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岀了个毛泽东

(二)1975年9月18日，张爱萍同志曾要情报所刘毅民同志从外国报刊上查找一下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的个人谈话摘报。9月21日，刘毅民同志向张爱萍同志的秘书电话报告了从《纽约时报》上查到的四篇文章的题目和主要内容。9月22日，张爱萍同志在这个电话记录上批示：“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的个人谈话摘报，如无就算了，以后如有请送我。切勿他传。这几篇如己译出，请(送)我，未译岀就算了”(上述四篇文章均未译岀，张爱萍同志未要)。(注：除括号内未译岀等除外，均是所新党委因不服张爱萍施压而加进去的；另外，刘毅民组织人员加班加点译成了中文，其中有把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没有直译，但作了说明。所谓未译岀是伪造。张爱萍同志未要；更是张着眼说瞎话，看看张爱萍的手谕，这就是张爱萍们的德性)。11月底，恽仁祥同志将这件事报告了陶鲁笳等科委领导。12月底陶鲁笳同志向恽仁祥转告了中央领导同的指示：你们不要管这事，也不要再扩散。但恽仁祥同志于1976年2月23日又写报告给科委党委并报毛主席党中央，并诬称“张爱萍搞这一阴谋活动绝非孤立的，张爱萍背后还有人”；3月6日，恽仁祥同志在党组会议上还谎称“军委领导指示对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的材料问题，要进行揭发”；3月22日，他贴出了《请全所同志深思的问题》的大字报，将张爱萍同志9月22日的批示篡改为“这些都要，请译出送我”。(注：这一段内容张爱萍、刘毅民们作了精心篡改。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1975年11月底，一位参加搜集材料的英文翻译在我办公室门口遇上我，他问我：刘毅民召集他们从进口书刊搜集我中央领导的材料，说是张主任要的，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事？我答：不知道。他就走了，他走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国防部成立情报所，有严令禁止搜集科技以外而涉及政治方面的情报的规定。我当即打电话给陶鲁笳同志，我说有个问题，不便在电话里讲，得当面汇报。他让我立即去，去后，陈彬同志也在座。我把英文翻译讲的两句话几乎一字不漏地作了汇报。陶说：张主任搜集中央领导的才料常委不知道，搜集了干什么？我答：不知道。陈也说：他为什么搜集、想搜集什么内容？我答：不知道。三个人就这么捉摸了20來分钟，不知所以然。陈彬同志最后对我说：你是不是把这事写一下？我答：就那么两句话，写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能写。第二天，陶打电话给我说：他把这事报告了中央领导同志即李先念，中央领导指示别管它。他重复讲了两遍。后来党组讨论中央关于社会上攻击中央领导的谣言等的文件时，钱学森同志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上丁某突然揭发张爱萍布置他们搜集中央领导的材料问。我当即打断了他的发言，并把陶鲁笳同志电话中讲的内容公开给他们讲了。结果丁某不服，当即离开会场，给科委政治部打电话。刘毅民见状沒有掲发几句就转为讨论中央文件。后来丁某贴了长篇大字报，批评我打断他揭发问题，但较详细介绍了张爱萍要他们搜集材料的细节，刘毅民把这张大字报全文登在我们所上报的《揭批“四人帮”简报》，成了本人现在掌握的刘毅民等在这个问题的重要犯罪证据。前述丁某离开会场到办公室给科委政治部打电话。第二天一上班，科委办公室电话通知所党组全体人员去科委小会议室。去后，陶、陈等四位常委在座。陶说：你们丁某某同志，昨天下午给政治部打电话揭发张主任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问题，政治部领导同志告诉了我，所以把你们都找来，这件事常委不知道，由张主任个人负责。接着他把电话中对我讲的话重复讲了两遍，补充了一句话：你们回去也别议论此事了。就这天晚上，刘毅民开夜车写揭发材料，于第二天一上班由丁某背了党组上报。这些内容前述《揭批‘四人帮’简报》都有记载。可能是不久周总理逝世，大家忙于悼念活动，紧接着是春节。我本以为这事算结束了，拖到1976年2月23日，陶鲁笳同志通知我立即去科委。去后陈彬同志和陶的秘书在座。他把刘毅民写的揭发材料先让我看一下，其中包括前述刘毅民向张爱萍报告的电话记录原件。这我才知道刘毅民不接授中央领导关于“不要管他”的指示，而写了揭发材料。陶说：那次找你们党组全体成员谈了以后，刘毅民于第二天就报来这份揭发材料，找你来，想一道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件事。他想听听我的意见。这可能是这事发生在我们所，而我当时主持工作，才找我商讨。我说：我原来知道的那两句话，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而看了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在，问题的性质也较清楚，我看沒有别的办法，上报；谁敢把这些材料压在自己手里。他们都赞同我的意见。但可能只有刘毅民揭发而缺旁证。所以他们要我写个旁证材料。但我缺经验，答应写了，当时抄一些刘毅民揭发的内容，因知道报中央，所以写了被刘毅民等可乘之机的台头：科委党委并报毛主席党中央。但他们再玩花招，没有本事编造岀我能拿岀刘毅民揭发岀的物证和如何组织搜集等具体情节，怎么也编造不岀是我揭发的。所以，他们也不敢说怎么上报、中央谁批的。科委把刘毅民揭发材料上报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科委领导派人当面向刘毅民作了传达，本人在座旁听。科委给中央的报告把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和丁某某写的材料作为附件。而全文与我恽某毫不相干。所以张爱萍、刘毅民对我栽赃，企图证明“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这一他们捏造的“罪状”，只能是徒劳的。张爱萍指使常勇、刘毅民等人蓄意制造的对陶、李、恽三同志进行的栽赃、诬陷、政治迫害，确实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共产党内竟岀了这伙品质败坏的“高级干部”，还能不腐败。常勇、刘毅民等人都靠这种恶劣行为官升几级，常勇还升为科委政治部主任。可以设想，如果确实是我揭发的，我怎么会知道张爱萍给刘毅民打电话的内容及刘向他汇报和张的手谕？退一万步讲，人证物证俱在，我揭发这事怕什么？张爱萍非法搜集毛主席等的黑材料，人证、物证俱在，我都不敢承认是我揭发的，我还称得上党和人民培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吗？但我不能容忍刘毅民之流当张爱萍挨批时就落井下石，当张爱萍翻案大搞打击报复时就栽赃给旁人。我在《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文，介绍了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有可能是朱老总逝世后，科委已调查了这事，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我行动上执行了李先念的“指示”，但认为他的“指示”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而他当时是中央指定他负责处理张爱萍的问题。因此，我担心他不秉公处理此案，而直接给毛主席写了揭发信，这是我由生以来唯一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我当时的情况有把握送到毛主席手里。所以才有张爱萍迫害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何炜同志告诫他们：恽仁祥的情况，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批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谁倒霉。但可能是唐山地震，以及接着毛主席去世，毛主席的批示沒有向下传达，至今不知具体内容，但从何炜同志的讲话分柝，毛主席支持了我的意见。幸好沒有公开传达下来，我少了一条“致命罪状”。 不幸的是罗瑞卿这位保卫了毛主席一辈子的同志，在中央把“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定性为“天大的冤案”后，张爱萍横行霸道对抗中央决定。把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气得表示：等他去德国看病回来，他亲自来处理科委的问题。实在太遗憾了，沒想到他在德国离开了人世。如果他来处理，我会坚决主张追究张爱萍等人的法律责任。后来我向总政控告张爱萍，总政的同志说：你知道，总政无权处理此事，只能把材料转有关部门；老同志受委屈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并扶了我的双肩热情地送岀大门。我控告到中央，一无下文。从此案，朋友们好好研究一下“以法治国”的真实含义。毛主席去世后，谁还能打破传承了千年的“大官间官官相护”这个封建社会的“光荣传统”？)。

1976年4月14日，恽仁祥在科委召开的机关揭批所谓“右倾翻案风”中型会个人发言(发言稿恽仁祥起草后交所党组讨论通过)说“他们(指张爱萍)搜集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共计8至9篇。内容十分反动和恶毒。”并无中生有地捏造说“这就证明了张爱萍干的这一勾当，是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干的，是邓小平翻案集团搞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完全证明了邓小平搞翻案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阴谋活动”。(注：其中括号内的内容也是新党委不服张爱萍的压力而加的。我还得补充介绍：这次会议，科委要求各单位起码有一个发言，发言稿必须经党委审核。刘毅民要我起个草稿，交给刘毅民他反复作了修改，并经所政治部领导作了修改，最后刘毅民召集党组会议审查，刘毅第一个发言完全赞同。这有党组会议记录在案，新党委是查了会议记录加的括号内的内容)。

1976年4月14日晚，陶鲁笳主持下召开的所谓撤销张爱萍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国防科委党委常会上，恽仁祥同志说(恽列席了这次会议)：“张爱萍的态度很坏，不认输，对常委的领导很不好”，“七机部那么多人上天安门(广场)是同批邓相联系的，张爱萍同样也有这个问题，对他采取措施有利于科委的领导”。(注：这天下午，科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揭批张爱萍，会议安排由常委委员揭批张爱萍。忘了是哪一位常委沒有讲几句，刘毅民抢过话筒揭发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这个问题一揭开，正个会场就炸了锅。因当时正传达中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不少同志轰起来要在场的常委表态：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沒有一个常委表态，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到晚上7点多不欢而散。就在晚饭后，常委开会，作岀了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的决定。另一事件虽同本文无关，但还是这件事。椐参加会议的同志介绍，约1976年4月前后，科委和七机部张爱萍给常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批张情况，当时邓还工作而在座。当常委汇报到张爱萍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时，江青同志动了感情而发了脾气。后来张爱萍把这定为‘大闹政治局’，迫害有关常委同志”。)。

以上事实说明：恽仁祥同志在所谓“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

中共情报所党委(盖章)

198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