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总理：青年周恩来的留日经历

【破土编者按】今 天是周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于年轻人而言，总理的革命生涯和大无大有或许太过伟岸，以致多少有隔阂之感。我们倒不妨重温总理在青年时期负笈东瀛的所思 所想、所作所为。当时的周恩来，是一个家道中落的贫寒学子，孑然一身前往日本留学，以获取新知，探索救国之路。作为留学生，他背负着学习和生活的重担，一 点也不轻松。但他不仅没有轻易向困难低头，还尽最大努力在东洋学习新知、思考现实，刻苦自励。也正是在日本，周恩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为他后来的革命之 路打下了基础。不管是自我砥砺的毅力，还是胸怀天下的气概，抑或是破旧立新的精神，青年周恩来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7年，年仅 19岁的周恩来由南开学校中学部毕业后，怀着愿“中华腾飞世界”的伟大理想，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夕，写下了这首抒发自己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

周 恩来留学日本，前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主要在一所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为投考官费的正式学校作准备。遗憾的是，他两次入学考试都名落孙 山，于是“返国图他兴”。表面看来，青年周恩来留学日本未能实现他“面壁十年”的初衷和“济世穷”的壮志，然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思想上却经历 了许多艰难和曲折，在他以后的人生旅程上，留下了难以消泯的印迹。可以说，青年周恩来一年多的留日经历，与他紧接着在回国以后参与五四爱国运动，以及赴欧勤工俭学，是奠定他以后革命生涯的最初三步曲。

负笈东瀛，刻苦自励

清 末民初之际，东邻日本是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主要国家。之所以如此，“路近、费省、文同”是一个主要因素。就经费而言，当时赴日本留学，只需留学欧美国 家费用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也因为如此，近代留日学生与欧美留学生往往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大体而言， 欧美留学生多数出身于上层官绅富家和名门望族（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例外），而留日学生则大多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或者是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他们虽 不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但常感受到上层社会的压抑和由小康坠入困顿所带来的耻辱。他们多数无力远赴欧美留学，闯荡东瀛的经济来源是父兄朝不保夕的接济和亲 朋好友的借贷，时常感受到生计的窘迫。周恩来的家庭背景即为典型。周恩来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因为当师爷迁到江苏淮安。到他的父辈时，家庭的经济 景况已经相当衰败。周恩来年仅10岁时，生母和嗣母相继病故，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收入都非常微薄，叔父偏瘫，家庭门面靠幼小的周恩来苦撑。这种艰难的 境遇一直持续到周恩来赴日留学时，仍无大的改观。

1917年9月，周恩来 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负笈东渡。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五所指定的学 校，可以享受官费待遇。周恩来寄希望于考取其中的一所官费。为此，他先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同时兼学一些数理化课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由松本龟次 郎创办，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进行赴日初期的预备教育。该校没有学年制度，以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为一段落。由于入学便利，当时大约有半数以上的中国学生赴日之 初都先在该校学习。

据周恩来的观察，当时留 日学生中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派埋首用功，一派好出风头，一派糊涂混日，此外，尚有少数“持求学济世，以用功为根”的不可多得之士。周恩来虽然没有以后者自 许，但其实际表现正是那不可多得者之一。从周恩来留日时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家庭景况可以说是衰败不堪，“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 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惟有将 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为了节省开支，他搬到一处租金低廉的住处，“每日自作饮食，持废止朝食、不食荤食两主义，每煮豆腐”。 “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为此，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读书报13个半小时，休息和杂事3个半小时，睡眠 7个小时。检阅周恩来的留日日记，当年一位闯荡东瀛，刻苦自励的青年学子形象跃然在目。

读书、观察、思考

从 周恩来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而言，他唯有考上官费，才能维持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为此必须埋头用功，不骛外事，一心一意应付考试。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抱有远 大志向和救国救民理想的青年学子，“家国恨，天下事”时萦心怀，又怎能一味闭门死读书呢？尚在南开读中学时，周恩来就是一名立志高远，身怀大义的活跃分 子。旅日之时，正值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久。对当时中国留日学子而言，日本既是要学习仿效的对象，同时又是自己立志要抵抗的目标。“师夷以制 夷”是那时多数留日学子的心愿。周恩来当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 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并认为“‘知已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 谋国的要道”。为此，他特别留意观察日本的政情民风和日本各阶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并从中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清 末民初之际，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军国民教育无不深有感触，并希图中国效仿，走军国主义之路。受其影响，周恩来在国内时也一度信奉军国主义的 主张，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非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不可。到日本后，通过对日本的实际考察，他很快认识到：“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 的”，“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军国主义在20 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那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同当时中国大多数先进分子一样，周恩来一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

对 是时的周恩来而言，可以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他到日本后不久，在家久病的叔父去世了，“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只恨 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家庭景况的苦闷，加上初到异国的孤寂之感，使他一度想信奉 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

在 学业上，应付考试的压力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常难两全。1918年1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 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然而不久，他又认为：“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 的根本”，“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很显然，在是时周恩来的内心深处，探求真知与应试学习两者之间，前者常常占据主要的位 置。

从周恩来的留日日记中可以看出，如何立身、立志？如何求识、求知？如何救国、救民？是他这个时期萦怀思索的重要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大 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 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名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是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一个“新”青年的新年愿望

1918年2月11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就立下了自己新的一年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求 新，趋新，破旧立新，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行为准则。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受“进步观念”的影响很大，认为人类社会是进步的，自然界的一切是 进化的，所以新的东西就是好的。当他们学习西方文化时，最感兴趣的是当时西方社会所流行的新思想新学问。青年周恩来也不例外。他曾写信给美国留学的南开同 学冯文潜：“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在日记中他也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 情。”“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2月11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 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在 “趋新意识”的主导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组织和创办了一大批以“新”字冠名的团体和刊物。当时留日学界有一个叫“新中学会”的团体。该会以在日本的南开学 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其宗旨为“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周恩来参加了这一组织。入会的那天，他发表演说：“我 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他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 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

在 这个时期，青年周恩来颇为自己对“新思想”、“新学问”、“新事情”的信仰而振奋，但这些“新”的憧憬究竟是什么？对他来说，一时还相当模糊。“我但期望 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这种尚无清晰目标的求索，表明是时的周恩来还处于茫然彷徨之中。尽管如此，他对 自己的前途和追求非常充满信心。

当 时新中学会实行的是会员集体生活制。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会员们搬到一起集体居住，所有日常生活如烧饭、做菜、采买、清洁、看 门等工作均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的现款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支用。他们认为这种集体生活是创造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当时日本正流行“新村主义”运 动，新中学会自然难免受其影响。

邂逅十月革命：一个革命青年的启蒙

这个时期的日本，政治上 虽仍属专制，但在思想界，却不失为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纷纷引入日本，为中国留日学生接触西方思想文化提供了一块“中介地”。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是“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的。周恩来到日本留学不久，俄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周恩来最初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 但没有给以太多的关注。到次年4月的一天，他在一家日本书店偶然从一本名为《露西亚研究》的刊物上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使他对十月革 命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凭记忆写下了八百多字的内容摘要和感想。他认识到俄国“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 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此后，周恩来开始接触马 克思主义，他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著作。当然，由于 受到日语阅读能力的限制，这种接触还相当粗浅，而且他当时所接触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等思潮。当时他对这些思 潮尚缺乏清晰的辨别能力。尽管如此，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启蒙则无疑义。1918年 10月20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表达了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后的感想。

由于周恩来立志高远，兴 趣广泛，无形中分散了他应试投考的精力。加之在此期间，留日学界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满腔热血的青年周恩来很难埋首书 斋，不骛外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两次应考官费都未被录取。这自然令他十分懊丧。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日本这一年半的光阴并没有浪 费。他在离日回国前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正是怀着对那姣妍的一点光明的期盼，周恩来于五四前夕满怀欣慰地告了日本。此时的周恩来，犹如他自己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即将到来的革命时势正迎接着他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