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是维护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需要

历史证明：历代统治者尊孔无不是政治的需要。汉朝以前，是为了复辟奴隶制；汉到清代，是为了维护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了维护和复辟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了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统治；社会主义时期，则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特色社会则是为了维护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尊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改革伊始，尊孔的先生们便抛出集唯心论之大成的“中庸之道”，竭力鼓吹其哲学基础为折衷主义的“中庸之道”来调和阶级矛盾。

鲁迅先生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真正的“中庸”，“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之流深怕这一着，于是骂‘偏激’之可恶”。修正主义统治者也是如此。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却污蔑敢于反抗者是“暴民”，并予以残酷地镇压。

特色社会尊孔，尤其是高唱《中庸之道》的麻醉曲，就是要人们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只要人们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社会也就“和谐”了。

然而，这毕竟是一厢情愿。如今“和谐社会”不仅越来越不和谐，反而到了全力以赴动用国家机器维稳的地步。近年来，维稳经费逼近军费开支，被人喻为“天价维稳”。

尊孔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对外开放以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户。据说，创办“孔子学院”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那么何不叫别的名称而偏偏青睐“孔子学院”？既然叫“孔子学院”，那么向世界宣扬“孔孟之道”又岂能不是“孔子学院”的“神圣使命”？

鲁迅先生指出：“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其实乃是卑怯”。

众所周知，“韬光养晦”已成为一项国策。大使馆被炸，“韬光养晦”；军机被撞，“韬光养晦”；面对霸权主义欺负小国、弱国、第三世界国家，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得甚至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成为对外交往中忌讳的词语。“韬光养晦”，――不过是卑怯者的遮羞布而已。如今，“韬光养晦”又演绎为“和平崛起”。然而，撩起“和平崛起”的面纱，人们看到的却是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奴颜婢膝、无耻至极。

“孔孟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鲁迅先生说：儒家的“事大”论，就是向貌似强大的侵略者投降的“理论”。鲁迅还指出：“儒术”就是卖身投靠术、汉奸术，“儒效”就是卖国后从外国主子那里得到的“犒赏”。历史告诉人们：尊孔派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曾国藩、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邓小平是如此，当今社会邓小平的孝子贤孙莫不如此。

尊孔，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来说，对于实现“中国梦”来说，是维护修正主义反动统治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要唤醒民众，必须要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卑鄙、阴险的伎俩。要奋起千钧棒，坚决砸烂“孔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