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资产阶级身份认同及其左翼想象

2016-2-29 23:0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26| 评论: 3|原作者: K.K&M.F.|来自: 红旗网转发

摘要: 所谓小资产阶级，并非依靠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生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最为明显的经济特征是：凭借个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技能，以个体劳动为生。这一群体分布颇为广泛，从自耕农到小手工业者、个体工商业户，再到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学生虽然基本不参加经济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机构——学校，一直致力于将他们培育为小资产阶级，大多数学生也没有成为产业工人的职业规划，他们 ...

【转发时有删节，供参考】
当代小资产阶级身份认同及其左翼想象
K.K&M.F.

一、谁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
根据CNNIC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到2011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中最大的用户群体是学生，占比为30.2%，其次为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占比为16%，企业/公司一般职员占比为9.9%，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为8.3%，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占比为5.2%，农林牧渔劳动者占到4%。这一统计数字表明，以阶级属性划分，中国互联网用户70%以上属于小资产阶级。
所谓小资产阶级，并非依靠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生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最为明显的经济特征是：凭借个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技能，以个体劳动为生[①]。这一群体分布颇为广泛，从自耕农到小手工业者、个体工商业户，再到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学生虽然基本不参加经济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机构——学校，一直致力于将他们培育为小资产阶级，大多数学生也没有成为产业工人的职业规划，他们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或者说，他们将自我想象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员[②]。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看法，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日益”这一提法表明，两大阶级的分裂是一个正在持续的历史进程，在两大阶级中间，社会结构还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小资产阶级构成这一中间地带的主体。
当然，这一阶级的边缘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并没有什么凝固的界限。例如，今天中国大城市的下岗工人，因为级差地租的迅猛上涨，以出租自有住房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者日益增多。在这一过程中，其阶级身份也就或多或少地由工人阶级转换为小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户因为生意破产，被迫走进工厂，其阶级身份则由小资产阶级转换为工人阶级。反之，部分成功的个人工商业者则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甚至垄断资产阶级。众所周知，李嘉诚就是由推销员起步成为亚洲首富的。
这种变动，对于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特有的不安定感——“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3]1925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发财观念极重，……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阶级的中间层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4]，所以对于反帝运动，持中立和观望态度。只有小资产阶级的下层，由于生活水平的下降，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由于阶级分化并未完全彻底地完成，即社会彻底分化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阵营，这一重要的、基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心态，在一百余年间的三个时间节点上（19世纪中期的西欧、20世纪早期和现阶段的中国）几乎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二、小资产阶级是怎么出现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作为两大阶级对峙的补充部分总是不断地重新形成。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社会性质由生产关系决定，而生产关系则主要由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确立。根据上述标准，今天的中国由于劳动者无法掌控生产资料，更不能直接或间接拥有生产经营的收益，因此即使是所谓“国有企业”事实上也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管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辩解，在普通社会公众和国外学界眼中，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国从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向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过渡的三十年。
经济结构的变动势必引起社会阶级的分化组合。近三十年来，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的发展变化已经受到广泛注意。但是，小资产阶级的重新形成却很少受到重视。
在这一广泛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小资产阶级的诞生甚至早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业的个体工商户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小资产阶级。与此相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开始产生明确的个体意识和个人利益，成为第二批小资产阶级[5]。到2001年，根据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中国已经“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新阶层。上述新阶层中，除私营企业主和所谓创业人员外，基本上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是，改革以来诞生的第一批个体户除了已经失败破产的之外，基本上已经转化为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在创业成功后也很快转化为资产阶级。如果观察的视域仅限于以上的所谓“社会新阶层”，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推断，今天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接近于资产阶级。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在经济学教学领域观察到的一样[6]，在其他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样被削弱和边缘化，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早已经打着“先进科学理论”的名义成为中国很多学术领域事实上的主流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下，一批又一批作品开始试图对于传统的中国革命理念进行颠覆和消解，对于集体主义观念发出嘲笑。本世纪以来，伴随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适应市民口味的庸俗侦探剧、武侠剧、言情剧和宫斗剧开始甚嚣尘上。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官方宣传部门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他们一直不曾公开承诺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又绝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论述，于是，他们不得不对于意识形态阵地的失守予以默认、甚至背书，并同时不断生硬地扩充所谓新观念、新思想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架构体系中。其表现就是，2005年以来，由中共中央力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启动，这标识着官方企图通过所谓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表述框架（注意，只是框架而非精髓）容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努力，但是毫无疑问，七年以来这一努力除了越来越臃肿的党章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低迷的公信力以外，并无实际收获。
当然，以上论述绝非指责官方宣传部门无所作为。事实上，他们面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失守，很快转移阵地，着力加强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宣传，试图将其作为凝聚人心的重要武器。
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社会地位更趋近于资产阶级，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几乎是毫无抵触地全盘接受了。
首先，小资产阶级深受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这一阶级，其成员收入来源普遍依赖于个人技艺和独立性劳动[③]。工作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加迷信个人奋斗和个人主义。通过个人努力，发财致富进而跻身于资产阶级行列是他们共同的憧憬和幻想。当然，小资产阶级其实清楚地知道，他们这种资产阶级情结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们格外崇拜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了这种梦想的所谓“强者”，其程度大抵类似于瘾君子对毒品的嗜好程度。于是，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从杨致远到张朝阳，从丁磊到马化腾，一个又一个IT神话受到小资产阶级发自内心的热捧[④]。甚至当西单女孩、旭日阳刚这种民间歌手站在央视的演播厅的时候，也瞬间被解读成个人奋斗走向成功的神话。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思潮席卷全世界。步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后尘，国家机器对于经济事物的干预力度不断弱化，打开笼子的资本怪兽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悬殊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动荡。这种不安定的氛围，一方面让小资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安，激发出对于秩序和和谐的热望；另一方面也让小资产阶级的英雄情结前所未有的的无限放大。而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看马克思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描述，就会发现，这两方面情感在一百余年之间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不过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爱国者”，而拿破仑三世的角色被一个个片约十年的“大佬”所扮演。数十年来的好莱坞灾难电影一次又一次的对我们讲述以下的叙事：五花八门的敌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将美国（资本主义世界制度的代表）打个粉碎，而这时总会出现一名力挽狂澜的超级英雄。因为面对激越的时代大潮，作为个体的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我的渺小，但是他们独立的生存状态决定着他们根本不可能求助于本阶级成员的共同奋斗，以群体的力量维护自我利益。当然，他们也会参与某些社会运动，但是其前提是这种社会运动代表的利益诉求是多元化的，而绝非是代表他们自己的。因此，他们几乎永远无法代表自己，他们需要别人代表。《亮剑》一类毫无真实历史背景的电视剧的热播，与上面的例子一样其实都是当代小资产阶级的英雄想象在以往历史时代的心理投射。
其次，渴求秩序的小资产阶级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感。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正是资产阶级的逻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力量直接控制和影响的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领域”或者“私人部门”之内，总是极端反感国家力量的干预。他们声称，在神秘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们有能力做得非常自由，非常有效率。但是，资产阶级不愿意说出来，小资产阶级忘记说出来的是，这种效率总伴随着动荡不安的经济周期，而动荡不安也总会激发日益分化的社会两极直接的斗争和冲突。当动荡行将来临的时候，似乎反感国家力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会无比热爱他们的祖国，高唱起“这是强大的祖国”的调子。
其实，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从来不是对于家乡土地和古老文化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热忱。他们热爱的祖国，只是市场的守夜人，能够替他们消弭一切突发起来的经济和金融风暴[⑤]；是安全的防盗门，能够为他们驱逐一切外来和内生的“强盗”。祖国的力量，更决定了资本对外扩张的最大限度，决定了小资们憧憬的发财致富的最大幅度。既然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正是同美帝国霸权的扩张并生的，那么在小资们看来，中国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本应是他们崇尚的“民族主义”的题中之义。
归根结底，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寄托于国家政权的强大。对于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成员而言，这一理想的国家政权对外要敢于扩张，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无视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内要勇于使用强势手段，破除任何阻遏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破坏行为，例如暴力犯罪、工人罢工、突发性经济危机，当然如果有可能，最好也包括惩治腐败官员并将国家机器向着更加适合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改造，一言以蔽之就是建设所谓“道德市场经济”[7]。如果用学术的语言来说，这种精神寄托大约类似于他们在经济学“教材”里提到的一点：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是开放、无竞争性，还没有任何边际成本。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free！）获得所谓的公共产品，而政府却不能因为这一“公共产品”产生的开销而增加税收负担。
鼓励牺牲个人生命维护国家利益，宣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将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正是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⑥]。而相比之下极其讽刺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要求却显示出最彻底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已经构成法西斯主义最基本的群众基础。随着二战的结束，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遭到绝大多数群众唾弃的。事实上，希特勒恰恰是通过民选上台的——在1932年7月31日的魏玛共和国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37.3%的选票和230个议席，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派。而当今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尽管在法律上被很多国家所禁止，但事实上其思想、甚至较为粗糙的组织都已经愈演愈烈。说得夸张一些的话，他们目前所缺的只是一个有行动力的野心家阿道夫。今天的中国，迎合小资产阶级口味，公然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网站乌有之乡及其姊妹网站独家网、大学网能够拥有广泛的拥趸，恰恰也说明了：只要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法西斯主义就始终存在不容忽视的群众基础。
四、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想象
写到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此类露骨地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声嘶力竭歇斯底里地鼓吹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网站群及其读者会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左翼的一部分？
可能的回答在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缘起确实与左翼政治势力有过非常复杂的历史关系。众所周知，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的第一伴生物。传统闭塞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威胁，被迫走向现代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仿效欧美，培育民族意识，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近代革命者的首要任务和理想。五四以来，这一任务为新兴的共产党人所承继。在所谓新民主主义时期，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被确立为革命政党的最低纲领，视为最紧要的任务。因此，在这一时期，左翼和民族主义的“爱国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确实属于驱逐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一阵营。小资产阶级甚至被毛泽东肯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城市中的小生产者，几乎完全被纳入了全民/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或事业单位中，从而在实际存在的意义上消亡了。
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再一次被美国视为潜在战略对手。从强迫检查银河号开始，美国对于中国一再做出敌对姿态，特别是1999年5月8日美国空军对中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的轰炸，直接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对于美国的敌视（注意，他们敌视的是美国，而非帝国主义）和左翼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出现某种重叠姿态，二者结成了暂时的同盟。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乌有之乡这类网站，确实曾经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基地。正是由于这一历史渊源，这些网站有理由将自己视为左翼的一员。
在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利用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利用“招商引资”等政策抛弃了对私人资本的专政路线之后，就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实施混合经济政策、专政政治体制的非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个国家机器、或者说这个执政集团所扎根于斯的力量来源，就不再确定无疑地属于工农联盟了。毕竟，一个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从被剥削的工人阶级手里获得支持的。很自然地，此时他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选择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其力量的来源；但是与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执政集团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从而使其看上去与上述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只不过在现在的中国和前苏联之间的政治体制的差别，要远大于中国与缅甸军政府之间的差别；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一波浪潮一起将自己这一身红旗染成其他颜色，但是在丢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后，其上层政治机器尽管在体制上也许还残留着旧时代的残余，然而其意识形态已经很明显地距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了。因此，被利用、依靠的小资产阶级们出于故意或无意的原因，将当局对他们这一个毫无政治主见和独立领导集团的阶级的利用和依靠，臆想成当局名义上的指导思想与他们的政治见解的重合。但是大资产阶级和国外的资产阶级则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以上的问题，他们也在公开场合或多或少承认这一点（即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而言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听说皇帝穿的空气新衣和他们的颜色差不多，于是就把自己身上披着的麻袋片想象成龙袍的颜色。
如果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政治体系下的地位仍然如上世纪中叶到80年代一样，是一个重要但不强大的国家，那么小资产阶级和当局一起还可能扮演一个至少在行动上是无害的角色（但是在语言上可能极其聒噪，比如现在某些欧洲国家的绿党）。可是在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和中国虽然仍然存在战略矛盾，但是其利益已经高度一体化，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也许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和美国尚可以称得上是对手；但是在维护当前世界的基本格局时，中国从来不吝惜于出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来，逐渐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同情者蜕化成了观望者、抨击者。也许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有一天这个党、这个国家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不光彩的宪兵角色。中国和美国已经同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机分子。此时此刻，随着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中国从二战后冷战对峙局势的弱势一方变成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一极、甚至最重要的一极（直言不讳的说，就是帝国主义，至少也是帝国主义的“候补”国家），高调提倡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已经走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左翼的反面，成为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左翼，对于中国小资产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自我想象。

注释：
[①]但是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自身的个体劳动的同时，雇佣其他劳动者为其工作，这一部分劳动除了规模不同之外，从性质上与一般的资本雇佣劳动并无差别。
[②]建国以来大专院校一直以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即将学生培养成为依靠其劳动技能谋生的劳动者，在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占到国民经济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些劳动者多数在以上的企业工作，除了特殊的技能之外与工人阶级并无差别。但改革以后，改变了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变动不大的学校定位，使得大量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有条件、有机会去从事个体劳动、或在与从前的企业在制度上完全不同的企业中供职。毫无疑问，前者即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在后者所提到的企业中，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人与无特别技术专长的工人之间的工资是有着极大差别的，这使得他们都将彼此视为与对方不同的一个等级。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学校一直致力于将学生培育为小资产阶级。
[③]至少其中下层是这样，而对于其上层分子，尽管在其收入中包含了扩大生产所必须的雇用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但这一部分价值几乎都是依附于这些上层分子本人的劳动的，所以说大体上这句话是正确的。其典型例子就是小型律师事务所中的雇佣劳动（勤杂工、助手等）与小资产阶级分子本人（即律师本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
[④]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新的资本家往往更容易在新的生产领域（无论是在产业部门尺度还是在地理尺度上）出现。而近几十年来，只有信息技术产业一个领域足够大到产生一大批新的资本家。
[⑤]但他们却每次都忘记反思这种周期性的危机是由什么创造的。
[⑥]尽管社会主义也颂扬个人为集体、社会主义国家作出贡献的行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它却绝不会以国家、民族、种族的利益置于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机器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上。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工人阶级的统治工具，不会将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视为缓解国内压力的工具，不会将其他民族视为政治或经济的殖民地。

参考文献：
[1]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第28页。
[3]同上，第52-53页。
[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5]这里所说的阶级，遵循E·P·汤普森的定义：“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
[6]参见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光明日报 2005年8月20日
[7]参见韩德强：略论道德市场经济。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