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奥德丽·罗德（Audre Lorde）是当代美国知名的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活动家和诗人。她的作品致力于挑战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种族主义和黑人运动中的性别歧视。她的“差异理论”和“交叉性理论”成为当代女权主义思想中的重要里程碑。罗德看来，在各种争取平等的运动中，内部差异要么被回避要么被误读。我们通常借“团结”之名，行“同化”之实。这是运动难以推进的原因。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定义和理解差异的方式，差异不应该成为优劣判断和等级制的基础。差异应该是团结的基础，而非阻碍。我们必须彻底改造思想，消除自己内化了的压迫者思维和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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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史学限制了我们仅从简单对立的角度来看待差异：宰制的对被宰制的，好的对坏的，高等的对低等的。现如今，经济效益成了一切的度量衡，个体的需求反倒不值一提。在这样的社会中，总有人在经历了系统性的压迫后，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他们通通被遗弃到了某个角落。在这个凡事都低人一等的角落里，你会发现黑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工人阶级、老年人、以及女人们正在承受着非人所能承受的一切。
我是一名49岁的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社会主义者、两个孩子的母亲、拥有一位跨种族的伴侣。这些身份将我隔离为一个不被接受的他者，低人一等的异类，或者说我的存在根本就是个错误。美国社会习惯让“被压迫者”肩负起沟通者的角色，他们“有责任”现身说法以唤醒压迫者的良知。因为对于我们被压迫者而言，生存法则之一便是必须成为时刻监察社会不公的守夜人。我们得熟知压迫者的话语和其行为处事的条条框框，转而在必要的时候以此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即使这所谓的保护常常是稍纵即逝的幻觉。每当压迫的得益者挥舞起“沟通”的大旗，我们就要将我们的生活体验与之分享。换句话说，点醒压迫者的义务居然落在了被压迫者身上。我要负责教育那些轻视我孩子的文化的老师。黑人和第三世界的人们被期望要教育白人什么是人道。女人被期望去教育男人。女同和男同被期望去教育这个异性恋的世界。压迫者们稳坐在既得利益者的宝座上，却极力逃避着相应的责任。与其把时间消耗在无谓的事情上，不如多花些精力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为我们改造现在和将来构建一个脚踏实地的社会图景。
拒绝承认种族、年龄和性别差异的白人女权运动
在制度层面便拒绝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这个凡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经济体需要“局外人”作为“多余的人口”。身为这样一个经济体中的一员，面对差异时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某种既定守则：以恐惧与厌恶作为两大原则，人们亦或忽略差异性，此路若不通便选择与强者结盟，或彻底消灭碍眼的弱者。然而，这守则却从未指引过人们如何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平台，以便正视形形色色的差异。如此粗暴的处理方法带来更加恶劣的结果。这些差异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冠以污名，来为族群隔离者与混淆视听者服务。
诚然，体现在种族、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但真正使人们相互排斥的，并非差异本身。而是我们没有直面差异的勇气，没有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差异被扭曲成妖魔，而误解引起的愤怒又突出了差异，如此循环往复，二者互为因果，最终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
种族主义：“一个种族先天优越于另一个种族，前者因此拥有对后者的无上控制权”；性别歧视：“一种性别先天优越于另一种性别，前者因此拥有对后者无上的控制权”。年龄歧视、异性恋主义、精英主义、阶级优越论等等都是我们脑海中积重难返的思维定式。
消除对他人的误解是每一个人毕生要做的功课，因为我们的社会使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戴上了有色眼镜；与其同等重要的是去承认、接纳、以及重新定义那些被赋予在自己身上的差异。 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费尽心思去说明这些差异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就是佯装他们根本不存在 。然而人们理应通过了解人际差异来更好地改变现实生活，而不是把自己推向更加隔绝的状态，造就错误的、欺骗性的人际关系。后者将“差异”曲解为“异常”。
某种“遥不可及的标准”游荡在每个人意识的边缘上，大家都希望自己尽可能地拥有以下特质：白人，修长，男性，年轻，异性恋，基督徒，收入稳定。隐微的权力正是以这些“遥不可及的标准”作为触角，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意味着，谁满足越多的标准谁就拥有越多的权力。因此，“标准”之外的人们总是将自己所受的压迫归结于某种特质的缺失，这使他们忽视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公正地对待人际差异无异于成为压迫者的同谋。这或多或少能体现在当今的妇女运动中。白人女性在反抗压迫时往往只注重她们作为女性的身份，而没有看到不同人群在种族、性向、阶级和年龄上存在的差异。 不顾彼此需求的差异性而一味追求的“姐妹情谊”无疑是一种虚幻的妄想。
对待阶级差异的麻木迟钝阻止了妇女运动向更有活力、更具创意的方向发展。最近，一个女性杂志决定不再刊登诗歌，因为相较于散文，诗歌显得过于“懒散”，不够“严肃”。在这里，人们往往看不见艺术形式中的阶级问题。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完成诗歌创作所需要的限定条件是最少的。整个过程可以隐蔽地进行，不需要额外的体力及物质支持；即使你穿梭于医院饭堂与地铁之间，仍然能够在废纸上利用零碎的时间来完成创作。近年来，我一直在拮据地写小说，这让我强烈地意识到艺术形式的选择极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诗歌也成为大量穷人、工人阶级和非白人女性用来发声的主要渠道。为了写散文体文学，单单有（伍尔夫口中的）一件自己的屋子是远不够的，你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纸张，一台打字机，以及大量的时间。同理，美术创作面临类似的阶级问题。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谁成为了雕刻家，画家，摄影家？因此，我们很难脱离阶级属性和经济差异来对“女性文化创作”这个概念泛泛而谈。
Audre Lored同时是知名的诗人，她的作品透过平易近人的语言提升意识、抗击所有形式的不平等
我们常常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年龄歧视，它也阻碍了人们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历史不断地重复因为人们总是回避过去。压迫型社会用“代沟”这个词来解释由于年龄差异而带来的矛盾。如果青年一代认为老一辈是不值得尊重的，甚至是多余的，那就意味着年轻人只能不断重蹈覆辙因为他们失去了了解历史的一手资料，并不屑于对过去发问。集体失忆成了社会通病，我们一次又一次犯着同样的错误，却不肯反思。讽刺的是，祖辈在哪里跌倒，我们仍在那里跌倒。要么没有人将这样的教训总结出来告诉我们的子女，要么我们的孩子对这些经验充耳不闻。举个最应验的例子，以上这句话你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吧？再例如，有谁能想到多少年后的今天，女孩子们仍然被紧身衣、高跟鞋和窄底裙拘束着她们的身体？
忽视女性群体之中存在的种族差异无疑是女性实现联合互助过程中最大的威胁。
白人女性如果拒绝放下她们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唯独用她们自己的经验来定义“妇女”，那么非白人女性只能沦为“他者”——作为“局外人”，她们的经验对于大众来说过于陌生而无法被理解。就拿学院体系中的妇女研究课程来说，非白人女性的声音常年被埋没或边缘化。无论是在妇女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当中，几乎没有什么课程设置里能见到非白人女性的书写。对于这种现象，通常能听到几种解释：非白人女性的文学只能由非白人女性来教，否则根本无法理解；课程很难进入这样的文学，因为她们太与众不同了。有趣的是，表达这些言论的白人女性知识分子一定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才学兼备！因为她们能够不太费力就教授其他高深莫测的作品，暂且不论这些作者都来自多么复杂且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莎士比亚到莫里哀，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亚里斯托芬。当然，我相信她们还会为我想出一个更好的理由。
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我们很难苛求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白人女性之不乐意阅读黑人女性文学是因为前者认为后者在身份上与自己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给予黑人女性文学同等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将所有人类的复杂性——每一个人首先是独立的人，是女性，而并非是脸戴面具、浑身贴满模式化标签的模特。我相信，这同样适用于非黑人以外的其他有色人种妇女。
非白人女性通过自己的书写构建了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世界，与此同时，白人女性在不断被洗脑的大环境下却很总是忽略这些真实的差异。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仍然严重束缚着她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仿佛一旦我们承认了彼此之间差异的存在，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中存在孰优孰劣。不仅如此，倘若你意识到了彼此的不同，还要悬着一颗负罪之心。让有色人种妇女走出刻板印象会让人产生负罪感，因为这威胁了那些自鸣得意地仅仅从性别维度看待压迫的人。
拒绝直面差异掩盖了妇女面临的不同问题与陷阱
拒绝直面差异使得我们难以看到我们作为妇女面临的不同问题与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以白人为主导的父权社会体制中，有两种不同的陷阱机制：一种适用于黑人女性，另一种适用于白人女性。白人主导原则会利用黑人女性对抗黑人男性，这并非由于他们是男人，而是因为后者的黑人身份使其低人一等。因此，黑人女性同胞们要时刻警醒自己，我们的抗争应该从切身实际需求而非压迫者的需求出发，不能轻易被其他人当枪使。在这样的体制下，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压迫是双重的，更是狡黠的，而白人女性却不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以不同的方式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于此之外，作为女性，我们又多了一重脆弱，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出一套白人女性不需要的防卫机制。除了在犹太社群中，其他白人群体恐怕不能体会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技能。
与之相对应的，白人女性则很容易掉进另一种陷阱中：成为当权者的同谋。这种陷阱的运作机制可以理解为：向每位白人女性发出一张上流舞会的邀请函，而入场卷就是被邀者的肤色。这样一来，其他种族就“自然”地被排除在外了。也正因如此，白人女性在父权制中似乎有更多虚假的选择和回报，也就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充当父权当权者的同谋和工具。
大萧条时期的歧视性广告
随着1923年平等权修正案的提议未能通过，逐渐紧缩的经济，以及保守风气的滋长，白人女性再次容易陷入一个危险的幻想中：只要你足够好，足够漂亮，足够讨人欢心，只要你能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好母亲，只要你嫁对人、恨对人，符合当权者为你设定的标准，支持当权者为你做出的决定，那么你将会有机会与父权社会的各位既得利益者和平共处。除非一个男人端了你的饭碗，或是一起强奸案在你身边发生，否则任何其他事情都不能扰乱你们相安无事的日常生活。说来也是，如若不是长期在战壕里摸爬滚打，如若不是周身所有都为“不平等，不公义”所包围，有谁能真的明白这场反对“非人化”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呢？
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黑人女性和儿童无时无刻不在体会着那些深深嵌入进生活中的暴力和仇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战区”（午夜的巷子），也不存在“安全的堡垒”（那些可以让我们安全表达抗议的地方）。换言之，不公正的战火早就从战场烧到了停战区。对我们而言，暴力席卷了生活里的每个角落——超市、教室、电梯间、诊所、校园。对我们的暴力也体现在邻里社群之间——水管工、面包师、销售员、巴士司机、银行职员、以及各种无视我们的服务人员。
我们要面对的这些问题，有些是缘于性别，有些则不是。你会担忧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为父权制的一员来反对你；你也会担忧自己的孩子在街头被枪击，而你能做的却不过是回避问题的源头，只顾掩面哭泣。
面对形形色色的差异，非白人也同样会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们黑人的生活和斗争现实并不意味我们不会犯忽略和误读差异的错误。的确，整个黑人社群都饱受种族主义的折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群内部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遗憾的是，人们仍然将这些差异看作是危险的他者，并以“团结”之名，行“同化”之道。黑人女权主义者的愿景常常被误以为背叛了整个黑人社群的共同利益。这是因为不少黑人女性认为，她们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只涉及种族问题，无论男女，只要是黑人就会受到歧视。这使她们不能接受一个事实，暨即使在黑人社群内部也存在着对女性的压迫和制约。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它是给予整个黑人社群的致命一击。我们都知道沉默并不会成为这病症的良药。种族主义使得黑人在外变成了弱势群体，这种无力感在家庭内化为愤懑，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男人们压抑已久的血性。所以，对女人和小孩施暴成了黑人社会里的司空见惯的常事。可悲的是，像这样的厌女行为却从来不被看作是针对黑人妇女的一项罪名。
总的来说，美国的非白人领着最低的薪酬。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我们总是以各种名义被拖去做人工流产或是绝育手术。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年幼的姑娘们被强迫着接受阴道缝合术，让她们成为男人情欲之下的乖乖绵羊。这就是被人熟知的女性割礼。 它并非是肯雅塔（Jomo Kenyatta）口中“文化现象”，它是针对黑人妇女的罪行。
黑人妇女的写作中充斥着对苦难的记录，这些痛苦不仅仅来自父权制社会，也来自她们的同胞----黑人男性。然而过去和现在的斗争经历都让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窘境：黑人女性必须要证明自己对于性别歧视的反抗并不是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我们必须要承认，对于女性的仇视已经要耗干了黑人社群的力量，以及我们的生命。强奸案发率正在增加，包括记录在册的和未备案的。这里要说的是，强奸不是一种特殊的性癖好，它是性暴力。正如黑人作家萨拉姆（Kalamu ya Salaam）所言，“只要父权制存在一天，强奸就不会停止。唯一的解决办法需要两性的共同努力。女性不断反抗，而男性则要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
黑人女性群体中存在的个体差异也常常被误解，作为互相隔离的利器。作为一个拥有多重社会身份的黑人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我致力于解放性别和种族压迫。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只接受我的某一方面，并期望这就是我的全部。至于我的其他方面，不同的意见团体希望我舍弃他们不喜欢的那面。难道没有人意识到对于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是多么毁灭性的打击啊？简直无异于慢性自杀。抛弃了任意一个方面，我便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我，一个忠于自我的我。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我，就是因为能够毫无负担地表达，并坦诚地接纳自己方方面面的诉求。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拥抱我的生活，去为我倾心的事业而努力斗争。
黑人女同性恋受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的多重压迫
对女同性恋者的恐惧，或者说害怕自己被当作女同让许多黑人女性陷入自我审查。不少女性因此不约而同地拒绝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告知“女性拥有自己的欲望是可耻的”，并因此学会竭尽克制；另一些女性则落进了绝望和孤独的深渊，她们被异性恋的亲密关系包围着，看不到属于自己的出路。有些时候在白人女性社群中，异性恋主义有时是认同白人父权制的结果。它拒绝承认“自我认同为女人”的妇女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不是作为男性附庸的女性。这有时反映了对一种异性恋关系顽固的浪漫想象，有时这代表了妇女从小被灌输的“自我憎恶”感。对此，我们所有妇女都必须坚决抵抗。
尽管这种自我审查的态度在任意一个女性群体中都会出现，但黑人女性社群中的恐同倾向以及异性恋主义尤甚。我不想否认女性之间特有的姐妹情谊在非洲和美国黑人社群中的悠久历史和重要作用，也不想否认许多独立的黑人女性在政界、文化界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然而这些都掩饰不了异性恋黑人妇女倾向于轻视黑人女同的存在和劳动成果。这种消极态度源于长期根植于黑人社会中的男性霸权思维。该思维下产生的价值判断是：女性一旦拥有独立见解就等同于一名“同性恋者”，如此没有自知之明的行为是不值得黑人男性给予任何关注和支持的。对社会关系稳定性的考量也导致了这种消极态度。既得利益者们担忧那些自我意识逐渐增强的黑人女性会挑战我们固有的社会关系。
有些黑人女性曾经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只有白人女性才会患上的“疾病”，现在她们换了一种说辞：认为黑人女同是社群里的毒瘤，她们与敌人勾结，更不配作黑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压得黑人女同抬不起头来，本希望能从黑人姐妹中得到一些慰藉，到头来却受到两面夹击。一边是来自白人女性的种族歧视，另一边是来自黑人姐妹的恐同敌意。安吉丽娜 • 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e），爱丽丝 • 邓巴-尼尔森（Alice Dunbar-Nelson），洛雷因·汉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等人的作品或被无视，或被轻视，或被误读。尽管问题重重，黑人女性间姐妹情谊从未消失。从坚持不婚的大妈到西非的亚马逊女战士，一直以来女性间的紧密联系是维系黑人社群不可或缺的纽带。
问题是，对妇女儿童的暴力和性侵并不是黑人女同造成的啊。而这些才是真正威胁我们社区安全的罪魁祸首。
自1979年春天开始，黑人女同一直走在反暴力的 最前线。她们没有忘记在那起未结的连环谋杀案里，受害者是十二名无辜的黑人女性。
建立公正的社会首先要革除我们内心的压迫者思维
提到改变现状，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哪些细节入手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界定这些差异？我将在这里再次重申，将女性推向“他者”圈笼的并不是差异本身，而是一种逃避差异的态度，人们拒绝以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由于忽略和误认这些“差异”所产生的歪曲。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唯一被鼓励承认的且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差异。处于弱势的女性被要求去适应这种差异，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会迎合男性的各种需求。我们的父亲成为了这种特殊训练的第一个教练员。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差异，也能正视他们的存在，并试图在夹缝中找到生存之道，哪怕这种承认延续着一种古老的宰制/屈从关系。然而女性的妥协往往让不平等的关系更加牢固。
忍耐一时却不能保全一世。我们的未来必须建立在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之上。作为女性如果我们超越目前肤浅的社会变革，我们就要首先拔出内心压迫性的毒草。它们被压迫者种下，而我们必须要将其剔除。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看到女性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来对待这些差异，差异不应成为划分三六九等的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差异，打开视野，丰富我们共同的斗争。未来世界的走向取决于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能运用她们的能力来重新定义权力，重理解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不再满足于墨守成规的社会守则，也不再对这个老旧的世界忍气吞声。无论它们如何粉饰自己，都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一套逻辑：交易、愧疚、仇恨、互相指责、悔恨、怀疑。
因为压迫者在我们身上构筑了种种老旧的期待、承诺，以及长久以来压迫我们社会结构，所以改变内在理念和改变外在环境一样重要。外在环境不过是这些社会结构的结果。用主人的工具永远无法拆除主人的堡垒。
正如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所说，革命性变革的核心不在于摆脱压抑的环境，而在于摆脱被“压迫者”深植于每个人心中的观念。这些观念里面充斥着压迫者的伎俩和极具压迫性的社会关系。
改变意味着成长，而成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痛苦。那些我们并肩作战的人们，虽然志向相同，但与我们自己相比还是有差异的，而在与她/他们共同开展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对自身的定义将被磨砺得更为清晰。不看肤色，无论老少，不管直弯，被压迫者们应该联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取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踏出一条通向未来的新路。
我们既然选择了彼此
便注定为对方在前线上浴血奋战
还是这场老旧的战争啊
倘若我们输了
女人的血液会聚流成滴
凝结在这死寂的星球上
如若赢了
谁知道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历史之上
我们满怀期许，只为那一场全新的相遇
原标题：Age, Race, Class and Sex: Women Redefining Difference
翻译：Even 校对：噼里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责任编辑：黄亚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