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没有建成全国性计算机网络

作者：斯拉瓦·葛罗维奇（Slava Gerovitch）

译者：黑夜里的牛

          这篇文章考察了1960到1970年代苏联发展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的计划。这种全国性网络是作为用于全国经济管理的自动化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这些提案在党政机构的迷宫里被传阅、讨论和修改，本文研究了这一过程的机制。文章还考察了不同组织——控制论爱好者、数理经济学家、计算机专家、政府官僚和自由派学家——在推动、批评和重塑全国计算机网络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计算机网络的方案表面上看是技术性的，但作者聚焦于它们的政治维度，还关注信息和权力的关系，以及计算机技术使用者起的改造作用。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经济学、管理、控制论、苏联

          1961年十月，正好赶在共产党二十二大的开幕式之前，苏联科学院控制论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合集。这本合集被恰当地命名为《为共产主义服务的控制论》。这本书概括了在广阔的领域内——从生物学到医药再到生产控制、交通和经济学等等——应用计算机和控制论模型的巨大潜在利益。[1] 特别地，整个苏联经济被看做是“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这一系统包括许多各式各样互联控制回路”。苏联控制论专家提出，通过建立大量的区域性计算机中心，收集、处理和分发经济数据，从而优化这一系统的运行，实现更有效的计划和管理。把所有这些中心连接成全国性网络，会导向“单一全国经济自动控制系统”的建立。[2]

          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包括了控制论等一系列科学。党要求这些科学在共产主义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建设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新纲领有力地断言，控制论、计算机网络和控制系统“将会被广泛地运用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的生产过程，科学研究、计划和设计以及会计和管理中”。大众媒体开始把计算机称作“共产主义的机器”。[3]

          苏联控制论专家的宣言在西方引起了相当大的惊恐。“如果真的有国家打算实现完全集成和控制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中，‘控制论’的原则被用于实现各种目标，那么苏联将比美国更早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美国人在评论《为共产主义服务的控制论》一书时这样说道。他警告说，“在赫鲁晓夫说要‘埋葬’西方时，他心中想到的的武器之一可能就是控制论”。[4]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建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研究苏联控制论的威胁。[5]这一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报告指出，在其他威胁之外，苏联计划建立一个“统一信息网络”。[6] 基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肯尼迪总统的最高助手在1962年10月写了一个内部的备忘录，提到“苏联对控制论的竭尽全力的投入”将会给苏联人以“巨大的优势”。他警告，“到了1970年代末，苏联人已经拥有了全新的生产技术，其中涉及用闭合环路、反馈控制来管理全部或产业复合体，而这些控制系统采用自主学习的计算机”。他总结道，如果美国人对控制论的忽视持续下去，“我们就完蛋了”。[7]

          然而，苏联控制论专家关于通过建立全国计算机中心网络来实现最优的全国经济计划和管理的这一宏伟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西方分析家已经就苏联计算机网络发展中的技术障碍做了评论。比如，缺乏可靠的外围设备和调制解调器，电话线质量差，以及软件产业比较弱。[8]尽管这些考虑极大地限制了苏联全国计算机网络支持者的选择，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他的苏联大型技术项目，比如核武器和太空计划，都能够克服严重得多的技术挑战。相反，本文聚焦于苏联在1960到1970年代发展用于全国经济管理的全国性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计划的政治维度。文章在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考察这些提案的起源、政府对它们的考虑，以及这些提案本身逐渐的转变。文章尝试将苏联计算机网络的历史从狭隘的计算机历史中拿出来，使之成为苏联历史的一部分。在苏联历史中，科技和政治被证明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经济“像是一头筋疲力尽的野兽”。[9]作为斯大林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快速工业化以及战争破坏的结果，苏联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失衡、短缺和错误定价。中央计划系统正挣扎着完成为每个生产单元指派生产指标，以及按照不断修改的国家计划分配产量的任务。自上而下的决策并没有为主动性和创新提供激励。通过管理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导致了中央计划机构的激增和官僚的扩张，把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了。

斯拉瓦·葛罗维奇（Slava Gerovitch）的著作《从新话到网络语言：苏联控制论史(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

          在巩固自己作为苏共领导人和部长会议主席的权力后不久，尼基塔·赫鲁晓夫宣布了一个大胆的改革。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对经济管理进行激进的权力下放。在1957年五月，赫鲁晓夫引入了区域经济委员会制度。曾经管理全国境内各个工农业生产分支的中央部门被废除了，而新的委员会承担自己区域内各种生产的责任。然而，这一改革不仅没有减少官僚主义和鼓励主动性，反而造成了全面的混乱。因为一个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经常归属不同的区域委员会管理，供应链被严重的扰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逐渐“合并”区域委员会：一些区域委员会联合起来，形成了更大的跨区委员会；后者又结合成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经济委员会；而共和国委员会又归属最高经济委员会管理。为了协调全国不同工业部门的生产，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些“国家委员会”，完成了许多之前中央部门的职能。这样一来，到1963年，“‘管理’工业的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像‘权力下放’的概念所计划的那样受到削减，反而扩大到差不多原来的三倍”。[10]与此同时，从1959年到1964年，工业产量也稳步下滑。[11]

          正好在这个时候，电子数字计算机出现了。人们指望它是解决苏联经济困境的灵丹妙药。到了1950年代末期，控制论的语言获得了客观性和真理的光环，而计算机模拟也逐渐被看做是问题解决的通用方法。在那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提出了用计算机来提升经济管理的可能性。在斯大林时期，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受到意识形态批判，徘徊在这一学科的边缘。随着赫鲁晓夫发动的政治“解冻”，先前受到压制的思想现在都被公开地讨论了。[12]在1957年12月，苏联科学院在给政治领导层的一个秘密报告中建议道，“就效率而言，将计算机用于统计和计划必定会有绝对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应用使得数百倍地提高决策速度和避免错误成为可能。而在当前的经济计划活动中，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在大量产生这种错误。”[13]科学院提议在每个区域建设计算机中心，以协助计划、统计、工程和科学研究。

          苏联的控制论运动，在1950年代后半期快速增强了力量，为数理经济学提供了知识框架和制度性保护伞。相比于最初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译者注）在他的《控制论》一书中提出并被美国控制论团体发展的计划[14]，苏联控制论专家追求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在苏联的语境下，“控制论”这一术语不仅包括了反馈控制和信息论等一系列起始概念，还包括了对机器、生物有机体和社会中的“控制和通信”过程进行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仿真的整个领域。通过将控制论和计算机学紧密联系起来，以及利用计算机作为“客观”的真理诉说者的大众形象，苏联控制论专家在各个学科内推翻了之前对数学方法的意识形态批判，并推出了将整个科学事业“控制论化（cybernetization

）”的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苏联的控制论不是一个固定的学科，而毋宁说是一项把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模型引入到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的雄心勃勃的事业。

          在控制论学术委员会的庇护下，一些之前被边缘化的研究趋势为自己找到了稳定的位置，其中就包括数理经济学，它被重新塑造为“经济控制论”。[15] 经济控制论专家将苏联经济用控制论的术语加以概念化，把经济计划视为“一个巨大的控制（或者调节）反馈系统。如果‘信号’延迟了，系统就会开始震荡。”[16]经济控制论专家渴望通过管理苏联经济的信息数据流，将苏联经济转变为一个完全可控制的和最优化运行的系统。

          控制论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经济学部门，定期在《为共产主义服务的控制论》年度合集中发表关于数理经济学的论文。委员会还赞助了若干会议，把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和经济学家拉到一块讨论。在1958年，只有极少数苏联经济学家对计划和管理的数学模型感兴趣。而在1960年，召开了关于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应用于经济学和计划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第二年，超过40个机构进行了关于数理经济学的研究。[17]到了1967年，控制论委员会协调超不多500个机构中的控制论研究，其中半数都参与到将控制论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之中。[18]

          军用计算中的并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苏联将经济管理计算机化的计划。苏联早期的计算机全部都是为军用建造的。提出将计算机应用于经济学这一倡议的人，也就是设计军用系统的那一批工程师。而他们把军用计算机中“命令和控制”的哲学带入到他们的经济方案中。

工程师Lev Dashevskii （右）和 Solomon Pogrebinskii 在MESM（МЭСМ，МалаяЭлектронноСчетнаяМашина，小型电子盘算机，于1950年开始运作。它大约有6000个真空管，消耗25千瓦的功率。它可以执行约3000每分钟操作次数。）

          到了1950年代中期，苏联军事计划者对美国防控系统SAGE（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的发展变得非常恐慌。SAGE是一个集中的计算机化的命令和控制中心的全国性网络，这一网络能够协调对对规模空袭的反应。[19]苏联决定建造三个系统——一个防空系统，一个导弹防御系统，和一个太空监视系统——其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集中化计算机网络。

          所有这三个网络都是由不同的机构独立开发的。在1956年，创建了101号科学研究所（后来被重命名为自动设备科学研究所），专门设计与SAGE功能类似的全国性防空系统。在1960年代初期，这一研究所开发了苏联第一个晶体管计算机TETIVA，并且建造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有8个计算机组成，其中两两组成主备，放在分布式的命令控制中心。[20]在1950年代末期，莫斯科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开发了一个用于导弹防御系统原型的网络，代号为“系统Ａ（System A）”，将其放置在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附近的Sary-Shagan试验场。两个大型通用计算机M40和M50，在命令控制中心与若干远程控制雷达设施的专门计算机连接起来。在1961年3月，“系统A”实验成功，在这之后，赫鲁晓夫公开扬言苏联的反导系统可以“击中外太空的苍蝇”。[21]关于太空监视系统的工作开始于1962年；其目的是要以摧毁间谍卫星所需的高精确度追踪苏联和外国的航天器。该系统有两个远程节点，一个在Sary-Shagan，另一个靠近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在莫斯科附近还有一个命令控制中心。每一个节点都包含八个电脑控制的雷达设施。莫斯科电子控制机器研究所开发了晶体管计算机M4-2M，用于它自己的分布式网络，这一网络在跨越数千英里的范围内交换数据，并且完全是自动化的。[22]

          受到SAGE的分层控制网络的模型启发的，不仅仅是军方，还有民用项目。在1956年的一次科学院的全体会议上，控制机器和系统实验室主管Isaak Bruk提议，创建一个“控制机器”的层次化控制网络，用来收集、传输和处理经济数据，并通过计算机仿真来帮助决策。[23]两年后，他的实验室变成了电子控制机器研究所。这一研究所开发了用于太空监视系统的计算机M4-2M，以及用于处理经济数据的计算机M-5。[24]在1961年，该所交由国家经济研究委员会管理，后来又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但一直持续其在国防和经济应用中的研究工作。

          另外一个建设经济管理的计算机网络的提议，直接来自于军方。1959年1月，工程师基托夫（Colonel Anatolii Kitov，他是国防部第一计算中心的副主管，还与人合著了苏联第一篇控制论的文章，并且撰写了苏联第一本关于数字计算机的书籍）把他的一本书送给赫鲁晓夫，并附上一封信。信中倡导“基于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从手工和个体形式的管理转变为自动化系统的管理，从而彻底改变和提高经济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他提议首先在在若干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安装计算机，然后把这些计算机连起来，成型“大型复合体”或者说网络，并最终为国家经济建立“统一自动化管理系统”。基托夫建议，这些措施会使得行政和管理人员的大量减少，甚至去掉某些政府结构。他认识到，潜在的人员削减会造成冲突，因此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机构来实施所有政府机构工作的自动化和重新组织。他认为，经济管理的计算机化会“使得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经济优势完全发挥出来成为可能。这种优势就是：计划经济和集中管理。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意味着我们国家发展中的革命性的飞跃，将确保社会主义完全战胜资本主义。”[25]

勃涅日列夫和苏斯洛夫视察最新式的MIR-1计算机

          苏联领导层严肃地对待基托夫的提议，并且任命了一个由（工程方面的）海军上将贝尔格（Aksel Berg）领导的小组。贝尔格是科学院控制论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基托夫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在1959年6月，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个会议，这次会议公开地号召工业生产中广泛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加速计算机的发展。在12月，党和政府通过了会计和工程方面自动化的联合决议。然而，苏联领导层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方式。鼓励新科技但是停止任何制度性改革。这一决议指示建造用于经济分析、统计和计划的专门计算机，但是并没有包含基托夫最具革命性的思想——用于整个经济的全国性计算机网络和自动化管理系统。

          受到部分成功的鼓励，控制论专家们继续他们的宣传运动。195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个关于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全国性会议上，贝尔格和基托夫提交了一份联合论文。在这份论文中，他们提议建立“集中控制”下的“信息处理中心的统一的国家控制网络”，作为“信息和计算机服务的统一系统的基础，满足经济信息处理和执行计算工作过程中的所有机构和组织的需要。”[26] 1960年9月，他们在党的首要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一份联合文章。两位作者主张，基于信息计算中心的统一区域网络的全国经济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会为经济数据的自动收集，计划和资源分配、银行业以及交通控制等提供手段。他们宣称，计算机只需要花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人需要一周才能完成的任务。考虑到在各种区域性经济委员会和个体企业中，有差不多一百万人参与到处理物资供应文档的工作，这一可能的节省看起来是非常大的。引入计算机会将供应计划时间从三四个月大幅减减少至三天，把管理削减一半，把供应管理的成本减少到五分之一。作者认为，安装计算机的费用在两年内就能收回来。他们承诺，计算机会极大地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和生产率，为全国经济高涨奠定基础。[27]

          同时，基托夫还想到一个大大减少建造全国性计算机系统的成本的点子。它提出建设军民两用的全国性计算机网络。基托夫相信，计算机的能力超过了需要，这是当时典型的看法。他断定，军事计算不能完全用完计算机中心的能力，在空闲时间，这些设施可以用于民用目的。基托夫建议把这些中心建在地下秘密的地方，保护它们，使之不遭受炸弹的袭击。然后用隐蔽的通信线路把这些中心连接起来，连接至大城市的信息收集站，将整个网络变成两用系统。他再一次把自己的方案直接提交至苏联的领导层，但是该方案交给了一个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领导的国防部的委员会，而整个委员会又是被军方高级官员主导的。基托夫最大的支持者贝尔格那时候已经离开了政府。尽管有一些军队里影响力略小的计算机爱好者的支持，基托夫的提案还是被拒绝了。基托夫越过军方的上级，直接向党的领导层上诉，加上他在国防部对计算机事务的现状的批评，把委员会激怒了。他被开除出苏共，失去了他作为第一计算中心副主管的位置，而且离开了军队。[28]拒绝这一提案的正式理由是，军民两用的结合是低效的。可能是因为军方担心，他们可能会为民用经济的失败负责。基托夫个人相信，拒绝他的提案的主要原因是，“掌握权力的人担心，由于引入计算机技术，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被证明是多余的”。[29]

基托夫，苏联控制论和计算机技术先驱

          尽管遭受这些挫折，控制论专家们继续他们为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的公开宣传活动。1962年，在《共产党人》的另一篇文章中，声名卓著的通信工程师阿勒科山德（Aleksandr Kharkevich）提议基于SAGE的原则，建设统一的全国性信息传输系统。它提出，把全部的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通信数字化，把所有这些信号通过用于“信息运输”的统一的计算机网络传输。他设想了一个“中央信息仓库”。这个信息仓库是完全自动化的，为网络上任何终端的信息查询提供即时回应。[30]最终，这一宣传运动取得成功：苏联领导拥抱了控制论的愿景。

          作为控制系统的苏联经济的愿景吸引着党和政府的领导层。苏维埃领导们乐于接受这样的思想，即认为经济问题可以仅仅通过提高信息流和管理技术的办法来解决，而不需要任何激进变革。1962年，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赫鲁晓夫呼吁他的同志们广泛地借用西方的“合理”管理技术。他认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些技术能够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容易地实施。赫鲁晓夫不仅把苏联经济，而且把整个苏联社会都看做是一个牢牢控制的，有组织的系统，这一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调节。对他来说，控制论控制的自动化流水线就是整个社会如何运转的模板：“在我们的时代，原子、电子、控制论、自动化和流水线的时代，需要的是对社会制度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的所有关系，进行明确和完美的协调和组织”。[31]

          讽刺的是，赫鲁晓夫的愿景与自由主义社会理想发生了冲突。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正是由控制论专家们培养出来的。诺伯特·维纳相信，通过打破死板的垂直管理层级，消除自由通信的障碍，以及鼓励不同社会层次间反馈式的互动，控制论的社会理论将发挥解放的作用。[32] 在斯大林政权的“寒冬”之后，“解冻”成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前几年的特征。这种社会控制论的自由主义愿景，与苏联知识界对政治“解冻”的热情产生了共鸣。然而，在赫鲁晓夫自己的控制论社会愿景中，更多地强调控制而不是通信。他坚决地把共产主义和社会秩序以及有效的组织联系起来。自由派谈论“自由”，赫鲁晓夫认为这对良好组织的共产主义愿景具有潜在干扰性，甚至是有害的。在1963年3月，他对一群顶尖的知识分子说，“也许你们认为，共产主义下有绝对的自由？那些这么说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有秩序有组织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将基于自动化、控制论和流水线把生产组织起来。如果一个螺丝不能正常工作，整个机构就会陷于停顿。”[33]

          在1962年1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列克谢·科西金（ Aleksei Kosygin）把科学院主席 凯尔迪什（Mstislav Keldysh）和基辅的控制论研究所主管维克多·格卢什科夫（Viktor Glushkov）叫去他的办公室。格卢什科夫对基托夫的思想很熟悉，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他提议建造基于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的自动化经济计划和管理系统。科西金大体上支持这个想法，不久后任命格卢什科夫为关于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管理系统的跨部门科学委员会主席。

          在1963年5月，党和政府签发了一项联合决议。决议下达了新的强有力的措施，目标是加快将计算机引入国家经济的速度。许多中央政府结构受命组建了他们自己的计算机中心和研究所。控制论成了流行词。大众媒体把计算机吹嘘成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控制论的概念也流传开来，从哲学到无神论宣传，到处都是。甚至柯西金的女婿私下里都抱怨道，他必须把“控制论”放在他的书名里，才能更吸引人。[34]

          基辅的控制论研究所开始计划一个基于计算机化的广泛的经济管理改革。1963年，格卢什科夫访问了一百多个组织，研究他们的管理方法和信息流。全国计算机网络的设计草图包括了100到200个作为大型中心。这些大型中心作为区域节点被放置在大城市，并连接至20000个更小的位于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中的较小的中心。大型中心会用专用的高带宽通道连接起来，这些通道没有信道转发或者消息转发。这一网络会支持分布式数据库。在经过自动权限检查后，任何人通过网络中的任意终端，都能够访问该数据库。[35]

          格卢什科夫最初的提案包含一个特别有争议的条款。他设想，新的网络会监控所有的劳动、生产和销售。他提出，从经济中消除纸币，而完全依赖于电子支付。也许格卢什科夫希望这一思想会对赫鲁晓夫个人有吸引力。消除纸币唤起了没有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且它看起来将把苏联社会朝着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往前推进一步。而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速攻二十二大提出来的。科学院主席凯尔迪什对高层官僚的手段熟悉得多。他建议格卢什科夫删掉这一条款，因为这“只会引起争议”。格卢什科夫从提案的主要部分中去掉了这一章节，将其单独提交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如果意识形态在苏联高层决策中能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然而，格卢什科夫消除货币的提案，从未在党政机关得到任何支持。

          虽然之前的控制论方案纯粹是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开发出来的，格卢什科夫却明智地与经济学家合作。他的控制论研究所与尼古拉·费德林院士领导的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在1964年，格卢什科夫和费德林发表了联合提案，提议基于一个三层结构计算机中心网络，建立最优化计划和管理统一系统。他们提出的这一网络，包括上万个用于收集“原始信息”的本地计算机中心，30到50个在大城市里的中级计算机中心，以及一个最高级别的中心，负责控制整个网络，并为政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