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之父被“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嗎？

杨继绳又得獎了！曾坦言“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者，繼2013年以《墓碑》拿到美國海耶克圖書獎5萬美元獎金後，去年（2015）11月又被遙遠的國度獎賞20萬瑞典克朗。此次外力對他的加持，顯肇因於近年有心人楊松林奮筆寫出《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萬》及孙经先《還歷史以真相——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查證了《墓碑》中大量的錯、假後，使“胡思乱写”的杨继绳面對質疑陷入“不回應”、“不理采”，不再“發表文章，對批判作出回答”的退窘局面。於是，性喜打造異教文明原罪的白種基督徒鍥而不捨再為其搭臺造勢，“大饑荒是中國人最大的集體創傷之一，楊繼繩獲得史迪格‧拉森獎是因為他作為記者以強大的堅持和勇氣敢於挖掘歷史，講出真相。”洋教士強心針一打，他滿嘴“3600萬飢魂”的告解遂脫口而出：

 

“我是懷著悲哀的心情在這裡受獎的。我為3600萬中國餓殍而悲哀，我為這一人類悲劇發生五十多年後還被掩蓋而悲哀，我為因揭露這場悲劇的人們受到壓制、攻擊、誣衊的現象而悲哀！

 

從1958年到1962年，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情況下，在氣候正常的年景，因當年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過錯，數以千萬計中國人因飢餓而死。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種多樣，餓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國古代有殘酷的‘凌遲處死’，將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萬剮’。這是從人體外部開始剮割，餓死是對人體內部的‘千刀萬剮’。當年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的中國農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為3400-4000 千卡。這些能量是從食物中攝取的。按當年官方統計，中國農民平均口糧定量為每天0.35 斤大米（沒有油，沒有肉等副食品），可發出熱量618 千卡。實際上農民是很少見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 千卡，每天就虧空2782-3382 千卡。人體的能量入不敷出時，首先動用體內儲存的‘糖原’。體內存儲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產生的熱量不夠一天基礎代謝（即維持生命最低的代謝）的能量需要。接著就消耗體內的脂肪。消耗脂肪會產生大量的酮酸，可能發生代謝性酸中毒。沒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畢後就分解體內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質，從而身體乾瘦，臟器萎縮。人體內的各種酶、激素和抗體都是蛋白質，或是以蛋白質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體沒有了，人體就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時間因人而異，大概有一個月左右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非常殘酷、非常痛苦的，相當於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

 

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下降，在一段時間內飢餓反射極度強烈。由於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飢餓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達數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

 

我，作為一名職業記者，作為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如果迴避親身經歷的這一重大悲劇，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3600萬飢魂。何況我的父親也是在這場饑荒中餓死的，我怎能昧著良心對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視而不見？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下決心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為此，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到十多個省的檔案館看了大量的檔案，訪問了上百位大饑荒的親歷者。

 

2008 年，我寫的《墓碑》在香港出版。這部書沒有虛構，沒有誇張，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據。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我因此書而險遭不測，也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記錄中國大饑荒這段痛史，不僅僅是出於我個人人道主義的良知，更是為了保存民族的記憶。一個不敢面對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有可能使民族和國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寫這段歷史，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評委會給《墓碑》授獎，體現了評委會的人道關懷。在我結束講話的時候，讓我們一起為3600萬餓死的農民默哀！（全體起立，默哀五秒鐘○）我為此表示衷心地感謝！這是對中國餓殍遠離萬里的默哀，是遲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關懷超越了時間，超越了國界。超越時空的人道關懷，是地球村和諧共處的必要條件。”

 

阿們！什麼3600萬炎黃子孫從人體內部被“凌遲處死”的聳人聽聞也只有這個“胡思乱想”的罪人才想得出來吧！“評委會給《墓碑》授獎，體現了評委會的人道關懷”云云，說穿了是犒賞為中華民族搭起的火刑架加油添薪者的“堅持和勇氣”而已。一再宣稱寫書意欲：

 

“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者已涉嫌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第二項“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且因“與境外機構、組織……相勾結，實施本章……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罪” ，應“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從重處罰。” （刑法第106條）這種漢奸、罪犯在斯德哥爾摩潑向中華民族的髒水我們是不接受的，正如前揭孙经先所指出：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很可惡也很可恥，聲言“我的父親也是在這場饑荒中餓死”者，就涉嫌把七十老父的壽終正寢解释为人體內部的“千刀萬剮”，我們來看看這個為Money不惜胡思乱写者如何妝扮自己父親“被餓死”，杨继绳在《墓碑》前言寫道：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

 

一再得到外部勢力獎賞者所描繪家鄉的一片死寂：“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自是大饑荒才有的景象，然而從“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的敘述裡，可知整個湾里村子只有杨继绳的父亲不幸餓死，但這顯然與連榆树皮都被刨光的悽慘背景難以調和，為何“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而你杨继绳的故鄉連树皮都被刨光卻只見你七十老父一人被餓死？

 

其實從“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二十華里路“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告知楊父“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就知村民還是有體力、有活動力，不是那麼一片死寂的，甚至有否饑餓也讓人起疑，不然，如何走二十華里的路？又如何把半路上的楊父抬回家？還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

 

楊說其“没有力气去刨树皮”的父親“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卻能走路“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這不是很奇怪嗎？而“饿得没办法”不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止饑，卻要走遠路“买点盐冲水喝”？不是“水缸里连水也没有”嗎！且“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怎麼還會有錢买点盐？如真有錢應是想辦法買糧食而不是無法飽肚的鹽巴。

 

杨继绳信誓旦旦：“這部書沒有虛構，沒有誇張，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據”，並義正詞嚴：“記錄中國大饑荒這段痛史，不僅僅是出於我個人人道主義的良知，更是為了保存民族的記憶”，但你杨继绳對自己回家救父的記憶就是不可靠的，試看他2013年5月29日晚在紐約獲頒海耶克圖書獎後的座談說詞：

 

“後來我才知道，三斤米放在家裏，我父親根本吃不上，那時在農村是很珍貴的米。所以我父親餓的更厲害了。快死了。他跟我們村子的人說，不要告訴孩子，我告訴他，他還拿米回來怎麼辦呢？等我死了以後再告訴他。”

 

對照《墓碑》的白紙黑字：

 

“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顯然已記憶錯亂，稀饭既親送床边而不能下咽，何謂“後來我才知道，三斤米放在家裏，我父親根本吃不上”？依前說楊帶三斤米回家，面對“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的老父，竟連米都還沒下鍋馬上就趕回學校去，請問這是那門子“個人人道主義的良知”？“不要告訴孩子，我告訴他，他還拿米回來怎麼辦呢”的情節在現實世界又是何等離奇！這對父子是怎麼了？顯然，後說較符常情，但為何鉛印五年後口白卻變了調？顯見带米煮稀送床之說是刻意編造的，杨继绳忘了蒙田〈談說謊〉中的警句：“說謊家必須要有好記憶”。

 

儘管杨继绳把誇張、虛構自己父親被“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的布幔搭到洋人為埋葬中華文明所準備的火刑架場子，但經吾人從穿幫處稍微一掀，“3600萬中國餓殍”的真假已盡入眼簾。對照前揭諸多不合理情節，“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楊父，無論是“根本吃不上”或“已经不能下咽”，最後七十高壽而去，系餓得吃不下？還是衰病得滴水難進！“我的父親也是在這場饑荒中餓死的”，顯然是“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者，配合《墓碑》“极大的欺骗性”，“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所泡製的大特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