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年轻人

　　还有好几位受访人都遮遮掩掩地提到了一个“赌”字。在富士康厂区周遭，赌博似乎是远比游戏“正经”的娱乐方式，因为这样“钱才能生钱”，而不像打游戏那样，“全交给腾讯了”。月初时所有麻将馆里都挤满了人，赌注会随着发薪日的远去而逐步降低。地下六合彩在这里非常流行，这些庄家在店里摆一台随时转播香港博彩节目的电视，人们来这里押香港彩票，然后按照这些彩票实际的开奖情况领钱。一万块、一千块当然可以赌，庄家甚至也接受五块钱、三块钱的小额赌注，如果运气好，这些钱可以翻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维系着这种赌局的是原始的信誉，能当庄家的一定是年纪比较大、有一定口碑的人，而赌徒们手里则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凭证。一夜暴富的人当然有，但庄家连夜举家逃跑的事儿也时有耳闻。

　　赌博、拍卖、盗窃，这一切都是观澜的年轻人们试图“上升”的挣扎。他们缺乏有效、正常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要么接受自己的劳动力逐渐贬值的事实，接受和自己父辈一样逐步萎缩的未来;要么就像一无所有者一样鲁莽地反抗。“向上”走一走是很多富士康年轻人最大、唯一的梦想，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十分抽象，只有一个向上的箭头闪闪发光。

　　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模糊的愿望，也正一天天地被生活磨褪了光泽。流水线上机械化的劳动会让人变得麻木，有位受访人曾这样总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感觉自己又死了一点。其他感觉，什么都没了”。

一双被丢弃在路上的高跟鞋，它差不多就代表了观澜爱美姑娘的整体服装风格：抢眼，艳丽，质量比较一般。

　　无论是小高，杨姐，小梦，还是小磊，他们对富士康员工的感觉都是“差不多”这三个字。穿着差不多的衣服，领着差不多的工资，每个月在差不多的日子没钱，又在差不多的日子有钱;而他们又都会多少提到一两个跳脱了“差不多”的怪人。

　　怪人的定义非常广泛，这其中有些人是真的怪，而另一些人在外界看来或许正常的不得了。杨姐提到的怪人是个不知名的普工，那时杨姐正和其他数十位当天被录用的普工排着队等待审阅。这时候队列中的一个年轻男人突然烦躁起来，他顶撞线长，大声抱怨自己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还“手舞足蹈的，特别激动”。杨姐说她无法理解这个男人的情绪，“就是排队排久一点，人多一点”，而男人也无法理解她和其他工友的情绪，“他说你们怎么待得下去，这里都是封闭着的，窗户都没有”。后来男人走了，杨姐则顺利进入方盒子一般的车间工作。她把这件事总结为“要是他运气好一点到一楼车间工作就不会出事了，一楼有窗户”。

　　小梦提到过一位叫他印象深刻的普工。当时他正跟其他师级干部一起参加自行车越野活动，这位普工不但参加了，而且还拥有一辆准专业级赛车。小梦估摸着那辆车至少要顶普工大半个月收入，这还不算车上的各种高价配件。他觉得那漂亮的车子和黝黑的普工有种说不出的不搭配，这大概是因为越野骑行是一种彻底的娱乐活动，不像IPHONE，至少还是个生活必需品。在采访后期我曾问过几位富士康员工有关越野自行车的事，他们都完全不理解，“又累又花钱，骑那东西干嘛?”

　　除此之外， 小梦还提到了一位真正的“怪人”，那是位喜欢跳舞的普工。小梦用“疯狂”来形容这位舞者，他每天会带着耳机来上班，一边听音乐，一边有规律地扭动身体做出舞蹈姿态。周遭的人会窃窃私语着让出半径一米的圈子，而他照样我行我素。小梦从来没跟这位舞者说过话，可与他同期的所有员工都知道有这么件事儿，还有人专门过来看热闹，“有人说他跳的挺好的”。大概半年后，舞者“变正常了”，他不再跳舞上班，进厂区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默默地低着头。舞者的改变在小梦看来是改邪归正，他说这是“环境的影响”，是“成熟了”。这位前任舞者后来当上了设备管理员，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晋升——他再也没有跳过舞。

　　领奖台

　　提到富士康，“自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连环跳楼事件恐怕是富士康员工这个群体在公众眼中的第一次集中露面，一段时间内人们乐意探讨和窥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一定是生活困窘贫穷。来观澜采访之前，介绍人向我再三强调“他们的问题真不是穷”——富士康的年轻人们面临的并不是经济上的匮乏，而是心灵上的赤贫。

　　富士康厂区里的所有建筑楼顶都围着高达两米的防跳楼铁丝网，据说以前每层楼还都会支棱出去一层“双保险防跳网”，最近跳楼的人少，也就渐渐收起来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于自杀者的故事可讲，而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绝不可能跳楼。小睢当然听说过富士康有人自杀的事儿，他父母对富士康的不满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沸沸扬扬的新闻。而这事儿对于还处在叛逆期里的小睢来说反而有点像是加分项，他还专门去参观了死过人的地方。这位年轻人在采访中强调“我过的可幸福了”，“跳楼的都是神经病”——这与小高他们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会自杀的人是精神出了问题，而不是生活确实把人逼到了那一步。

　　杨姐讲的自杀故事最为生动。她在富士康打工的几个月中曾结识了一位坐她对面的大专毕业生。那位姑娘大概是刚刚入厂的师级员工，正在流水线上熟悉工作。上班没多久，这姑娘的座位就空了，她就是富士康连环跳楼遇难者中的一位。杨姐已经回忆不起这位姑娘的音容笑貌，她只记得姑娘写的一手好字，是个“文化人”。悲剧到底为什么发生，谁都不知道。杨姐只记得姑娘的同事来给她祭扫过，还在她跳楼的坠地点烧香放鞭炮。厂区里有许多这样的地方，老员工都知道“这里死过人”。

　　采访中，受访人们都聊到了死人之后的赔偿问题。据说前几“跳”都获得了富士康六十万元的赔款，甚至有人不是在厂区里跳的、而是在观澜镇上自杀，富士康也在压力之下给予了家属全额补贴。到后来自杀补偿就越来越少，三四十万、十万、八九万。“人都死了，家里人也该拿到一点嘛”，杨姐说起补偿减少的事情有些愤愤不平，“死个人只有几万块，家里肯定不肯的。”据她说现在富士康会要求所有普工在进场时签署一份免责协议，说好“自杀不是富士康的事”，厂子“不想赔下去了嘛”。

　　2012年6月，接二连三发生的跳楼事件终于逼得郭台铭亲自莅临富士康观澜和龙华厂区，据前文提到的那位手机店老板的回忆，郭老板来了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首先是赋予了“员工关爱中心”以更大的权限，这个有些类似学校心理辅导室的部门现在拥有凌驾于大部分机构之上的权限，他们可以随时叫停被认为有碍员工身心健康的事，还可以随时约谈被认为有自杀倾向的员工;其次，鉴于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大部分员工来自河南和湖北等地，员工之间经常是同一个镇子、同一所技校、同一个村庄的老乡旧识，所以富士康请来了这些地区德高望重的老人操着浓郁的乡音开了好几次讲座;讲座内容无非就是教导年轻人生命可贵。而第三项举措则是针对厂区内的书店。自那以后富士康专有的银狐集团接管了厂区内的所有书报亭，所有外来书店的租约被强行终止，据说这是为了“不让他们进一些对员工不好的书”。这些管理措施都主抓“思想道德建设”，无论是做法还是说法，感觉上都有点像是一所关着许多青春期少年的学校。只可惜这里的大部分“学生”永远都无法升入下一个年级，他们只能换一所学校，再接受一遍生命如此可贵的思想品德课。

　　领奖台右边大约五十米的景致。

　　观澜地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随处可见的、修到一半就失去了耐心的柏油路。四车道的正规道路跟淌着泥水的土路毫无隔阂地交替而行，骑自行车的行人一会推着走一会骑着走，拉着手的年轻情侣相互扶着跨过半人深的土坑——人们被这座城镇蓬勃的生命力吸引而来，也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富士康厂区以及靠着厂区吃饭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小社会，他们与外界脱节，却与其他小社会紧密相连，有好几位受访人都提到“到哪里打工认识的人都差不多”。这些普工都玩着腾讯的游戏、用百度搜索着如何打胎和如何信用卡套现、坚信只要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货，日本岛就会沉没。他们接触到的工作全都是细小的零件，让人无法想象几千片这样的零件能够拼出什么东西;而他们自己也是些零件，他们拼成了一台巨大、杂乱、却又异常一致的机械;这架机器的运作要磨损许多零件，但如果想要跳出窠臼、挣脱枷锁，所付出的代价却又实在过于惨重。

　　这里的生活似乎是断裂的，在只能容纳两人错身而过的小巷里，还没来得及上牌子的奔驰越野车与不知第几手的破旧吉利并排放着;本地人的婚礼上新娘子双手带满黄澄澄的金镯子，她的闺蜜们捧着她正在卖的面膜摆出一个心型;而另外一些适婚女孩们则蹲在街边执着地摇晃着手机，需要拍照的时候，她们要尽量选一面干净一点的白墙做背景。富士康的年轻人们最常谈起的一个字是“自由”，他们有时候是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中逃出，有时候是从继承家里小卖部的责任里逃出，也有些是从无所事事的枷锁中挣脱——但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却又再一次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小睢和龙舞都提到“要学点东西才行”，可他们又都觉得“那是以后的事儿”，龙舞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不想谈这么沉重的话题。日子在“以后”二字中越过越远，他们每天都在失去更多、更多的机会。

　　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对于没有太多娱乐选择的富士康年轻人来说，单机游戏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儿。高迪认为CS是单机游戏，他的判断标准是“CS进去不用注册账号”。杨姐在开网吧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一台电脑玩的东西，她默认所有的游戏都应该联网。大部分富士康员工小时候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熟悉单机游戏的渠道与方式，游戏是这一代人最普遍且最便宜的娱乐方式，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会首先考虑腾讯出品的游戏;他们喜欢东方仙侠风格，喜欢快节奏;他们会因为“XX日流过亿”而选择一款新游戏，因为这样的游戏“玩的人多，应该好玩”;他们还会因为搜索“跑男”而下载一堆无关的山寨货。情怀二字对他们而言几乎毫无意义，有一位通过微信找到我的受访人曾经很笃定地说他玩过的游戏我一定没听说过，至少他身边的朋友们没一个人听说过——这款游戏是《石器时代》。

富士康厂报《富士康人》。最后一页就是征友启事。遗憾的是为我提供照片的这位受访人手机实在太差，照片拍的一团模糊。

　　在富士康厂区里开设有许多台湾风格明显的“高档”餐饮店，比如85°C咖啡厅，还有牛排餐厅;这些地方基本是只服务于台湾人的，一般员工甚少踏足。即使如此，大多数台湾人依旧选择靠吃面包度日。“他们觉得这边的米有毒，不干净”，师级员工小梦为我解释，“面包干净一些，有的台湾人一天三顿全吃面包，感觉人都快撑不住了，就这还是不吃我们的饭”。来富士康大陆厂区工作对这些台湾人来说恰似某种服役，他们甚少与大陆地区员工交流，住也住在单独分隔开的高档小区里，每天上下班都有专用大巴车接送。除了不得不呼吸同种空气之外，这些台湾同胞与他们的大陆同事几乎毫无交集，他们也很少主动创造打破隔阂的机会。

　　我向每一位富士康的受访人都提了同样一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见过台湾人么?”，所有普工的回答都是从未见过，而师级干部多数都与台湾员工一同工作过，但多数情况下没说过话。有位师级干部为我描述了台湾人进厂工作时的情景;一般来说车间具体事务是不会有劳台湾员工躬亲的，但那天这位“台干”在需要维修的机器面前跪了下来，嘴里喃喃地说着话，就好像机器能听懂一样。所有大陆干部都在一旁看着，他们又想笑，又不敢，又觉得台干的言行似乎神圣不容侵犯。这位师级干部用“他们”来指代台干，“我们”代表师级大陆员工，“那些人”则指的是普工。

　　小磊见过的最高级别的富士康员工是一位师九级的台湾人;而大陆人中，他只知道有人到达过师六级。有位普工曾经在越过几千人的头顶见到过一眼郭台铭，“跳起来才看得见”，他说，“就看见老板长得有点胖”。

观澜的晚霞，与其他任何地方的一样漂亮。

　　从观澜到深圳机场的路上，司机是一位健谈的年轻人，喜欢打《DOTA传奇》。他说自己跟妻子两人几年前来到了观澜地区，什么都干过，总算是扎下了根。他当然也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候，妻子生病，孩子还小，晚上愁得直揪头发。但即使是那样的日子，他也绝不想进富士康打工，因为他怕自己进去就出不来了。“那就是个盒子，你进盒子里，就成方的了，然后你出来以后没盒子你难受”。他对我的采访十分不屑，“你采访那些人干嘛，他们能说出什么，富士康那些人月初有钱了就打车，月末没钱了走着去上班——他们能问出什么?这你能写出什么嘛?”

　　能写出什么呢?

　　本次采访中，我向所有受访人都提了一个问题，“你看过游戏类媒体吗?”结果，除了领取礼包和激活码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读过任何媒体的“文章”。他们甚至认定游戏媒体就等于给游戏做广告的，听雨就很老练地问我要推销什么游戏，“为了美女，我这就下一个去”。大部分受访人都完全不知道他们有权在发表前过目稿件内容，有几位普工更是明确表示“你随便写，我懒得看”。这像是一个彻底隔绝的、遥远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似乎与外界彻底平行。

　　但所有会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你一定与“他们”碰过面。

　　“他们”就是那个你在随机本里碰到的法师，“他们”就是那位总用免费英雄打中单的队友，“他们”就是CF里跑过去捡枪被狙死的二货，“他们”就是DNF里等在副本门口回疲劳值的白手——他们是玩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无什么不同。游戏大概是我们的社会中所剩下的最后一种消除阶级的方式，最后一种“平等”的起跑线。龙舞在他所在的LOL服务器里有一大堆的好友，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断有人问他要不要带自己打一把。一旦进入游戏，现实里的种种权势和金钱就都被挡在了一层模模糊糊的隔膜之后，就算是叱刹风云的大金主，也还是喜欢鼓吹自己“技术过人”。有本事的人在这个语境当中备受尊敬，这种本事不需要高等教育，却能获得实打实的成就感。

　　即使这样，“他们”依旧下意识地逃避着积累和学习。日常生活已经被装在了盒子之中，如果游戏又是更大的一个盒子，那他们断然难以接受。龙舞知道如果在一个服务器多交点朋友、多混混等级、多练练辅助技术，那么很可能一路冲上去;可他就是懒得。采访中我碰到了两三位WOW玩家，但他们都闷头挖草药或是单排打战场，“打副本还要听指挥，烦得很”。尽管起跑线相同，但他们背负着的东西或许比其他人更多，一生游戏的概念在他们来看绝无可能。游戏里的那一切，包括英雄、大哥、RL、力量、荣耀，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太过于遥远，游戏里的际遇与故事也无法激起他们的感同身受;就像小睢说的那样，“这种事情，想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不会幻想，因为梦想清醒的瞬间过于刺痛，也因为他们无法承担成为“怪人”的代价。

　　到机场了，司机缓慢地向停靠点移动着，我们周遭的一切都阳光灿烂、簇新漂亮、就像是另外一个不需要普工和流水线的世界。司机很好心地帮我提出了行李，然后他站在焦热的太阳底下，犹豫了半晌。

　　“你写出来会发表在哪儿?”他问，“我想看看他们要说什么。”

　　他的话让我十分、十分地开心。

（本文得到新浪游戏频道大力支持，十分感激。高小姐和小梦提供了采访所需的宝贵照片，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