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晚上是去London Bubble Theatre排练的日子。因为下午有事出门，所以早早到了晚上排练的地方。时间实在是太早，在剧场门口徘徊了片刻，拐进了对门的FISH BAR消磨时间。 周四下午三点多钟，酒吧里没有什么人，要了杯啤酒，坐到角落里掏出Kindle准备看会儿书。抬头四顾时，看见邻座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先生朝我微笑致意。微笑着打招呼回去，没想到老先生示意问我是否可以坐到我身边来。反正到这酒吧来就是消磨时间的，有个人聊聊天很好。被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 -“今天天儿不错。”——沙哑而虚弱的声音，典型的英国式搭讪。 -“没错，挺暖和的。” -“你是日本人？” -“哦，不是，我是从北京来的。去年十月刚来，在Goldsmiths做访问学者。”——大概看老人家慈眉善目，言谈举止颇有教养，所以很愿意跟他多聊聊，主动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了。 -“那你住在这里很方便，到Goldsmiths很近啊。” -“其实我不住在这里。只是最近每周都要往这边跑两次。” -“明白了。我可不可以好奇问问，是什么事情让你每周要往这里跑两次呢？” -“您知道London Bubble Theatre么？我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知道。以前我也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你喜欢戏剧什么的？” -“嗯，就算是吧。” -“这后边，就在我家楼下，有一个电影俱乐部。每周二晚上都有跟电影有关的活动。我现在每周都去。我觉得你会感兴趣。” 就这么开始聊了起来。也许因为我来自遥远的中国吧，话题开始转向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土地，转向旅行。好奇地问了老人一句：“您大概去过很多地方吧。”老人眼神忽然恍惚，似乎望向了一个久远的过去：“是啊，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似乎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老人。于是试探地问了一句：“那您觉得去过的地方哪儿最有意思？” 老人看了我一眼，笑了：“1967年去古巴，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那时候你肯定还没出生呢。” “1967年?”我吃了一惊。“冷战最厉害的时候，请问您是怎么去的？” “我在这儿组了个团，全是对古巴有兴趣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给古巴那边写了封信，然后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就去了。” 略震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过了片刻，讪讪地说：“那个年代对古巴感兴趣想去看看的欧洲年轻人，应该都是左派吧。我也很想去古巴看看，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左派这个词一出口，老人家笑了笑。问道：“你是左派么？” -“我是左派啊。否则的话我大老远从中国来这里，不去旅游购物，不去西区看秀，我跑来一个社区戏剧中心干嘛。” 老先生又乐了。“其实我六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对激进政治没有任何概念，也没有任何兴趣。那时候，我喜欢唱歌，喜欢文学，写诗什么的。” -“您是在哪儿上的大学呢？” -“剑桥。先学的西班牙语，然后转去了社会学。” -“哦，那可能是因为剑桥没有什么激进政治的传统吧。毕竟那是一个很贵族很精英的地方。” -“是很精英，不过还是有一群激进学生。只是那个时候他们和我的世界没有关系。但是很快，大学毕业之后做第一份工作，我就接受了政治启蒙。” 接下来，老先生开始讲关于他的政治启蒙的故事。一九六四年，他大学毕业进了利物浦一家专营棉花进出口的公司，被公司派去美国密西西比一个大型棉花公司出差。到了密西西比那个大棉花工厂，Richard(老先生的名字）好奇地注意到：在这家公司里，办公室和分拣车间这两个等级较高的工作场所里的职员全是白人，而在仓库工作的则清一色是黑人。RICHARD恍如隔世地说：“那时候，我是太天真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于是有一天，我特傻地问该公司的一位同事:‘为什么你们这儿办公室和分拣车间一个黑人都没有？’结果没过两天，公司里传开了我的外号：pink nigger lover。大家对我开始敬而远之。这是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政治启蒙。” 所谓PINK，指的是有共产思想倾向。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中西部，被戴上这么一顶帽子，大概足以被周围的人视为危险份子。美国出差结束后，RICHARD直接被公司派到尼加拉瓜和另一个中美国家出差。他回忆起自己作为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独自住在马那瓜的高级酒店，尼国农业部长在首都一座山上的高尔夫俱乐部宴请他，而俯视山下，是一片连绵无尽的贫民窟。就在这次出差时，RICHARD赶上了大地震。地震中当地人死伤无数，而欧洲人和美国人直接被巴士拉到机场，登上飞机立刻就能逃命。RICHARD没走，但是他眼看着某捷克制鞋公司驻当地的代表丢下了在当地娶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自顾逃命，令他无比震惊。 而最让他震惊的，是电视里播放的美国赈灾场面。地震后，老百姓都睡在街上，而所有为受损的公共建筑都有重兵把守，闲人不得入内。震后各家美国公司纷纷前来表示亲善友好，然而救济灾民的物资无一例外都是自家生产的产品。RICHARD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电视里直播美国某家电器公司的赈灾实况，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家人和住所的妇女获得了该公司生产的一台冰箱作为救济，上台领奖时千恩万谢，而主持人则大肆宣扬美利坚友邦如何仗义慷慨。RICHARD说：这一切让他觉得荒谬极了。这个贫民窟的妇女原本住的地方可能根本没有电力设施，更何况地震之后她已经无家可归，她要这冰箱何用？在中美洲经历了这第二次政治启蒙之后，RICHARD说：他开始变成了一个左派。 因为这段经历，RICHARD开始对铁幕那边的世界感到好奇。两年之后，他牵头组织了一群英国年轻人去古巴参观访问。RICHARD说，那时候古巴还没有开放观光旅游，去古巴的欧洲人都是像他们一样对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好奇的左翼青年。他们在当地一个青年营住了两个月。上午参加劳动种咖啡，下午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讲座、纪录片放映、戏剧演出、参观学校医院等等。RICHARD说，他惊讶于古巴的教育、医疗、文化水平远远超出当时周边的中美洲邻国，而且这些社会资源被较为公平地分配给国民，并非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RICHARD说：从那时开始，他觉得自己开始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初春时节，午后阳光晒得身上一阵阵暖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酒吧里听对面这为体弱气衰的老先生讲过往的故事，觉得心里满满的都是亲切感。可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上个世纪那些激动人心的年代我都没有经历过，从记事之日起，面对的就是一个粗鄙可憎的世界。打心眼里羡慕这位老先生。想了半晌，说道：“其实，我的政治启蒙也和拉丁美洲有关系。十五年前，我读了乌拉圭记者加莱亚诺写的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然后我觉得我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了。可惜，我不会西班牙语，没有办法接触很多思想资源。” 说完下意识地看表。老人问道：“你是不是该走了。” -“还好吧，再待个半小时，我就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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