是罗洛·梅所概括出来的二十世纪最普遍和深刻的现象。他认为现代人为了逃避广泛的冲突和焦虑，倾向于放弃自己的自主性，使自己的思考和感知能力都变得贫乏，因此和他人联结的能力也大大削弱了。

“对奥登而言，如果焦虑的来源可以在我们某些文化的基本趋势中找到的话，便是向崇尚商业与机械价值的世界靠拢的压力：这个愚蠢的世界/精品巧器主宰一切，我们喋喋不休/说东道西，却仍旧孤独…”（p5）

“卡夫卡的平民英雄之所以反抗，乃是受到生命最原始要素，根植于想吐与心灵召唤，以及成为社群一员等需求所驱策的，但是城堡中的权威当局仍然莫测高深、不可亲近，故事主人翁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无法整合，也不能融入社群之中……城堡当局以权力压制个人自主性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这点而言，很清楚地便是官僚克层组织效能的缩影。”（p7）

“黑塞主张，海勒及其时代同袍的孤立与焦虑，是来自于十九世’末、二十世纪初的中产阶级文化，因为它强调机械和理性的平衡，却以压制经验中的动态的非理性质素为代价。海勒克服自己孤立寂寞的方式，就是将自己先前受压抑的感官与非理性冲动解放出来”（p8）

“当中产与中下阶级都经验大焦虑时，他们便会在个人财产权利——储蓄、不动产投资、退休年金等——的相同文化基础上，加倍努力以得到安全感。这些社会阶级成员的焦虑，经常成为他们努力维护个人主义假说的附加动机，却不知道这种假说正是他们没有安全感的部分肇因。” （p160）

“实际的经济发展，特别在资本主义的寡占层面，是直接违背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立基的个人努力之自由这项假设的。”（p162）

“（西方）文化人格发展出来的强大自我表达能力，被导向了社会威望的达成，或威望象征的财富。……在上述成长模式中产生出来的人格，对于自尊的确立有强烈的需要，但是同时会有许多自尊受挫的经验，因此当成长与这种文化中的人产生焦虑时，他便会试图以新的成就纾缓焦虑和重建自尊。”（p170）

——罗洛·梅，《焦虑的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齐泽克

齐泽克，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沟通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中，齐泽克运用了弗洛伊德对忧郁症和哀悼的区分，在理论上论证了忧郁虽然是一种现代症状，但是以一种反讽和喜剧的形式维持了和真正的集权主义的距离。假如我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资本主义游戏当中去，假装民主已经完全实现了，没有什么好渴望的了，那么我就真正进入了集权主义。齐泽克还批判了德里达等人的政治理念是集权主义的另一种变体，在这些解构主义那里，“民主即将到来”被无限期地推迟了，跟“民主已经完全实现”实际上是同构的。而相反，忧郁症的形式，是对一种超越我们现实的另一个绝对现实的忠诚和不放弃，这种姿态关注那些已经失去的事物，而且在事物还尚未失去的时候就表现自己已经失去它的样子。正如一个忧郁作曲家所说的那样：如果哪一天我死了，几乎不可会有人写一部作品来纪念我，因此我决定自己来写…….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集权主义不单单是一个旨在完全控制社会生活，使社会完全透明的政治力量，而是弥赛亚似的他者性和明确的政治代理人之间的 短路。因此，“即将到来”不是民主又一个先决条件，而是它的核心，是民主之所以为民主的东西，一旦民主不再“即将到来”，而只是假装完全实现了，我们就进入了集权主义。”（p118）

“忧郁症患者哀悼他尚未失去的东西……天下雨时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雨后总会出太阳，太阳高照时，他们感到很悲哀，因为他们知道太阳过后就会下雨。简而言之…….忧郁症患者不单单是无法放弃客体，更确切地说，他在客体真正失去之前将它第二次杀死（把它当做已经失去）”（p112）

——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