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陈永苗 不管是社会主义理想，还是改革理想，在特权官僚的领导下，都被虚无，推到遥遥无期的彼岸，此岸留给人民的，是专制和腐败，这二者是一个整体，文革专制多腐败限于高层，改革专制略少腐败全面蔓延，是一个总数不变或者上升的过程。单纯结果来看，文革强化了极权的黑暗，而改革同样延续，颈上的扼换成“高科技”的。 从意图来看，文革与改革，都有一个象征彼岸自由与富裕的人物，在人民心中若有若无的毛泽东与虚拟的邓小平，来对党和官僚进行打击和遏制。可是他们同时是专制官僚的总后台，总司令。就像封建时代的皇帝，与官僚阶层又合作，又斗争，可以打击豪强，同时使好强的总后台。 1945年7月初，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50〕此时谁都跑得没有毛泽东快，然而此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跑得比他还快的，至少是在主观上。 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文革浪漫派回到毛泽东的象征意义，社会主义理想，与改革原教旨主义，回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同样是失败的。从封建皇帝，到邓小平，从来没有成功。 皇帝，毛泽东或邓小平，可能站在人民一边，更可能站在官僚阶层一边，在双方对这种符号资源的争夺中，官僚阶层有压倒性优势。也就是一旦人民打起这个牌，获得更大利益的官僚阶层，而不是人民。按照官僚阶层的牌理出牌，肯定玩不过他，只会输得很惨。例如毛泽东好像非常站在人民一边，可是当诉诸于毛泽东这个符号，更有利于官僚阶层，只有形左才足以霸占权力，可以实右，把权力转化为金钱。即使诉诸于毛泽东再次爆发了革命，那么也会想上一次那样，由新毛马上图穷匕见，转化为新邓。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我一直想对文革浪漫派说的是，用毛泽东这个牌子打邓小平，同样为邓小平所利用。实质意义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个镜子的两个面。我一直想对改革原教旨主义说的是，邓小平这个牌子打毛泽东，同样为毛泽东所利用。 毛泽东有足够的弹性来容纳邓小平，邓小平同样是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的表达。即使可以用毛泽东重来一次，那么将来也必须会重现邓小平，出现腐败。毛泽东在战争中出来来的绝大权威，谁都没有改变，连他自己。再来一个毛泽东，又何用？在很难再出现一个新毛泽东的中国，鼓吹一个毛泽东式政治，根本就缺乏首要条件：世间再无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图，在文革浪漫派看来，可以是美好的，但是连毛泽东都没有实现，那么谁还敢重来一次呢？ 如此说来，我必须揭露文革浪漫派心中的狂妄和僭越，他们心中隐隐约约自诩，自己是毛泽东。这种狂妄和僭越，根本没受到压制，即使让文革浪漫派上台，他们只会吓搞，连毛泽东的后更脚跟的碰不到。 当我表达了这个观点，我就可以对邓小平不置一词，因为改革还是邓小平小手在毛泽东的大手中搞，邓小平躲在毛泽东的影子里面，并且把毛泽东处理为影子，这样展开改革的。从文革到改革，二者是政治逻辑是一致的。邓小平并没有骗我们，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可是我们不听他的真话，自己欺骗自己，不顾残酷的现实。 不管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还是邓小平时代的权威主义，有一个根本前提，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无所不在强化。那就是思考一切出路，必须在一个原则之上思考，而这个原则是不容任何质疑的。错误总是别人造成的，自己总是正确的，即使一段时间错误，改正了又是正确的。而是觉得道义就在他身上。拒绝法律，也拒绝高于他们的东西，觉得天理道义就是他们，就在他们身上。这一点被当作绝对律令：是所有人政治思考的前提。总而言之，从来不会考虑到，自己就是万恶之首，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革命一成功，他们自己就成为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的独裁者。人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享受别人的自我克制，另一方面为自己缺乏自我克制而得意。贝卡利亚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束缚他人的契约没有束缚自己，每一个人乐意成为全部世界的中心。 在毛泽东那里，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对立。对此，我心存感激。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如此对皇帝、主权政党和官僚从来没有如此，把他们当作潜在和实在的敌人。这种不顾一切做实验，实现理想的精神，把毛泽东强化到一种化身和象征意义，因此成为民众的神话。这一种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义。几千年以来，底层的最强烈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而这种最深层震撼，可以与只有基督福音传进来，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敌基督者。 当然我并不因为如此，就把毛泽东从这种统治者通知与被统治者的古老矛盾中拯救出来，从罪恶中捞出来洗干净。毛泽东还是沉沦在这种罪里面，但是他试图反抗。就像尼采还是沉沦在西方新而上学的伟大传统中，但是他试图反抗。这种反抗，令我感激，他的失败，令我扼腕，他的残暴，让我痛恨。 为什么要坚持“形左”。就是为了掠夺，没有专政的主权，到那里掠夺？官僚权贵不仅要掠夺财产，还要掠夺人民的名义。例如石油涨价，要说了人民。官僚权贵不会放弃专政的主权。而且要有各种美好的理由掩盖，强化专政的主权。所以不要青红皂白述说美好的理由，例如改革理想，先要看看，这种美好的理由，到底是为了真正的美好，还是为了邪恶。 1949是一场克拉玛依大火，而改革是在找出口。可是出口已经被领导改革的专制者，腐烂臃肿的身躯堵住。而改革这个意识形态，只是越加恶化这种情形。官僚权贵就是癌症，乃国弱民穷之源也，大国举起的绊脚石。一切的出路，都被挡住。救中国，必须亡专制。 卢森堡对列宁质问过，如何防止革命政党腐败，这种质问不绝如缕。这样的质问有两种指向，一种是为了完善，另外一种是根本性质疑和摧毁。如果堕落是必然的，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挽救的，还有就是原来的路本来就可以改革，不必要这样走极端，那就可以否定掉社会主义极权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必须从1949猪圈的诅咒中走出来，必须删除1949，恢复1911。这么说来，当经历无苦难和无数代价之后，完善之路根本就是错误的，改良并不是对1949年的改良，而是对1911的恢复。终结军政训政，恢复宪政。所以文革浪漫主义的左倾完善肯定是错的。必须有根本的质疑，而且必须排除意识形态对质疑的干扰。 |
子_云: 1、必须对几个月前称邓为“同志”、现在又改变说法，这样一个变化的理由说清楚。不能对高层说点偏左的话就像张宏良一样兴奋，对郭松民，就更不能了，特别是自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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