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二八史观看台湾“红色统派”的内部矛盾

從二二八史觀看台灣「紅色統派」的內部矛盾

(2/27/2016 )

許劍虹 

    今年的2月28日，不僅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悲劇爆發的第六十九個年頭，同時也是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台灣社會迎來的第一個和平紀念日。即將接任總統大位的民進黨蔡英文，是要利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推動族群的和解，還是繼續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傷口上鹽，製造台灣社會內部更大的撕裂與分裂，就要看她是否真的具有中華民國總統的高度了。

    除了考驗民進黨是否有資格被稱為成熟的執政黨，這個日子同時也赤裸裸的呈現出了同樣接受中共支持，但是不同背景的台灣「紅色統派」，在看待二二八事件時存在的巨大史觀差異。一般而言，90年代以前成為「紅色統派」者傾向於以中共傳統的階級鬥爭角度出發，將二二八事件形容為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暴政的起義事件，是國共內戰的一部份。

    至於外省背景的「紅色統派」，則普遍傾向於從反台獨鬥爭的角度出發，強調日本人，甚至於美國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國民政府的武力清郷行動形容為反對民族分裂，確保中華民族領土統一與主權統一的壯烈之舉。換言之，即便有著讓台澎金馬地區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共同目標，「紅色統派」內部對於該如何解讀二二八事件，仍存在著史觀上的分歧。

從階級意識出發的「老紅統」

    在李登輝當上中華民國總統以前就成為「紅色統派」者，毫無例外的都是徹底擁抱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左翼統派」。他們不只仍相信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最適合海峽兩岸中國人的道路，而且有許多人甚至在二二八事變爆發以前，就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的讀書會與反政府運動。

    從這些「老左統」的角度出發，蔣中正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只是「美帝國主義」的買辦，同時也是中國底層老百姓翻身的最大阻礙。由於深信國民政府所代表的，是少數資本家與封建地主的利益，他們認為除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其推翻，並且建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民政府之外，佔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陸與台灣農民將永遠受到奴役。

    出於這樣的思維，「老左統」們從一開始，就認為二二八事件為台灣人民反抗暴政的正義之舉，同時也將其視為在島內發起社會主義革命，或者至少增加中國共產黨在島內支持者數量的大好機會。更重要的一點，則是他們還有不少人參加了謝雪紅指揮的台灣民主聯軍或者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直接拿起武器進攻國軍在台中與嘉義的要塞與據點。

    當年參加了俗稱為「二七部隊」的台灣民主聯軍，並擔任突擊隊隊長一職的高雄岡山人陳明忠先生，就認為二二八事件是中共所謂「解放戰爭」的一部份。事實上，由謝雪紅創立的台灣民主聯軍，名稱上確實也是與林彪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遙相呼應。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評價，陳明忠表示：「『二二八』是反抗國民黨的惡劣統制，『造反有理』，這是人民的哲學，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身為「統派」，陳明忠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解讀，與今日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由於類似於二二八事件的民變，在國共內戰期間同樣於大陸各省上演，所以陳明忠並不認為省籍衝突是台灣人民起身反抗國民黨的真正原因。他表示：「『二二八』的性質並不是省籍衝突，而是反抗國民黨暴政，是政權跟人民之間的衝突。」

    學生時代曾經遭到過日本人歧視的陳明忠，同樣也不認為二二八事件在性質上可以與早年台灣先民武裝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相提並論，對此，陳明忠可是一點也不含糊的指出：「日本人是外國人，他們瞧不起所有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國民黨是中國人的政府，它是一個不好的政府，我們是反抗一個我們自己不好的政府。」

    不過，以陳明忠為代表的「老左統」們，與「獨派」在二二八事件史觀上唯一與最大的差異，可能就是僅只於不認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並且也不將外省同胞當成外國人看待而已。在其他超越統獨領域的問題上，「老左派」、獨派與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對二二八事件的解讀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

    陳明忠關於二二八事件是「解放戰爭」一部份的論點，早就已經得到了當年以整編21師145旅433團第1營長身份到台灣鎮壓的賈尚誼將軍證實。賈將軍指出，毛澤東之所以會在1947年3月8日接受《解放日報》訪問時，對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表達支持的原因，就是希望利用國民政府從大陸抽調部隊赴台鎮壓暴亂的機會，減輕解放軍所面對的軍事壓力。

    而且從事後逃往中國大陸的謝雪紅，與毛澤東一同出席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發展上來看，中共從根本上沒有辦法否認二二八事件在其建政的歷史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也正是為什麼北京當局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人民起義，並且每年都會由其所扶持的花瓶政黨，即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出面舉行紀念活動的原因。

    最微妙的地方，則是在於「老左統」與「獨派」之間在統獨立場上雖存在著嚴重的衝突，但是雙方可能因同樣身為台灣人，乃至於擁有在二二八事件，乃至於後來的白色恐怖時代反抗國民黨政府的共同經驗，而又對彼此存在著英雄惜英雄的特殊情感。尤其是對於同樣主張社會主義，但是卻期望台灣獨立建國的「左翼獨派」，「老左統」更是視之為一體兩面的兄弟看待。

    比方說，因為對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的不滿而於1973年前往北京出任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台灣省代表的宜蘭人陳逸松，就是一位對「獨派」存在著強烈同胞情感的「左翼統派」。出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想法，陳逸松早在前往中國大陸以前，就在透過日本親共僑領林伯耀帶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信中抒發了他對中共中央指控台獨為「帝國主義走狗」一事的厭惡。

    由於知道在日本的台獨支持者，不惜以寄送郵包炸彈到美國花旗銀行在台灣辦事處的恐怖主義手段，向全世界表達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決心，陳逸松在那份轉交給中共國務院的信中強調：「請你們瞭解，台獨是國民黨政權壓迫下的產物，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請你們以後不要再說『台獨是帝國主義走狗』這種話。」

    終於到了1974年4月17日，周恩來在北京第一次接見陳逸松的時候，做出了兩岸統一以後，中共中央要讓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保證。此一保證，可以算是後來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對台政策的雛形。陳逸松指出，周恩來所提到的「當家作主」，首先意即要讓台灣的大多數勞動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小市民和民族資本家成為真正的主人，並且擺脫一切的剝削與壓迫。

    其次，則是由於中國本身的社會主義改造要花相當漫長的時間進行，因此兩岸統一以後，台灣的自治會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得到保障。關於統一後的一切政治綱領與改造方案，則可以由台灣人民自己提出。最後，中共中央還保證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會得到保障，決不會因為兩岸統一而下降。根據陳逸松老先生回憶，周恩來再也沒有使用「帝國主義的走狗」稱呼台獨份子。

    總結「老左統」的看法，他們雖然不認同獨派將二二八事件與民族分離主義掛鉤的做法，但是總體而言卻仍從同屬台灣人的同鄉情懷，乃至於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將國民黨視為「主要敵人」，並且對視為「次要敵人」的台獨，或多或少存在著理解的態度。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歧視與壓迫，才是導致一批台灣人選擇走上分離主義路線，甚至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

    絕大多數持這類觀點的「紅色統派」，確實以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本省籍「老左派」，或者是他們的後代居多，不過也有以王曉波為代表的一批在70年代因不滿在保釣議題上對日本人退讓，但是卻打壓鄉土文學的中華民國政府而左傾的外省知識份子。馬英九總統之所以年年對二二八事件道歉，並以「官逼民反」將其定位的原因，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他的台大學長王曉波影響。

圖說：2014年2月28日，中國統一聯盟在台北台大校友會館舉行二二八事件六十七週年座談會，從北京請來了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陳炳基（中）參加。已於去年過世的陳炳基先生，正是老左統的代表之一，曾經與李登輝當過同志的他仍強烈仇視國民黨，對於台獨人士雖不支持，但是存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

從民族主義出發的「新紅統」

    至於李登輝執政以後逐漸成為「紅色統派」，也就是所謂「新紅統」者的故事就比較有趣了。因為這一批人根本上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思想，也只選擇性的接受自己欣賞的部份。他們不僅稱不上「左派」，而且可能還是海峽兩岸最「右」的一批人。換言之，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才是「新紅統」們選擇親近中國共產黨的理由。

    以1949年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徙到台灣的外省人後代為主的「新紅統」，在李登輝成為總統以前，很諷刺的都是國民黨政府反共國策的支持者，甚至於執行者。曾幾何時，「新紅統」不只「光復大陸國土」與「消滅萬惡共匪」的口號喊得比所有人還要大聲，而且他們還把一度將「老左統」，或者「老紅統」視為欲除之而後快的「民族敗類」。

    由於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對蘇聯實施「一邊倒」的政策，而且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破壞傳統文化，當時還都是「老藍統」的他們理所當然追隨中華民國政府的論調，將北京當局視為一個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賣國政權看待。畢竟，「新紅統」許多人的父母家人，甚至於他們自己都在大陸經歷過共產黨的清算鬥爭，所以沒有人會對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陸有任何幻想。

    許多的「新紅統」甚至還仿效魏瑪共和國初期德國「自由軍團」（Freikorps）成立了名為中華民國反共愛國陣線的「右翼統派」愛國組織，直接以暴力手段在街頭上毆打包括「左翼統派」、「左翼獨派」與「右翼獨派」在內的一切反政府人士。因此，在「新紅統」的眼中，凡是一切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與政府為敵的勢力，也就都被視為了暴徒看待。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讓原本堅決反共的「新紅統」做出了與中華民國分道揚鑣，投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的決定呢？有人說，那是因為毛澤東在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中選擇以武力抵抗蘇聯的入侵，證明了中共最終還是選擇了民族主義而非國際主義的路線。也有人歸功於鄧小平領導中共擺脫了文革的陰影，讓中華傳統文化得以再度回到老祖宗的土地上深根，所以沒必要反共了。

    不過，以筆者多年來的觀察，恐怕沒有一件事情，比李登輝在台灣大搞「去中國化」與「本土化」運動對外省族群的壓縮，還更加快速且有效率的增加「新紅統」的數量。尤其是藉由炒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而激化的省籍矛盾，更是讓許多原本堅決反共的外省人子弟出於深恐遭到本省人報復的心態，選擇將認同的對象由中華民國轉移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事實上，發生於1996年的台灣首度總統直選，是導致「老藍統」轉變為「新紅統」的關鍵原因。李登輝的連任，讓他們相信在數量上佔劣勢的外省人已經無法藉由投票的方式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中華民國政府。哪怕是同為外省人的現任總統馬英九，也因為從擔任台北市長時代開始就年年向二二八受難者道歉的表現而難以讓他們產生安全感。

    因此，「新紅統」真正產生的原因，可能還是要歸功於一種身處於民粹的台灣社會中的少數族群恐懼感。然而，光是依靠這種恐懼感，並不足以正當化他們由原本認同中華民國轉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所以，民族主義當然也就成為了他們用來解釋自己變節的最好工具。於是，台獨便取代了昔日的中共成為了他們眼中新的一群「民族敗類」。

    為了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共當局所鼓吹，以鞏固一黨專制為主要宗旨的「愛國主義」教育接軌，「新紅統」刻意將島內的反台獨鬥爭與大陸反抗西方「和平演變」的鬥爭做了政治上的聯繫。這意味著相對於反對國土分裂，但是卻仍不放棄改變大陸希望的「老藍統」，「新紅統」已經完全認可了中共政權所實施的政治制度與合法性。

    他們不會像陳逸松等「老左統」那般，去試圖說服中共信仰台獨的本省同胞不是「帝國主義走狗」。相反的，他們極力的將台獨與在意識形態上為敵的外國勢力，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掛勾在一起，並希望以此來塑造自己與中共「同仇敵愾」的氣氛。「新紅統」相信唯有說服中共相信自己與大陸同胞一樣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在台灣的政治地位與生命財產才能夠得到保障。

    比「老左統」複雜的地方，是在於脫胎自的「老藍統」的「新紅統」就算自己本身沒有，他們也必然有父輩或者祖父輩的親人替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國軍或者中國國民黨服務過。為了避免自己或者自己的祖先名譽遭受到衝擊，「新紅統」們沒有辦法如「老左統」那般完全接受中共的歷史論述，而是會想辦法突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最大公約數」，來掩蓋彼此的差異。

    也就是說，「新紅統」會以強調蔣中正與毛澤東兩人都是致力於維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民族主義者的方式，來迴避掉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大政黨之間曾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大打出手的歷史事實。一方面，這可以正當化自己，或者他們的父輩與祖父輩曾經追隨過蔣中正的歷史，另一方面又不用擔心陳述歷史的時候得罪中共這個新的主子。

    不過，近年來隨著中共的軍事與經濟實力越來越大，乃至於與兩蔣有直接淵源的長者們快速凋零，「新紅統」們在歷史解讀，尤其是對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的歷史解讀方面，有快速向共產黨史觀靠攏的跡象。甚至，他們當中還有許多人還將台獨崛起的責任，怪罪到了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不在1949年就接受內戰失敗的結果向中共投降，才給了不懷好意的「美帝國主義」可趁之機。

    有趣的是，唯獨對二二八事件歷史的解讀，「新紅統」絕對不願意向中共與「老左統」退讓。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其實也不難猜，因為這些曾經堅決反共的外省人，之所以會轉向認同中共的關鍵原因，就是來自於李登輝與民進黨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由原本一場共產主義的紅色革命操作成了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省籍仇恨。

    所以，也唯有順應著獨派的口吻，將二二八事件描述成一場台灣人試圖在帝國主義強權支持下搞出的分離主義運動，這一批外省人才有向今天試圖維持中國大一統局面的中共尋求政治上的保護。假若有一天，中共突然又像過去一樣把二二八事件定義為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起義事件的話，這群外省人勢必將同時遭到北京當局、「老左統」與獨派的三面夾殺而永無翻身之日。

    雖然為了讓藍綠兩大勢力彼此牽制以達到自己的統戰目的，北京當局並沒有像過去那般猛烈批判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中共對這段歷史的解讀已經早有定論。無論「新紅統」如何解釋，都不能否定中共在立場上把二二八事件視為「解放戰爭」一部份的事實。當時，中共所採取的立場，就是聯合左統、左獨甚至於以皇民為代表的右獨勢力一同打擊「國民黨反動派」。

    可惜的是，「新紅統」直到今天，都還意圖抹煞這段歷史事實，意圖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曲解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鎮壓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與「老藍統」一樣，他們將歷史的研究重點放在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本省暴徒毆打外省無辜民眾，乃至於進攻公家機關的過程之中。然而，他們又如同民進黨一般的刻意迴避共產黨在幕後操作這些暴動的事實。

    為了不得罪中共，同時又宣揚他們那種近似變態的極端民族主義史觀，「新紅統」將這些暴動，包括有謝雪紅與張志忠等共產主義者介入的武裝暴動通通怪罪到美國與日本等「帝國主義」的煽動上。「新紅統」的代表人物郭冠英，就曾經對筆者表示，假若不是陳儀與蔣中正果斷做出了鎮壓二二八暴動的決定，那麼台灣勢必已經再度回歸到了日本的統治之下。

    同時，「新紅統」也還要誇大美國「託管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介入，來符合中共反美意識形態下的「政治正確」。擔任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專任助理教授的「新紅統」意識形態理論大師石佳音，就以二二八事件期間有一百四十一名台灣人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提交請願書為由，指控華府在島內煽動分離主義運動。

    向來對蔣家父子持批判態度的石佳音，居然一反常態的，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替中華民國政府辯護：「身為中華民國的邦交國，美國卻在台灣鼓動分離意識，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此前二二八原本已有和平解決的希望，卻因事件性質惡化，反而逼使國府只能以武力維護主權。國府為了避免台灣在光復後得而復失，只能吞下美國參與創造的二二八苦果。」

    出身於藍軍的「新紅統」都認為，自己的權益與生命，都只有在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獲得實現的情況下才能得到確保。假若未來中國的統一，是在中共與民進黨取得共識的情況下達成，對於他們而言將是不下於台獨建國成功的「民族災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已經幾乎不對北京政權進行批判的「新紅統」也會罕見的對中共傳統的二二八論述提出挑戰。

    為了說服中共相信，國民政府鎮壓二二八事件的目的，是為了阻止美國與日本在中國領土上製造分裂的野心，石佳音這樣寫道：「在國共內戰的格局下，中共自然會將二二八視作其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一環，跟著台灣左派一起指責國民黨，而將二二八歸咎於『官逼民反』。但是二二八事件牽涉的，卻是國民政府艱苦抵抗美日裂解中國的更大格局。」

    不過，與其說郭冠英與石佳音等人真的害怕美日將台灣從中國領土永久的分離出去，倒不如說他們極度害怕自己的地位最後為綠營人士所取代。為此，石佳音就寫道：「北京以及台灣左統人士如果把二二八定調為『官逼民反』，不但縱放了美日的圖我醜行，對於今日獨派利用二二八炒作反中仇中、臺獨意識，將更缺少反制的著力點。」

    對比陳明忠與陳逸松的觀點，我們不難發現郭冠英與石佳音等「新紅統」試圖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希望中共將有著同樣八年抗戰歷史記憶，而且與大陸有故土淵源的外省人與國民黨當成「自己人」看待，一起消滅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分離勢力。這並不是因為「新紅統」比「老左統」更愛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而是他們比後者更擔心自己的地位在統一以後仍遭到本省人壓縮。

圖說：新紅統代表人物郭冠英，不僅認為國民黨鎮壓二二八事件有理，而且還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背後有日本的勢力在主使。藉由將二二八事件參與者打成民族敗類，郭冠英希望能夠以民族主義尋求藍營與中共合作的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