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主

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主

暂时无派

谈到“民主”，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民主是一种制度，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里，按照人人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公共事物的一种管理体制。广义的民主则可以扩展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理念。但无论是狭义的理解还是广义的理解，民主都应该包含三个基本原则：平等和广泛参与的原则、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和少数人妥协的原则；对其中任何一个原则的偏离，都不是完全的民主。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权进入文明状态的起码标志。因为这个原因，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政权愿意公开说自己是反对民主的。但是，民主又是一个很具争议的概念，它不仅在理论上被人们解释得混乱不堪，而且在具体实行上也是毁誉参半的。它在被一些人当作无所不能的良药四处布施的时候，也被另外一些人当作危害健康的毒品而唯恐避之不及；它在为一些国家和社会带来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给另外一些国家和社会带来连年的动荡和战乱。若干年前，有个叫俞可平的人写了一篇名字很“接地气”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虽然在标题中将民主称为“好东西”，这位先生在文章中对民主还是很“一分为二”的。

那么，民主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呢？其实，民主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尽管都是用的“民主”这样一个字眼，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功能的政治概念的共用名。人们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常常是在将对立的两个东西混在一起谈论的，其中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不同，而另一些人则是心里完全清楚却故意装糊涂。我这里所说的不同，不是传统语境上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不是现在时髦的“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不同；我这里要讨论的，是两种功能针锋相对的“民主”。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抽象出来，这两种对立的“民主”都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的基本特点。

第一种民主，我将之称为建设性民主。顾名思义，这种民主对于实行民主的主体来说，是旨在维护其团体成员的利益、集思广益、凝聚力量和促进其事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政权，这样的民主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防止管理人员的腐败。一个建设性民主应该包含一般民主的所有三个基本原则。过去有首老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里面有句歌词是“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我相信，当时人们唱这首歌时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对于那时“敌后根据地”的人民来说，共产党实行的民主确实给他们带了很多的好处；同时，这种“好处”也给共产党最终打下天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同样的例子也可见于西方大多数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不管你怎么批评它们民主的有限性和虚伪性，它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其维护政权的稳定和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确实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如此看来，建设性民主的确是一个“好东西”。

第二种民主，我称之为破坏性民主。顾名思义，这种民主是用来对付对手的，是旨在用非武装手段破坏对手的社会秩序、扰乱其人心的稳定性和质疑其政权合法性的。一个破坏性民主也会包含一般民主的某些特点，比如，它也包含平等和广泛参与的原则、也会有多数人决定的要求，但没有取得决定权的一方一般不太会遵守类似“愿赌服输”这样的游戏规则，而是会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死磕”特点。破坏性民主既可以见于竞争性或敌对性的国与国之间，也可见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这样的例子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如当年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开展的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为内容的民主运动，“反面”的如近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等地频频得手并在中国跃跃欲试的“颜色革命”。毋庸置疑，破坏性民主对被破坏一方来说，应该是一个“坏东西”。

很显然，谈论一个的民主的好与坏，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不同的社会，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体制也应该不同。在甲地或甲体制下的建设性民主，到了乙地或乙体制下就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南橘北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不同，常常会被某些人刻意地模糊或干脆加以否认，他们会将自己的建设性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强加于并不适于（或暂时不适于）这样的民主制度的对手，从而达到“不战以屈人之兵”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民主大潮面前，民主的真空地带是很难存留的。任何一个社会，除非它彻底与世隔绝，否则，被民主的潮流所冲击和裹挟是迟早的事。常见的情形是，建设性民主和破坏性民主总是以一种此消彼长的形式存在着，一个国家或社会自己的建设性民主被削弱，破坏性民主就会来填补它的空白。因此，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想巩固自己的力量或政权，就必须尽力扩大自己的建设性民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抵消对手对自己施行的破坏性民主。

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会有什么发现呢？站在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立场上，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建设性民主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代表不同社会群体、政治经济集团和阶级利益的对社会整体稳定性带有破坏性的民主却暗流涌动。我相信，我这个观点大概不会被“主流”舆论承认，但却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与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民主诉求的人产生共鸣。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总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样的，一个社会的建设性民主，也应该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共识。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在绝大多数时期，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这些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建设性民主（如果我们假定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的话），从本质上讲也只能代表它的统治阶级内部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全社会多数人的意志。但这种表象的“多数”和本质的少数，与该社会民主的建设性并不冲突，因为这样的民主起到了稳定其政权和维护其阶级利益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尽管有人进一步地将其细化为“权贵资产阶级”、“民营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但就整体而言，它们的阶级本质应该是一致的，进而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应该是一致的。既然如此，这个阶级的内部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建设性的民主机制呢？为什么我们看到相当部分最渴求民主的人恰恰是代表着国际资本利益的买办文人和代表“民营资本”的小资知识精英呢？答案是，这是由“中国特色”决定的。

对于“中国特色”，无论是将其后面修饰的主语叫做“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影响我们对其本质的分析。“中国特色”的最基本的特色，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羊头，卖狗肉”是出于一种经济人的思考，即在将革命的成果转化为少数人的个人财富时可以达到成本最小化。但到了今天，当这些少数人终于成长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一部分或者是对“狗肉”抱有纯情或者是怀有其它目的的人，遵循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规律，决定开始为“狗肉”正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社会形态，因此，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民主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一种理直气壮的政治制度。他们对于那种“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遮遮掩掩的伪君子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愤怒。这些人是“普世价值”的热心的传销商。与之相反，留恋“羊头”的人却一边对失去的经济基础痛心疾首，一边在坚守着虚幻的上层建筑。他们咬定宪法和执政党党章里的某些条款，执拗地坚持着在现实中早已不存在的“人民民主”。其中有的人在探索着一条自己当家作主的独立的民主道路，有的则为了能让自己的“羊头”不至于为喜欢“狗肉”的执政者过于反感而创造出了“大众民主”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建设性民主。来自两方面的声音，听起来似乎都有某种情真意切的成份，似乎都好像是为了中国美好的明天提出的建设性的呼唤。但是，执政者一点都不傻，他们清楚地知道，接受其中任何一种主张，对他们都是一种审判和清算，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将前一种主张称为“邪路”，而将后一种主张称为“老路”，并郑重其事地表示：两条路，他们都不会走。于是，他们睁开一只警惕的眼睛，将“维稳”的力量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与此同时，闭上另一只眼睛，将自己调整到一种似睡非睡的梦境，喃喃自语着若干个“自信”，希望在这样的状态下实现某种“常态”。

由此可见，在“特色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建设性民主。如前所述，缺乏了建设性的民主，破坏性的民主必然会来填补民主的真空，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一些人哀叹改革失去“共识”的原因，也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混乱的根源。令人忧心的是，当今中国两种主要的破坏性民主的取向是截然相反的，它们代表着愈加对抗的两大阶级的意志，正在将中国社会生生地撕裂，将社会意识形态向两端拉开。

中国，越来越面临着新的两种命运的选择，这种选择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将变得更加紧迫。也许，在这个选择面前，我们很难只做一个旁观者。

（责任编辑：柳实,置顶：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