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父亲这样的农民工

流程是这样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工人，得上劳务市场找人去。
“有一帮人背个包，天天在劳务市场蹲着，围着劳务公司转，专门替他们找干活的人，俺叫这种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听电话，有活了，‘背包的’打电话过来，谈成了，先要给‘背包的’好处费。”

年头好的时候，买一个工地，给两三千好处费。“2015年活少，好处费上万块。看今年的架势，买一个工地，怎么也得花三万。”

包工头也是分级的。李建华说自己是最底层的包工头，活到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层。“有一个活，经过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到我手上一共经过12层。哪一层不剥点皮呵。经的层越多，工人拿到的钱就越少。”

“给点零花钱吧！”接下活儿，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华得赶紧向老板要点现钱，按工人人头要。“假如一个人，能要来100块，只给工人50。俺得先把买工地的钱拿回来，保证别赔了。”

2015年他还是赔钱了。李建华讲，往年干工地，挣钱的活多，这一年是保平的多，还有两个活儿，到现在都没拿到钱。“俺有一百来号工人，快过年了，让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来个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钱去。就这，一天的费用也大了去了，快贴进去10万啦。”

他指着李大君说，“开始，听大君给俺们讲各种故事、法律政策，觉得真好！《劳动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现实是，你按那上边的条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几个能像老何那样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农民工，去法院还没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维权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时间就能耗死你！”

要不来钱，那怎么办？

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

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

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

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

昏死过去一个多小时，老刘才醒。“我身上压满了钢管，脸上糊着水泥，眼睛睁不开，听见老乡喊我，我就叫。他们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样吊，还不把老子吊死了。赶紧让人拿扳手，把扣架解开，钢管一根根拆掉，一点点把我扒拉出来。”

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伤。

老刘从此落下“脑鸣综合症”，脑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得越发厉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伤赔偿。年底，又把钱全拿出来，给工人垫付了工资，垫了十几万。
“我拿命换来的钱，全搞到里边去了。”老刘说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

2016年开年，有两起关于小包工头的新闻，引起李大君关注。一个是讨钱无望，在公交车上纵火杀人；另一个是讨薪无果，被殴身亡。“这些底层的小包工头，最极端的归宿就是自杀、被杀和杀人。”

“我觉得，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恶，还是建筑业这种分包的劳动体制造成的，我们想尝试改变。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筑农民工也得考虑转型。”

李大君他们正在搞一个“装修合作社”。

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线工人占70%左右，管理层占30%左右，董事长只占1%。没有包工头，工人不再是雇佣者，是为自己打工，是企业主人。

“可以夫妻俩一块干装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学堂。每周给工人上课。因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员稳定，就能培训，提高技能，改进工艺。”

李大君觉得这不是梦，有两点让他自信：一是我们的工人会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不会磨洋工，不会糊弄人，不会偷工减料；二是我们的管理是先进的，依托手机APP，研发一套流程，从接活、设计，到一步步施工。

“公司注册了，团队也搭好了。董事长是北大毕业的，硕士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学啥的都有，像清华学电子的、美院搞设计的。现在，软件已经在设计中了。”

老何他们听了，将信将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竞争过大资本吗？“这就好像在南极洲，建了个5平方米的温室。在大环境下，冷空气会不会侵袭，把他们再冻成冰块？”

眼瞅春节了，李大君的媳妇抢了两个晚上，才从网上帮老何抢着一张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为活儿太难找，老何告诉李大君，过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