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启示录

一元：中国革命启示录

------毛泽东主义之历史渊源及历史背景

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史记》一书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发生“国人暴动”的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题记

【序：历史的呼唤】

中国历史的确切记录诞生于一场革命。革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循环往复两千余年。革命基因嵌入中华文化，，不知道是否是上天给予中国人民的一种眷顾，使得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历史中英雄豪杰辈出，优秀人物灿若星河，历史典故俯拾皆是，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已经升华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必然就不了解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特点是世界文化中的独特的现象。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璀璨的宝库，这座宝库充满着人类的艰辛与拼搏、智慧和力量！

东西方原始氏族部落时期和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形态都差不多，比如长老议事、公推选举与贵族共和、领地分封等等。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共和议政。公推选举制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的夏朝后被世袭制取代，而在欧洲的奴隶社会时期却得到一定形式的保留和发展。中国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诸侯会盟议政的形式随着秦帝国的统一而消失，世界上最早的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由此产生。中央集权为中华文明的整合与传承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力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传承至今的主要根源，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唯一的幸存文明，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经毁于战火，湮没于历史。但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十分强大，尤其是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一直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都是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尽量避免商业过分发达损害农业，造成饥荒。任何新的生产萌芽都面临中央集权政治体系本能抑制，因此这种封建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成为扼杀新兴生产方式的主要力量。

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形成时间早，与秦通过军事战争消灭六国，建立强大的皇权分不开。在这个中央集权体系的内部，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这样的结果就是有远见有智慧的人物控制了皇权，国家将取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旦遇上昏庸无能之人控制了皇权，必然给国家带来灾难和灭亡。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中央集权的抗争，其实是极少有胜利的，都是历史的筛选后剩下的最智慧最有能力的人物才能成功。成功的革命都是对整个中央集权体系完全打碎之后的重建，用一个新的中央集权体系去代替旧的体系，形成中国历史特有的王朝战争循环更替，胜利者主导中华文明继续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中央集权体系，导致了王朝更新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自下而上的农民战争摧毁了一切的贵族阶层和生产结构，导致中国大地上的封建统治被刷新重来，就像电脑硬盘的格式化，土地重新分配，人口重新调整，统治重新开始。跟着革命的旧体系的不满者在新体系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虽然这种战争能力在古代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使得其他民族和国家无法危害我中华文明存亡，然而对中华文明的社会进步发展而言，危害是明显的，每隔几百年的系统重装式的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技术积累随着人口的大量死亡而消失，生产力水平几千年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踏步，而战争能力也在宋代开始之后走下坡路，中华文明两度被少数民族通过战争主导，最终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于近代彻底败于西方欧美文明。

欧洲古代文明因为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因此纷纷被战争摧毁。但有失必有得，欧洲奴隶贵族共和的政治形式在欧洲向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为有平民参与的贵族议会制度，形成贵族和王权的博弈。尽管当时的欧洲同样也有世袭制，但是必须获得议会认可，一但双方发生利益冲突，贵族常常会发动上层革命政变，重新推选国王，通常情况都是新国王踩着前国王的尸体接受王权，这导致欧洲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相当缓慢，半奴隶制半封建制历史十分漫长，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后都还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和王权的博弈也导致欧洲封建生产关系松散，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能肆意扩张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使得欧洲形成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历史非常短暂，使得欧洲很快就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尽管欧洲的封建领主也“重农抑商”但几乎没有对新兴生产关系产生任何强制性力量压制，一些商人通过贸易或者组织雇佣工人生产迅速的成为富有的资本家，尽管一段时期这些资本家也受到封建贵族和市民的歧视，但这种歧视并没有能阻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成为新兴贵族，并进入议会政治，参与国家权力，资产阶级的民主由此逐步发展起来，欧洲文明开始逐渐超越东方文明。

历史是公平的，会给不同的人民以眷顾。当世界历史推进到17世纪中期的时候，欧亚大陆的两端的两个小地区几乎同时爆发了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性行动：满清入关攻占大明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这两地革命行动的政治性质差异导致国家方向出现颠覆性的发展，从此，中华文明开始了三百多年的逐渐衰落，而欧洲文明开始了三百多年的的逐步强盛。至此，中华文明陷入晚清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余年一大变局’时期,苦苦挣扎。17世纪对于东西方文明是一个分水岭。中央集权政治终于显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而贵族共和政治终于开始显示了它的历史优势。然而认识这两种政治管理形式带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结果，竟然需要我们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能发现，因此这两种人类主要的政治管理形式都是不可荒废的宝贵资源，都需要我们人类社会去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分别形成议会民主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就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其典型特点就是资产阶级内部议会共和，对外集权抗争，将议会制和集权制充分的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性力量。尤其经过20世纪两次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争霸战争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超国家的国际垄断阶段，资产阶级的横向联合大大加深，已经出现专门协调超越国家范畴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之间的协商机制（如共济会等)，那么，一个超越国家范畴的资产阶级国际垄断集团下的中央集权力量也就会在酝酿中，在目前公开的报道中将这种力量称为“影子政府”。

17世纪到19世纪这三百年的逐渐衰落使中国已经濒临分裂，但是优秀的文化必然会孕育优秀的人才纷纷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最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农民革命战争实践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并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人民共和是消灭了剥削的多数人的民主政治，相对于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的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和皇权专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次飞跃。尤其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连少数的精英民主都没有过。新中国建立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经过过渡期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权力被剥夺，跨入了多数人的人民民主阶段。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很不甘心，于是试图联合起来夺取民主权力，精英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博弈最终全面爆发，导致了毛泽东1966年推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问世时间短暂，因此是人类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成熟的一种民主制度，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人民民主很快就被中共党内的精英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和剥削制度是相连的，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被培育成长，新兴党外精英必然要追求与党内精英平等的政治权力，也就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向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发展，东西方的政治文明必然会走向同一，这样的历史规律是无法违背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资产阶级‘精英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派’都已经不愿意再这样被‘特色民主派’骑在身上，分别都在积蓄力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都已经在酝酿，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前夜。如何准确把握中国面临的这种社会形势，需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也需要多角度的认识和分析，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那么从中国漫长的革命历史中来认识当下的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古代中国革命启示】

中国古代的革命运动，这里主要是指封建社会阶段，其形式、人物、过程和结局的复杂多样和曲折回环，令人叹为观止，蔚为壮观。从贵族到流氓、将军到乞丐都在中华大地的革命舞台上亮过相，有昂眉吐气也有折戟成沙，构成我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生生不息！

中国古代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改朝换代，实现皇权更替，但革命的起始动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种是皇权的争夺，这种革命主要来自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比如“王莽篡汉”建立的新；“陈桥兵变”建立的宋等等。这种革命多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也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连进步性都比较小，因此这里不进行分析。第二种是有政治意识的个人在现实中却没有政治出路，因此谋反。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唐末的黄巢和清末的洪秀全。这类人物的特点就是具有政治抱负，但是由于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地位低贱被歧视，或者是屡试不第，因此无法进入统治阶级的队伍中施展才华。但是他们大多都具有谋略，也会选择时机，因此一旦发动革命，往往是规模巨大，牵连甚广，旷日持久，对统治阶级的打击是致命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期的开始。第三种是阶级压迫所造成的生存危机，真正的官逼民反。比较典型的人物有陈胜、吴广和朱元璋、李自成等。古代历史中，这种官逼民反的情况最多，历朝历代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大多规模比较小，官府也比较容易镇压，但必然也有规模宏大，斗争时间很长直至夺取政权的。

中央集权体系是一个权力单向辐射体系，自上而下的权力贯通，而几乎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通道。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进入这个政治体系只能从中央选拔官员的方式中产生，不管是世袭制、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本质上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选取权力的继承者，一般的平民家庭子弟极难进入。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工农子女极难考出好成绩。底层平民的政治地位固化，绝大多数人失去政治上的上升通道，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就只有一条路，革命造反。但是中国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有政治抱负的人还有一种机会，就是帮助朝廷镇压造反者，通过镇压造反者，也能快速的爬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三国时期的曹操，孙坚，刘备，清末的左宗堂都是这么上来的。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给不同阶层的人都提供了政治机会，不管是选择革命，还是镇压革命都成为古代政治人物角逐的历史舞台，革命也是政治野心家最期盼的历史运动。中央集权体系下给予普通人物进入政治权力体系的政治通道太少，就整个科举历史中只有10万人左右的学子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平均每年不过六七十人，尽管在科举制外官府增添了别的入仕途径，但依然是少数人的机会。有不少具有政治抱负的底层人物进不了体系内就选择了和体系对抗造反。宋代有个典型人物张元，由于仕途不畅远走西夏与宋为敌，给宋朝带来巨大的战争损失。宋代的落第者甚至夸张到了用造反的方式来获取朝廷的招安做官，形成一个书生造反入仕的奇特现象。用朱熹的话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动不动便鼓噪作闹，以相迫胁，非盗贼而何？”这些政治失落者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运动频繁发生，而且革命运动爆发后常常就会规模宏大，持续时间漫长，斗争十分残酷，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性巨大。

古代中央集权体系下社会的政治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差。古代中国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新兴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底层，尚能体恤民情，具有主动的领悟“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智慧，会主动减轻阶级压迫，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一旦新兴贵族官僚的二代三代N代接管集权体系之后，下层平民能进入集权体系人员逐渐减少，最后几乎停滞流动，集权体系几乎没有了更新活力，这种主动的政治智慧和觉悟就丧失了，底层百姓就会面临残酷的阶级压迫，为了生存只有革命造反，王朝末期就来临了，社会进入最不稳定时期。中央集权体系的特殊性导致了他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的政治能力和智慧，也就是通常说的“人治”能力。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政治能力普通，统治阶级对百姓的盘剥没有调控能力，常常导致阶级压迫过度，造成官逼民反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般而言减轻剥削的方式主要通过统治阶级轻徭薄赋，而无法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减轻阶级剥削。因此一旦王朝赋税加重，必然出现农民革命，尤其是如果再有天灾出现荒年，饿殍遍地，那么大规模的推翻中央集权体系的革命战争必然出现。古代中国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几乎没有政治通道向上层统治阶级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只能依靠上层统治阶级主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施舍。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由于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的政治信息传递，很难有民间自下而上的政治信息传递形成沟通。封建等级中的‘君为臣纲’导致了即便有极少数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到上层，皇权的独断，导致上层贵族中也没有可以能与皇权博弈争锋的能力和机制。凡是那些试图与皇权博弈，为民伸冤的贵族官员常常下场惨淡，人头落地是常有的事。因此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系下的社会稳定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统治阶级上层，而不是下层百姓。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施舍一旦消失，整个中央集权体系的腐败就会加速，腐败同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大大加深，而上层统治者越是希望依靠军队暴力维持稳定，就越是加速了社会崩溃。

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造反，是一个低生产力水平下的革命。中央集权体系的结构也对革命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局限，由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农民阶级无法进步，大多数的农民革命只能依靠迷信和宗教思想的宣扬来组织人员。尽管农民革命中出现过不少的比如“均贫富，等贵贱”之类要求平等共富的进步口号，但是却找不到实现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农民革命最后也只能用一个新的封建集权体系代替旧的封建集权体系，剥削和压迫始终存在，形成一个特有的循环更替现象，而无法打破这种革命的周期率，无法形成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制度，也无法产生一种和平的政权更替结构。古代中央集权体系也束缚了地主阶级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也极大地制约了地主阶级的进化，无法提升成为进步文明的阶级。缺少贵族共和议政制约的中央集权体系致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阶级都无法获得进步，是中国近代之后落后于欧洲文明的主要政治根源；频繁的形成王朝更替的农民革命战争，既使得大量含有手工业者在内人口死亡，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封建中央集权体系的强化，进一步限制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欧洲文明的主要历史根源。那种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责任全部归罪与满清是完全错误的，相反的是满清中央集权体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了非常成熟稳定阶段。正是这种非常成熟的封建中央集权体系使得中国即便承受了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近百年的侵略战争，却依然没有彻底衰落反而逐步走出历史低谷，重新走上强盛之路。

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两大动因中，底层人民被阶级压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处境，这个是主要原因；具有政治觉悟的个人没有政治出路，这个是次要原因。这两个动因如果是单独的起作用，那么王朝尚可以平衡与调和，还有机会弥补，而王朝如果同时遇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革命，改朝换代就不可避免。

【近代中国革命启示】

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幅度最高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最黑暗的时期，更是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期。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优越性通过他们的战争能力完全暴露无遗，热兵器和冷兵器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物质文明的巨大差距极大的震撼了中国上下各个阶层。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救亡图存，保家卫国，民族独立！

近代中国的革命具有多重任务，产生了多种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废除帝制和人民共和。在第一个废除帝制的革命阶段中，既有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末期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也有人民自发反抗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民族革命——义和团运动，还有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皇权专制争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第二个人民共和的革命阶段中，既有北洋军阀主导下的民国乱政，也有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还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爆发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近代中国人民在国内外反动政治势力联合压迫下，中国人民奋勇反抗的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自发的革命运动，也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制度的最后一次挣扎，试图通过重建王朝达到封建社会的延续，但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终结时提前出现的一曲挽歌。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不是对满清王朝和殖民主义列强的打击，也不是提出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特点的政策制度，而是客观造成腐朽的满清贵族不得不让比较先进的汉族地主官僚逐渐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一部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官僚开始主导国家经济发展方向，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期的张之洞等，这些汉族地主官僚在地方上积极开展“洋务运动”，成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参与和鼓动者，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晚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培育新兴资产阶级客观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前翻起的最后一朵农民运动浪花，也是东方的封建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近代中国的最后一次较量，同时也是清王朝中央集权体系解体失控的标志性事件。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王朝腐败的军队就已经无法保卫国家，随着列强通过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将殖民统治特权渗入满清政府的政权体系，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就已经逐步走向瓦解。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清王朝的八旗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结果更是标志着清王朝组建的新兴国家军队也同样不具有保卫国家的能力，维护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军事基础完全被瓦解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内忧外患推动了满清的洋务运动出现，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大门，最终推动了上层实施了短命的“维新变法”。由此满清内部出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维新派”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派”之间的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入侵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被剥削被压迫程度，民间出现了自发盲目的反抗西方文化的义和团组织，而基督教会是当时渗透中国最广的西方文化代表，于是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攻击目标，尽管落后文明反抗先进文明是徒劳的是盲目的，但是具有民族正义性的。由于西方列强支持“维新派”，上层“保守派”和民间义和团结合起来共同打击“维新派”和西方势力。“保守派”的腐朽性和愚蠢性暴露无遗：国家军队都无法击败列强，却寄希望于一群盲目自发的民间武装。结果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义和团被“保守派”反手镇压出卖，而以张之洞为首的南方诸省搞“东南互保”，不服从中央号令，不与列强冲突。甚至已经秘密协商一旦清皇室成员遇害，将推举李鸿章为总统接管国家政权，这意味着满清政府的国家管理和组织能力基本丧失，就此满清的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名存实亡。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阶级政治意识自觉主导产生的一次革命。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满清封建统治绝望之后的一种选择。从武昌起义向前追溯到孙中山领导的1895年的广州起义，资产阶级革命者共计发动了20余次一定规模的武装起义，大多数的起义规模小，人员普遍年轻，且大多都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这些起义给予当时的中上层统治者的震动是巨大的。这些青年才俊原本是清王朝统治的继承者，然而他们却选择了推翻这个王朝的革命道路，当一个政治体系后继无人，众叛亲离的时候，灭亡就是必然了。辛亥革命与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出现了比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先进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自觉主导着这场革命的方向，是为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重建一个皇权国家。

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新兴资产阶级，本质上来说是从满清中上层统治者中分化出来的一大批爱国的健康力量，他们选择了与旧有的封建统治体制决裂。但是他们的利益基础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寻找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人民支持，也不具有发动底层人民参加革命的能力。因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精英式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新精英对封建贵族旧精英的革命，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影响十分微弱。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本身是比较微弱的，却最终能够瓦解掉清王朝的统治，与太平天国以来的人民反抗运动早已摧毁了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体系有莫大的关系。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基石早已破碎，辛亥革命只是在这个基石上猛推了一把，整个封建统治的大厦顷刻崩溃。资产阶级精英瓦解了帝制，但是贵族旧精英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些旧精英不会轻易放弃封建特权，纷纷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所以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距离资产阶级的共和还很遥远。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虽然结束了一个中央封建皇权，但封建旧精英形成了更多的地方封建皇权性质的军阀，国家被分裂。新兴资产阶级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完成资产阶级共和下的国家统一，毕竟弄垮一个国家与统一一个国家相比较难度系数不是同一个级别。

辛亥革命以及之前的中国革命，主要是宗教政治、会党政治和社团政治的形式组织发动的。这些形式的组织都具有封建帮会的特点，在封建时期成功的革命运动中最终还是只能是用一个新的中央集权体系取代另一个旧的中央集权体系。孙中山虽然是受西式教育出身，但是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核心却完全没有领悟到。他想要用资产阶级共和取代帝制，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共和的核心组织力量——资产阶级政党，一直是以封建帮会性质的社团政治的形式从事革命运动，这样的结果就是皇权被推翻，国家却成了一盘散沙。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8月才主要由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至此中国的革命历史才算是实质性的进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中国近代历史在辛亥革命后废除帝制进入民国时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革命原本应该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却逐渐的走向人民共和，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突变。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脱胎于封建体系内，发展时间短，因此政治力量既分散又弱小，一直都没有进入政党政治这一成熟的阶段，直到民国建立后，才组建了中国国民党。由于刚组建的国民党的组织体系混乱，人员复杂，也处于政党政治幼年阶段，内部意见分歧巨大，无法形成共同协商并统一执行的机制，加上北洋军阀的暗中破坏，导致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能够有力的与北洋军阀斗争。孙中山在处理宋教仁被刺杀事件中力主北伐袁世凯，在没有形成国民党内部一致的政治意见基础上，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意志之上强行推动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导致国民党和北洋政府分裂，同时还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分裂，最终导致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此后中华民国进入了北洋乱政时期。在这期间，发生了袁世凯复辟、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等事件，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法整合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始终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处境，政治前景黯淡，民国时期北洋乱政的起初十年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个失去的十年，是孙中山革命理论匮乏，长期不注重政党组织建设产生的恶果。而这十年中，世界革命形势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经过苏俄革命的成功实践，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自此中国革命的大道上跑出了一驾新马车：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近代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比苏俄早一步，因此列宁对孙中山是比较尊重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在苏俄召开的关于讨论支持中国革命的大会上同时悬挂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他尤其欣赏英美宪政民主模式。而英美当时是资本主义强国，具有漫长的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共和协商的传统，而中国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已经有两千多年几乎没有这样的政治历史习惯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历史基础上的，而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和欧美完全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性、影响力与欧美资产阶级完全不具有可比性，这就导致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却并没有推翻封建制度，民主共和的制度形式成为封建军阀手里的玩具，民国共和最终成为泡影。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爆发了资产阶级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中的武装起义主要力量却是俄国工人武装，造成了一个俄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资产阶级政府和苏维埃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列宁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论证俄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统一了党内认识，迅速组织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阶级武装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府。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短暂，力量薄弱，导致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依靠地方军阀的力量打击破坏民国共和的北洋军阀，但是常常以失败结束。这一局面直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和中共合作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才逐渐改观。

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革命取得的成果有巨大的差别。俄国后来居上，反而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首先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与俄国相比较都十分微弱，在1905年代，俄国工人阶级的罢工人数就已经达到了300万人，而同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全部也只有60万人左右，同期中国人口是俄国人口的2.5倍，就可知道相对应的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有多么弱小。革命力量的阶级基础弱小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长期失败的根源。其次就是俄国革命的成功是俄国革命者学习西方最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当时只有孙中山糅合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模糊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和进步本身对政治组织的引导和建设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中俄革命产生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主要革命力量在政党政治组织上不成熟，不注重纪律和纯洁性建设，而俄国的政党政治组织在列宁领导下要成熟许多。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二月革命获得俄社会民主党(布)领导的工人阶级武装的支援，形成一股强大的联合力量，也为后来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孤立松散群体的斗争，他们脱离人民，完全没有与工人阶级的联合，也不可能主动发动工人阶级，缺少与各个阶层群体的联合斗争，内部常常出现意见分歧无法统一，反而常被军阀利用。

民国早期的十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和平安宁，没有给中国带来独立和强大，反而带来了封建军阀混战，列强为了培植自己的利益代理更加重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各个层次的控制，人民所受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深重。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挽救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选择其他道路，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历史条件，走共产主义道路拯救中国也就成为有着民族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民国初期十年，虽然在政治上是乱政，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却获得快速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919年前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超过了200万人，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开始独立的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政治未来发展增加了一股生猛的力量，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苏俄的十月革命胜利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也带来巨大的震动，更是给了他莫大的希望，于是在1922年接受了苏俄的援助和建议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名党，在共产党帮助下于1924年召开国民党一大，由此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自己的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国民党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党应有的纪律严明的革命组织体系，第一次独立地领导着当时革命的进步力量展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苏俄由于是一个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需要国际力量的认可，因此极力支持中国革命力量，在物质和经费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了重要帮助，尤其是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最大，对国民革命军击败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近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落后的农业国家人民革命的必然规律。封建皇权及其残余势力既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主要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农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薄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封建旧势力反革命力量庞大，这就迫使原本两个对立的阶级出现了历史上奇特的联合斗争现象。苏俄反抗沙皇的人民革命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在1917年俄国2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资产阶级改良派孟什维克派和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达成妥协并联合起来，推翻了沙皇，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府。两个政府并立，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联合的一个政治形势。因此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初期政治理念不同并没有影响到双方的合作，主要有一个反帝反封建这个双方都认同的政治纲领基础；其次是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分裂干涉导致中国的反革命力量是巨大的，对于当时弱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国民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共产党都是单方难以应付的敌人，因此自身的弱小和敌人的强大迫使代表当时革命进步力量的双方都需要联合；其三当时国共双方都受到苏俄革命的影响和支持，在苏俄的联络下双方合作也就具有了可实践的操作性。其四帝国主义国家看不起当时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国民党，不屑于与之合作，孙中山曾经数次写信给英美政府首脑邀请支持中国革命，但都石沉大海，被列强拒绝。而国内大地主大资本家又深受列强影响，也同样不会选择孙中山弱小的国民党一边。这就迫使孙中山站到了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具有了被迫反帝的革命进步性，国民党与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共同唱出了北伐军歌“打倒列强，除军阀”！

代表两个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双方既有合作的必然性也有分裂的必然性。两个不同阶级基础的政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革命形势的迅猛扩张，双方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双方在不同阶级基础的力量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共产党在城市中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在农村组织农会打击土豪劣绅发动农民运动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国民革命快速的打开革命局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两个对立阶级的革命联合力量弱小的时候，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相比较是次要矛盾，因此可以妥协和调和，当革命的联合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内部的阶级矛盾就会逐渐取代外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越来越尖锐和不可调和。俄国的1917年2月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走势就是一个典型。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排挤和剥夺无产阶级在这个政府中的任何权力，继续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将工人武装送上前线做炮灰，想尽一切办法绞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布尔什维克被全面镇压的危急时刻，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历史规律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同样起作用。当国民革命在国共努力合作，消灭了广东地方军阀，形成了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洋军阀发动统一战争的大好形势下，力量的扩张导致了国民党内开始了派系分裂，同时也导致了国共双方阶级力量对抗冲突。国民党内有不少的中下层军官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共产党搞农民运动的地区，尤其是对地主家庭没有一个革命家庭与非革命家庭的区别对待，农民运动政策上的失误导致了国民革命军中部分地主家庭出身的将士前方打仗，后方家庭被革命的现象出现，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期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导火索，加速了阶级联合的分裂。

中国1924年后的国民革命形势十分相似1917